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名家的生平事迹，言语作品等

求一些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迹~

1.苏轼生平大事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2.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五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7622.htm

3.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汉末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父诸葛珪曾为泰山郡丞，
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不共戴天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
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吏、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
‘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虽非龙虎之比，
亦甚有功之人，故曰并有盛名。)。
诸葛亮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公元207年，思贤若渴的
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
的道路，也称“隆中对策”。这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相军事路线，也是诸葛亮一生
的行动纲领。从此，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转机。

公元208年曹操率三十万大军南下荆州，诸葛亮以其大智勇出使东吴，说服东吴抗击曹操，取得赤壁之
战的胜利，为刘备取得立足之地。刘备称帝后，谙葛亮任丞相。公元223年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
武乡侯，领益州牧。他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
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曾六次北伐中原。公元23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
(今陕西勉县东南)。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二十七年。公元207年以前的二十七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
他学有所成后没有北走曹操，也没有南归孙权，而是辅佐了“名微众寡”的刘备，这固然有客观原田，
但也并非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要选择兴复汉室的道路，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
正统思想家。公元207年到234年的二十七年，是谙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
他没有恪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
正身、和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
，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


181年：诞生于琅邪。
207年：因刘备三顾茅庐，而出山辅之。
208年：说服孙权抵御曹操于赤壁。
214年：被封军师将军。
221年：被封蜀国丞相。
225年：讨伐南蛮，将其平定。
参考资料：http://www.sdlunzhong.cn/bj/work/sanguo/zhu%20ge%20liang.htm

　　鲁迅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的生平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直到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于大陆新村9号寓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次日下午在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落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邻近其故居的虹口公园建造新墓。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迁墓。195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灵柩移葬到新墓地。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孙子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候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候，孙子与有力也”。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一前286)，名周，字子休，蒙城县城东郊人(今城关镇东城路)。曾为漆园吏，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视权贵如腐鼠

　　《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想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急忙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哩。”惠子很慌恐，想阻止庄子，派人在国中搜了三日三夜。哪料庄子从容而来拜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凤凰，您可听说过？这凤凰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凤凰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视之道：‘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宁做自由之龟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是贫穷，不是潦倒

　　《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大王您难道没见过那腾跃的猿猴吗？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树上，它们则攀缘其枝而往来其上，逍遥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无可奈何。可要是在荆棘丛中，它们则只能危行侧视，怵惧而过了，这并非其筋骨变得僵硬不柔灵了，乃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现在我处在昏君乱相之间而欲不潦倒，怎么可能呢？”

　　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汉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元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人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死时年仅33岁。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

　　范晔
　　范晔（398—445）字蔚宗，小字搏。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宋左光禄大夫范泰之子。曾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和尚书吏部郎。官场多磨，后因事被杀。《宋书》本传称他：“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任宣城太守时，曾博采魏晋以来各家关于东汉史实的著作，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十志未及完成），为我国史学名著。北宋时，人们把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范晔所写纪传，笔势纵放，词句绮丽凝炼，颇具骈文句法，其中一些人物形象也刻画得真切感人。名篇有《班超传》、《张衡传》、《范滂传》等。尤擅长论赞，如《皇后纪论》、《二十八将传论》、《宦者传论》皆为名篇。又于纪传中收录大量政论、辞赋、使该书兼具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另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自述写作甘苦，提出文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主张，反对“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的形式主义。他是南朝时较早注意声律、文笔问题，具有进步文学主张的作家之一。

　　典籍要览

　　《后汉书》

　　《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一代的历史。今通行本共一百二十卷。本纪、列传部分为范晔撰，志未作完，范被杀。南朝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与之配合，北宋时将两书合刻为一书。本书在内容上“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高榷》卷六一）。体例上新创立了《党锢》、《文苑》、《独行》、《列女》等类传。本书以文采著称于世，其中的序论和赞尤为突出，作者曾自诩为“奇作”，比之于《过秦论》。文章风格趋向骈体，写人叙事，简明周详，生动感人。且收录了大量的东汉的散文、辞赋、诗歌。学者们誉为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

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张继

唐代诗人。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樊）人。生卒
年不详。天宝十二载 (753)中进士。张继在至德中与刘
长卿同为御史，大历年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
洪州。与皇甫冉、刘长卿交谊颇深，殁于洪州后，刘长
卿曾作《哭张员外继》痛悼之。
张继诗现存约40首，主要是纪行游览、酬赠送别之
作,多为五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语言明白自然,不尚雕
饰。七绝《枫桥夜泊》情致清远，历来为人所称，北宋
时已刻石于苏州（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自
欧阳修《六一诗话》就“夜半钟声”提出疑问之后，后
人纷纷致辞，大多均列举例证，以明唐代僧寺半夜鸣钟
的事实。张继诗还有若干首表现了对于时事和人民生活
的关切，如《阊门即事》描写农民被召从军后田园荒芜
的情景，《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反映安史乱中
唐室播迁、财政拮据的状况。还有《送邹判官往陈留》
一首,写齐宋一带备受战争破坏，其中“女停襄邑杼,农
废汶阳耕”,“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几句,为《中
兴间气集》编者高仲武所赞赏。
席启寓刻《唐诗百名家全集》和《全唐诗》均存张
继诗 1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和傅璇
琮《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
(1).劝人珍惜光阴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一寸光阴一寸金，存金难买存光阴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告戒人要诚信

1.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墨翟，战国思想家
2.内外相应，言行相称。
--韩非，战国哲学家、教育家
3.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屈原，战国诗人
4.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庄周，战国哲学家
5.人背信则名不达。
--刘向，汉朝经学家
6.伪欺不可长，空虚不可久，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
--韩婴，汉朝诗论家
7.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
--畅泉，晋朝隐士
8.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
--程颐，宋朝哲学家
9.多虚不如少实。
--陈甫，宋朝哲学家
10.以实待人，非唯益人，益己尤大。
--杨简，宋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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