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苏轼李白三个人的精神追求有什么不同

李白刘禹锡苏轼三人相同点及不同点~

首先从唐诗和宋词的风格来看，唐诗的气度更加豪放，而宋词则显得更加闲淡，这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分不开的，李白生在盛唐时期，他是空前绝后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就像是天马行空，常人很难想象，其中流露出的少许仙气就足以让常人仰望了，而且他的诗歌之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不羁的性格，所以被称为诗仙。而苏轼则是出生在宋朝，宋朝时期各种文体的形式都有着发展，诗这种形式已经不可能超越唐诗了，所以另辟蹊径，开发出了宋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苏东坡则是宋词的巅峰。
两人虽然都是奇人，但是李白的奇在于他的诗歌的意向高远，不似凡间，色彩斑斓，缤纷壮丽，有着超越现实的气度，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潇洒自由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就像是烈酒一样。而苏轼最大的奇在于无论什么处境都能有着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能够用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态度来对待。所以说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高下之说，各有所爱罢了，但是这两个人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少了谁，中国的 传统 文化 都是失色不少。

刘禹锡、李白和苏轼共同特点如下：
1. 他们都出生于一个伟大的朝代，唐朝对于刘禹锡和李白来说，宋朝对于苏轼来说。
2. 他们都才华横溢，光芒熠熠生辉。
3. 他们都在政治上经历过挫折，并不算一帆风顺。
4. 他们的性格都比较豪放洒脱。
除此以外，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李白被称为诗仙，诗风飘逸、雄奇、奔放、俊逸，而刘禹锡和苏轼的诗风则偏向于豪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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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所谓自信和豁达，与其说是一种天性，不如说是一种选择。

01
大唐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

那一年，他21岁。

中举的士子们到大慈恩寺题诗留名，站在刘禹锡前面的青年，身形瘦削，他在题诗后留下自己的名字：柳宗元。

刘禹锡上前打招呼：“我乃中山靖王之后……”

没错，这就是刘禹锡的开场白，跟几百年前的刘备是一样的。

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了好朋友。

264年后，大宋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拿起一份试卷交给阅卷官员传阅，众人纷纷称赞：这是妥妥的状元之才。

欧阳修捻须思索， 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如果这文章是他所写，我作为主考官，给他定为第一……

为了避嫌，欧阳修大笔一挥，评了第二名。

结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四川来的瓜娃子苏轼。

那一年，他20岁。

苏轼在文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和副考官梅尧臣感叹其中文采，却不知道这几句话出自何处。

等到苏轼前来谒谢，欧、梅二人就提出疑问，结果苏轼回答：“何必知道出处！”（潜台词是：是我临时编的）。

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他预言说：“此子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刘禹锡，还是苏轼，他们都应该前程远大。

但是，在命运给予的礼物背后，都暗中标好了价格，那些闪耀着光彩的人物，必然要经历艰辛磨难。

所以《大学》里说：

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02
大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登基，史称唐顺宗。

顺宗皇帝身残志坚，虽然卧床，但仍然重用自己的老师王叔文、王伾，他们连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发起一场革新。

这场革新像极了千百年后的“戊戌变法”，前后只进行了140多天。

在推行变法时，因为触动藩镇、宦官集团利益，顺宗皇帝被逼禅位给太子李纯，推行革新的官员全部被贬谪。

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这件事，史称“永贞革新”，也叫“二王八司马”事件。

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经历过丧母、丧父之痛的苏轼上书谈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这让王安石有些恼怒，于是苏轼请求离京任职，任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之后，苏轼给宋神宗上谢奏表，生性耿直的他就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很明显，这话里话外，有那么一点不满和牢骚，此时变法的领头人已经由王安石变成了宋神宗本人，所以苏轼这句话就成了“嘲讽时政”，加上他之前写过的一些诗，很快，苏轼就被逮到了御史台。

御史台里种满了柏树，上面经常栖息着乌鸦，所以御史台又叫“乌台”。

而苏轼这一次因言获罪，就称“乌台诗案”。

最终，在朝中大臣，甚至太皇太后出面劝阻下，苏轼被贬到黄州。

03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妻子去世，朝中旧朋无人联系，心绪低落的他就写下《江雪》这样的悲曲：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凄冷之意，迫面而来。

相较于柳宗元的悲观，刘禹锡就豁达了很多，即使到了悲秋的季节，他还能写下不一样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短短28字，却一扫文人“伤春悲秋”的习性，足足振奋世人1200多年。

刘禹锡将这首诗寄给柳宗元，安慰柳宗元：朋友们，开心一点，人间不值得。

或许正是在刘禹锡的鼓励下，柳宗元放下悲愁，开始寄情山水，于是他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永州八记”。

与刘禹锡的豁达从容相似，苏轼到了黄州，因为被贬谪，职位“有名无实”，他甚至没有俸禄。

黄州太守很崇拜苏轼，于是将黄州东郊的一片荒地划给他，用以耕种自给。

从此，苏轼就有了另一个名字：东坡。

在黄州第二年，朋友们来东郊看望苏轼，大家认为东郊土地瘦瘠，不如去沙湖那边，土壤肥沃，众人一起往沙湖去，结果在路上下起了雨，冒雨前行的苏轼就写下了《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的豁达与从容。

苏轼一生，被贬谪的时候多，但无论何种境况，他总能乐天安命。

有人说他的豁达是一种天性，但这种豁达，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

反正人生之中，总会遭遇风风雨雨，凄惨落魄是一生，豁达从容也是一生，怎么过，都是一种选择。

04
大唐元和九年（815年），被贬谪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收到朝廷的诏书：回京。

回到了长安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非常开心，两人结伴去游玄都观，观中桃花盛开，刘禹锡一高兴，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样的诗，多少有些“膨胀”，所谓“刘郎去后栽”，分明是在影射什么，有的人读了诗，很不开心，于是上奏，接着刘禹锡以及和他一起观花的“诸君子”就收到了新的安排：

刘禹锡被贬播州，柳宗元被贬柳州。

当时播州路远，柳宗元担心刘禹锡随身侍候的80岁老母亲难以忍受颠簸，于是提出要和刘禹锡更换被贬地。

后来，在其他好友的帮助下，刘禹锡被贬地改到了连州。

这件事，被韩愈写在了柳宗元的墓志铭上，这就是柳宗元“以柳易播”的往事。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南下，在衡阳分别时，柳宗元写下一首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希望年老时，咱们能住在一起，做一对“邻居翁”。

遗憾的是，越是美好的愿望越是不会实现，这就是人生。

衡阳一别之后，下一次相见，还在衡阳，只是刘禹锡母亲去世，他扶灵至衡阳，同时收到了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

柳宗元将自己的文稿以及子女，全部托付给刘禹锡。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大宋时的苏轼，也在遭遇着坎坷，来到黄州第三年，他的乳母去世，正在悲戚之时，却发现窗外有乌鸦衔着纸钱。

原来已经是清明，内心悲痛的苏轼以泪和墨，写下了书法史上有名的《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

后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大家想起漂流在外的苏轼，于是召他回京，结果在议论朝政时，苏轼又表示：王公变法，其实也没有那么坏。

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这样的做法， 苏轼既让变法派排挤，又不被保守派接受。

继续流放吧。

你看，豁达的人也会遭遇痛苦折磨，但或许也是因为这些痛苦，才让他们更加坚定选择了继续豁达。

05
大唐长庆四年（824年），时年52岁的刘禹锡赴任和州，对于他这种被贬官员，在地方官员眼里，从来都是“落毛凤凰不如鸡”。

于是，到了任地，原本应该给予的三厢套房的配置就变成了一间僻静的小屋。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禹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在困难的环境下，依旧不忘自己乐观的心，这样的事，也就刘禹锡能做到了。

同样，大宋时的苏轼被贬谪到岭南惠州，彼时的岭南，多烟瘴毒气，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苏轼还乐呵呵写下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传回朝中，当朝大臣一看，都这样了，还活得这么滋润，再贬吧。

这一次，时年62岁的苏轼被贬海南儋州。

据说，在宋朝，流放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低一等的惩罚。

但到了海南，苏轼还是乐天安命，他在本地建立学堂，亲自教学生，在他的教育下，海南出了第一个进士。

06
大唐宝历二年（826年），已经54岁的刘禹锡接到诏令，赶回洛阳。

归途中，经过扬州，在这里，从苏州赶回洛阳的白居易设宴等待着刘禹锡。

诗豪与诗魔在扬州相见。

同样是经历浮沉的两人无尽感慨，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23年的外放生活何等艰辛啊，太不容易了。

结果刘禹锡回赠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再回首，不过是一生浮沉，也没啥可说，暂凭杯酒长精神。

4年后，刘禹锡回到长安，他一个人又去了玄都观，这一次，身边再没有柳宗元陪伴，他又写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岁月荣枯，我老刘又回来了。

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在北归途中，经过常州，苏轼去世，享年65岁。

在去世前一个月，苏轼曾写过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一生有哪些功业？无非都在被贬谪途中。

可是，因为他的豪放，那些被贬谪的往事，也成了最美丽的回忆。摘 要 在李白的一生中，“侠”字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是侠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在吸收了胡文化的精髓后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在刚健之气与尚武观念的影响下，侠士的数量激增，游侠之风甚至成为唐代社会普遍的风气。文人士大夫也热情讴歌侠客精神，塑造英俊威武的侠士形象。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是，李白任侠精神的内核并非单纯描绘客观的侠士形象，进而追求理想的人生状态；而是以自我内蕴的人格作为基点，将任侠精神上升为用世态度，最终寻求一条特殊的入仕之路。

关键词 李白；任侠精神；用世态度

隋唐时期，中原文化与胡文化相结合，刚健尚武的思想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侠文化大盛于世，咏侠诗歌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咏侠诗题材广泛，气魄不凡，且深受文人热爱。卢照邻、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都曾创作过咏侠主题的作品。在这其中，尤以李白诗歌中所展现的任侠精神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盛唐之社会风气。李白的任侠精神之内核有三点特殊之处：其一，任侠是李白自我内蕴人格的真实写照；其二，李白将任侠精神上升为用世之态度；其三，李白的任侠具备极强的家国情怀。这三个方面相互交融影响，使任侠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也使李白成为侠客精神的践行者。

一、李白的自我人格——现实中的“侠”
李白有着“诗仙”之称，其作品往往带有飘逸灵动的仙气，杜甫称李白为“谪仙人”，正体现出李白性格中的豪放洒脱，不拘尘俗。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李白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侠气。与一般文人士大夫不同的是，李白是一个真正的侠客[1]。唐代诗人刘全白为李白作《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在其中说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这表明，自少年时代开始，李白的任侠之气就成了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李白的成长过程中，勤学苦读、增长文化知识从来不是他唯一重视的事情，在“观百家”之外，是李白高深的武学造诣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受陇西文化影响的李白成了“文武不殊途”的全才。

在李白所有的诗歌作品中，“剑”作为意象出现了107次，分布在106首作品中，约占李白诗歌总数的10%。李白如此热衷于“剑”意象的使用，在实际历史中，他的剑术也颇为出名。“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2]按李白的说法，他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击剑之术，这正是他能够作为一名侠士的立身之本。他在诗中写道：“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结客少年场行》)白猿公是先秦时代一位剑术大师，后人多以“白猿公”泛指善剑法之人，而李白自信自己的剑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剑术大师，虽不免有一些夸饰之意，但这也从侧面看出，李白对于击剑之道确实有一定的造诣，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这使得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有了自我内蕴的人格基础，而不是仅靠虚幻想象来描摹。李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侠者，他的侠士形象多来自于自我内蕴人格的高度升华，如“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李白诗中的少年侠客形象，其原型来源于李白自身，其任侠精神不需要借助外部客观形象得以表达。故李白的咏侠诗更显磊落雄豪之气、快意恩仇之感。“侠”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审美范畴，与李白的自我人格融合在了一起，彰显了李白的本色，使其作品具有了独有的、强烈的感染力。

二、用世态度——不卑不亢，平交王侯
李白的思想相当驳杂，侠作为李白内蕴人格的一种，被李白上升为用世态度之一，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李白的任侠之风，极具责任感与同情心。重义气，守诚信；不卑不亢，平交王侯，是其用世态度的具体体现[3]。

李白的家境比较殷实富足，但这并没有使其养成飞扬跋扈的习惯；相反，他在游侠生活的过程中，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散金三十余万，用来接济落魄之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正是李白一生践行之事。“这些侠肝义胆，是对世态炎凉的封建社会世风的否定和补充。既是封建下层社会小生产弱小者的愿望和需求，又是以浪游为生涯的诗人李白的精神寄托和需要。”[4]李白的任侠之风中，时刻透露出渴望平等的意愿，他不希望因为出身的卑微与低下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李白的心中，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社会等级的限制与束缚。所谓“有力者疾以助人”，李白不仅自己具有“不屈人”的傲骨，更希望这种精神影响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使每一个人在人格尊严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基于此，李白极其看重“义气”与诚信的作用。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李白的义利观正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为了道义和信诺，即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在《侠客行》中对朱亥与侯赢的事迹高度赞赏：“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赞扬他们二人可以为了信陵君救赵献出自己的生命，所求不为名利，只是因为当时的承诺。侠者一诺千金，义字当头，李白对这样高尚的人格境界不断追逐，重义轻利成为了李白的处事原则之一[5]。当他的友人死后，他用对待自己亲人的礼节对待死去的挚友，哪怕当时李白已经身无分文，却仍然用乞讨得来的钱财将朋友安葬。对待与自己深交的人，李白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他人的事业，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李白义气为先的价值观的实质就是把“义”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尺，摒除世间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尔虞我诈，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达到人与人灵魂之间最直白、最纯净的交流。因此，李白得以“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三、入仕之途——英雄主义情怀
李白是一位解人之难，言必信、行必果之人。然而，李白的任侠精神不止于哥们儿义气，更上升到了家国层面。只不过，李白渴望报效国家的方式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仕宦之路，而是充满了李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他高远的志向与任侠思想相结合，使李白积极入世的同时也游离于常规统治体系之外。

李白渴求建功立业，他在诗文中不止一次表达过求取功名之心。如：

“看取眼前富贵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少年行》)

“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李白虽然热切地拥抱大唐盛世，却不屑于用寻常儒生入仕的手段博取功业，他对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充满了蔑视。李白对腐儒的鄙弃，与他对侠客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体现了李白的个性，而且显示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李白希望寻找一条捷径，从而快速完成自己的雄伟抱负，这来源于李白对个人能力的极度自信。他在渴求得遇明君的同时，也认为即使身无长物，不担任官职，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李白的家国情怀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三不朽”，也超越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体系。李白对于入仕的态度，已经上升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突破，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具备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李白而言，高官厚禄固然重要，可没有这些，自己依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他的胸中自有丘壑，富有四海，心怀天下。

四、结语
李白希望自己成为救世的英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抛开一切身份与地位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侠”文化正是极致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当时局危困之际，“侠”便被世人赋予一种“超能力”。人们渴望成为扶危济困的盖世英雄，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侠”的崇拜，多是来自于对现实种种困阻的无可奈何。现实的重重打击往往使李白陷入苦闷与孤独，但李白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也正是他的这种精神，唱出了盛唐的最强音，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心驰神往。

李白与苏轼所处朝代不同,苏轼的诗词多是爱国诗。 虽然两人的诗词都是豪放的大作,但是两人处在的朝代不同,风格也有所不同。李白所处的是大唐盛世,他的诗文中多是对仕途不屑的情绪,并未有对家国的担忧。但是苏轼所处的北宋是多战事的朝代,那里每天都炮火连天,民不聊生。苏轼的诗文虽然表达的是一种家国情怀,但是诗文中流露的却是满满的豪迈之感。 刘禹锡有“诗豪”之称。

李白、刘禹锡、苏轼个个都是硬骨头。李白的狂自然不用多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仙狂得如此理所当然。刘禹锡则狂中带刚，被贬蜀中20多年，回到京城就抛出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这就是传说中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而到了两宋，苏轼身上虽少了大唐之气，却一样狂出了天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满满的武侠风。而到了两宋，苏轼身上虽少了大唐之气，却一样狂出了天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满满的武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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