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是什么？

求九年级历史非选择题~

工业革命不仅使社会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请回答下列问题：
(1)英国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和开始的标志分别是什么?
(2)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
(3)多年来，政府关注民生，大力开展家电下乡活动。电器的出现最早得益于哪次工业革命?在电力技术的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是哪两个?
(4)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交通工具，形成了陆海空相互交错的交通网络。请写出工业革命时期陆地、海上(水面)、空中新的交通工具发明的先后顺序。

答案：
(1)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君主立宪制);蒸汽机的发明
(2)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3)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
(4)19世纪初汽船发明(海上、水上)，随后火车发明，19世纪晚期汽车发明(陆地)，20世纪初飞机发明(空中)。(按顺序写出具体发明亦可给分)

　　相关资料：

　　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成因和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2.胡祖六（Fred Hu），“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5日
　　3.胡祖六(Fred Hu),“中国——亚洲的避风港”,《布隆帕格金融杂志》，1998年9月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第一，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一定能够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四大安全问题”：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3至5年乃至10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理论十分重要。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我国理论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也要正视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第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体现和实质标志，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灭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及应对国际国内的风险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证。

　　第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日益紧密地交错交织，新情况与新问题将不断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与新的举措来转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抛弃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要准备采取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合作方式与竞争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举措
　　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美国要摆脱自己的危机并生存、发展，首要的是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对发展中国家展开“进攻”，同时也决不会放弃其“硬实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在特定条件下，它还会通过战争摆脱其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大批企业破产，国际贸易急剧萎缩，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7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除此以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在“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到193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才勉强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1937年，美国、英国、法国又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罗斯福新政”并未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1941年至1945年，美国军工生产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在战争高潮的1943年至1944年，其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美国掌握，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总计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从Nasdaq股票市场夺路而逃，同时“9·11”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2006年为3100亿美元，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其他一些重点城市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把大批制造业转移出本地，将腾出的空间作业态转换，重点发展金融、通信和设计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此刻，如何避免美国经济所走的弯路，避免经济过度虚拟化后形成泡沫经济，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眼下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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