徐根初的个人著作

历史与文学既有联系，又各有千秋。历史注重于实际，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文学则更注重于素养，有更高的观赏价值。

1、《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
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2、《山海经》——中国第一部神话集。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
3、《离骚》——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
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4、《春秋》——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5、《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6、《汉书》——中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诗经
百度百科——山海经
百度百科——离骚
百度百科——春秋
百度百科——史记
百度百科——汉书

中国和平发展与军事力量的提升
战争发展或是和平发展，是古往今来大国发展的两种模式、两条道路。世界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告诉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是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和对外战略的正确选择，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对外大政方针，符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我们的真诚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原则主张，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
首先，和平发展，是基于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向来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追求和平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理念。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理念发育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早在殷商时代，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和谐”这一中华文明重要夹着取向的具体体现。
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近代西方舰炮外交相反的是，郑和和他的船队，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确立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在对待与邻国有争议的岛屿、领海、海洋权益问题上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胡锦涛主席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这些都是中国“和合”文化基因的具体表现。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穷兵默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很难找到共鸣。
其次，和平发展，是我们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深刻反思而作出的慎重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曾有过数次变革图强的历史机遇，但都因为外敌入侵或内部战乱而丧失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和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和平安宁的外部和内部条件。
而近20多年来中国能迅速发展也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197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4%。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们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得益于我们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抓住难得的和平建设机遇，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对21世纪初的和平发展机遇倍加珍视，把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作为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来加以维护。
第三，和平发展，是我们基于对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利益关系认知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利益关联性日趋紧密，国与国之间在许多重大战略利益上相互依存，需要相互合作，各国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需要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在这个背景下，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源，通过做大蛋糕，谋求双赢、多赢成为一种更好的发展模式。一味地争资源、拼市场，通过牺牲别人利益来求得发展，最终也难以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发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内通过改革创新，释放了中国发展的潜能，对外通过积极开放，主动、和平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国外吸纳了先进的科技成果，有益经验和其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彰显了“做大蛋糕”的良好效应。
显然，中国的发展不会以战争的方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发展是能够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的，中国的发展完全可以成为人类的福祉。
二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近些年，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军事变革，军事力量有了一些发展。这种发展不但不会冲击和平发展战略，而且是确保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特别是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需要中国适度地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对中华民族来说，不是一时的政治诉求和一般的政治选择，而是千百年来华夏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是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沃土之中的民族情感，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心理和基本价值观。台湾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中国的一般利益、局部利益，而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就象当年美国联邦不能同意南方邦联的分裂一样，中国人民也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对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但是，台湾当局却为了一己私利，不断地挑起台独事端。对于象陈水扁这样不负责任、没有诚信的“台独”分子和政客，中国就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牢牢地将台湾控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
二是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特别是履行中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责任，需要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经济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市场的方式和平地从世界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障。中国人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关切。
当前，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趋于复杂。一些非传统的安全因素，如海盗和地区冲突等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据国际海事局统计，2004年，马六甲海峡就发生了37起海盗袭击事件。中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都要经由海洋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事关中国经济命脉。加强国际军事合作，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愿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需要中国具有自己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相适应的军事能力。
三是应对恐怖主义的长期威胁，也需要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当代恐怖主义的盛行并不偶然，它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平衡发展必然产物。2001年的“9·11”事件，使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之一震。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有资料表明，目前在境外针对中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就有数十个之多，在中国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数目也有相当规模。近年来，在海外多次发生针对中国人和中国目标的恐怖暴力事件。
对于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美国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指出，多边合作是医治反恐战略无所作为的一剂良方。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应对全球恐怖主义，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中国适度地发展军事力量，是中国反恐怖主义的需要，也是进行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需要。
当前，中国的军事能力与维护和平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与世界上的军事强国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相比存在着“代差”。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才能不扩大差距。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稀缺的资源去与西方军事强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
三
中国军事力量建设始终秉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建设信息化的军队，构建信息化的国防，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义务。中国国防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中国国防现代化达到何种程度，我们都将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作为我们的基本国防政策，将是军事力量建设长期遵循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虽然我们多次调整军事战略，但始终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战略主要是：
第一，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始终恪守维护和平的政治使命。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国家的政治目的是主导军事力量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把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中国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首先提出并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秉持求同存异、友好合作的原则。中国的这种国家政治追求，决定了中国军队是一支自卫性的武装力量，是一支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力量。中国希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职能和使命，中国军事力量的政治属性将始终是自卫性的。
第二，中国军事力量的基本结构功能始终是防御性的。中国军队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陆军为主体的、适应国土防卫作战需要的基本力量结构。这种力量形态的形成，取决于中国军队抵御外来入侵的、维护国内稳定的使命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军事力量建设仍然走的是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子，坚持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国防投入水平，逐步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2005年国防经费支出预算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的7.43%，这个比例低于世界主要国家国防经费支出所占比重（美国是17.8%，法国是11.4%，德国9.25%）。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中国军队正在加快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军队的科技含量也有提高，也发展了一些进攻性手段，军兵种力量结构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主要是应对“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的危险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军队防御性的基本结构功能。
第三，中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将始终注重遏制战争。无论中国军队怎么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军事力量的使用都将坚持控制危机、遏制战争、确保和平的基本原则。根据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的作用，适度灵活地运用军事手段，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中国有句俗话，拿起枪杆子就是为了不使用枪杆子。中国发展核力量，是为了打破核讹诈、核垄断，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有限度地发展空间力量和远海能力，是考虑到遏制战争比打赢战争要求是高，需要有打赢战争的实力，根本目的在于和平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是为了不用，是力量均衡的需要。即使战争不可避免，我们也将坚持后发制人，做到政治上有理、有利、有节，战略上“不打第一枪”。
资本主义从16世纪开始发端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这500年中，世界真正已经进入现代化的人口也没有超过15亿。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决心将一个有着13到15亿人口的大国，带入一个总体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的发展将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作者：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