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故事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周恩来的故事-冒险去找蒋介石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
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
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周恩来的故事-周总理照相


中国照相馆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
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向总理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
周总理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
那战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在总理亲切的目光下照了相。总理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
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
总理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
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
“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
总理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
“啊，真对不起！”
“没什么!”
照完相，总理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接到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这张照片，在周总理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看，周总理多么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周恩来的故事-总理的午餐


“周总理来了！”
这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天津南开大学。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到南开大学来参观了。
午饭已经开过了。食堂里，炊事员正在议论这个消息，想不到周总理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微笑地向大家点头致意。
“你们的工作很忙吧？又在做下顿饭了。”说着，总理走进了厨房。 总理走到菜桶边，俯身望着：“中午的菜没有卖完?多少钱一份?”
炊事员说：“这是萝卜，五分钱。”
总理走到另一个菜桶旁边，问：“这个呢?”
“小白菜粉条，也是五分。”
总理看到笼屉里还有窝窝头(玉米面做的干粮)，走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
“两分。”
“我买两个。”总理说着拿了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食堂中找了一个座位，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他招呼着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们：“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炊事员急坏了。周总理这么忙，这么累，回到母校来参观，让他吃凉窝窝头、剩菜?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买一盘五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
炊事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给总理吃。周总理说：“哈哈，我就是喜欢吃萝卜。”说着大口地吃起来。食堂里一片愉快的笑声。
吃完饭，总理走进厨房，和炊事员一一握手道谢，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哇！”
他走了，炊事员们还反复地吟味着他这句话。


周恩来的故事-机上让伞


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伟大的周总理却可以为了祖国的下一代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一种什么品质？
1946年1月30日上午，周恩来从延安飞往重庆。同机的有其随行人员，还有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扬眉。她是去重庆接爸爸出狱的，所以特别高兴。
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冷气团，飞机被迫下坠，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命令：全体乘客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大家都在背降落伞，突然听到小扬眉的哭声。原来她的座位上没有伞包。周恩来在摇摆的机舱中，几步走到小扬眉身边，迅速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给小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要像爸爸那样坚强。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都要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周恩来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要管我，你们要沉着，别慌张。”
由于机组人员的努力，飞机终于冲出了冷气团，脱险了。机舱里一片欢腾。

1、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好处，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样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2、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有一次周恩来问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扩展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
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恩来

周恩来谈国内外形势

7月5日，周恩来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等问题谈话。说：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关于对外交往问题，说：凡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又说，20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件事，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

周恩来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阐明看法

7月16日，周恩来同廖承志等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就促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些问题阐明看法。在谈到田中内阁时，周恩来说：我们支持田中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是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又说：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当佐佐木提出田中等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回答：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当佐佐木谈到今后亚洲形势要以中国为中心时，周恩来纠正说：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加强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该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

周恩来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称赞中国血统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在参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后提出的，希望我们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他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恩来又对周培源�著名物理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20日，周培源致周恩来信，信中分析了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原因，提出了改变落后状况的建议：“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科研究工作。”23日，周恩来为此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丁国珏、秦力生、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此后，周恩来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1966年，河南邢台发生7.2级大地震，周总理不顾余震危险，乘直升机亲临灾区视察。并做演讲。为百姓不正面受风沙，调换方向，毋宁自己受苦，也不让百姓吃亏。

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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