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长河》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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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长河》简介~

  1.《长河》故事梗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吕家坪,吕家坪上住着当地商会的会长,还有驻扎着保安队。河下游约四里一个小土坡叫“枫树坳”,坳上有个滕姓祠堂。祠堂前后有十几株老枫木树,祠堂前老枫树下,摆摊子坐坳的,是个弄船老水手。枫木坳对河萝卜溪有一大片桔子园,园主滕长顺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女儿夭夭最漂亮,外号“黑中俏”。那一年,桔子又丰收了,桔子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老水手从摊子前来往的过客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临,这种“新生活”在他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情,于是他有了一点“杞忧”。他过河告诉长顺,然而长顺非常坦然并不以为意。吕家坪上的会长也从辰溪县归来的伙计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了。其实,“新生活”并不会这么快就来临,但是,保安队长来了。他在会长那里收下了每年的保安费,同时还带走了会长预先开好的收据。为了答谢各方人情,会长在长顺处买下了一船桔子,长顺家包括夭夭在内开始摘桔子,老水手满满也过来帮忙。保安队长同样看中了长顺的桔子,但是他采取了讹诈的手段,饱经世事的长顺没有中计,队长生气了,幸好会长从中调停,才算平息。这一卷的最后写的是社戏,桔子丰收了,为敬谢神灵长顺请来浦市戏班子来唱了几天戏,人神同乐好不热闹,一切似乎还是和原来一样。
  2.概述
  《长河》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文艺术水平代表作之一。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3.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八骏图》,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文论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辗转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沈从文的著作
在小说里,少女翠翠是作家所着力精雕细刻的中心人物。这是作家理想中的"自然之女"。她没有任何都市鄙俗的污染,只有"小兽物"般的天真活泼和乖巧善良。而围绕着翠翠所出现的人物,无论是秀拔出群的傩送还是谦和克制的天保,无论是宽厚仁慈的祖父,还是豁砂正直的船总,也都无不保持着做人的美德,信守着灵魂的纯洁。小说正是通过他们相互间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和邻里之睦的描写,生动地展现这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自然的人性爱和人情美。小说无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描绘人物的内心感情。整个作品是那样浑朴天成,如同作家笔下的溪水,顺着山垫,或急或缓,自然流淌,毫无人为造作之感。小说的语言也与所表现的内容和谐统一,质朴,清闲、自然、含蓄,处处蕴含着浓郁的诗情,字字浸渍着作家的温爱。《边城》是沈从文长期受压抑的感情的流露。是他自己唱给自己听,为了让自己的心感动起来的“情歌”。

沈从文 - 作品评价
沈从文是一个在大起大落的评价中沉浮的作家,对他作品的思潮属性更是众说纷纭。曾志清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有论者视他为实证主义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家写意小说作家。还有论者分析说他是“现代文化人中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甚至有人把他归入启蒙主义。更多的论者则认定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
沈从文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的理由:“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

沈从文 - 错失诺贝尔奖

沈从文代表作《边城》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文字与他的故乡-民风淳朴、风景优美的湘西一样都成为今人愿意亲近的所在。在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论》中,这位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蜚声文坛的文学巨匠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沈从文却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创作路向类似日本的川端康成;形势的发展,他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他在前半生用笔记述着他所热爱的湘西,他的文字优美动人,他的后半生依然用笔,但却从此变成了一位考古学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但他的名字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的名字才被人们所重新审视,他的文学巨匠的身份才为世人所公认,1981年,《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在刘再复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中提到,在1949年之前,沈从文共创作了40多本小说和散文集,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作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代巨匠,沈从文自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后,他的作品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字推广到海外。沈从文的小说引起了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注目,到了1988年,沈从文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当时瑞典文学院院士们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但遗憾的是,沈从文却在这一年的5月去世了,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
沈从文 - 婚姻生活

沈从文与爱妻张兆和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聪明可爱,单纯任性,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沈从文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谣传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牵涉沈从文,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
沈从文 - 与丁玲的恩怨

丁玲

周新国 先生
2009年,丁玲故乡常德名人馆受捐了一份特殊文物---《戏剧集纳》。《戏剧集纳》记录了76年前震动中国文坛的“丁玲失踪事件”,再现了左翼作家联盟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以及社会各界营救作家丁玲的历史。《戏剧集纳》这份“左联”机关刊,仅发表过一期。据已有的可查资料反映,目前存世的另一份在北大图书馆。文物捐赠者是年近七旬的湘西北收藏家周新国先生。周新国先生,1941年10月生,湖南省常德市人,高级讲师、副教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创办《新国书屋》,自号新国书屋主。为了留住反映常德历史文化的古物,周先生三十年如一日收藏不懈。他收藏的图书有近万册,历代古钱币、青铜镜和古陶瓷约3000种,其中精品百余种,是湘西北较有名望的收藏家。周新国先生为了研究考证常德历史文化,穷尽了毕生积蓄。四年闭门谢客,阅书上千卷,著文一百三十六篇,出版了用实物解读常德历史文化的著作《武陵藏珍》。
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后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
1931年,胡也频被捕,不久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丁玲继承亡夫的事业,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瞿秋白主持了入党仪式。不久她与地下党员、为史沫特莱任翻译兼秘书的冯达结为夫妻,这次婚姻却引出不幸结果。1933年5月,冯达被捕并供出住址,丁玲失踪。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后,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沈、胡、丁三人的友谊,让人感动。周老先生捐赠的《戏剧集纳》记录的就是76年前震动中国文坛的“丁玲失踪事件”,及社会各界营救丁玲的历史。中国丁玲研究会秘书长涂绍钧证实,《戏剧集纳》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它是广州左翼剧联机关刊,但该刊仅出一期即被禁。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人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后人心仪的故事。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后,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后,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颇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后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后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后,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据后人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后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后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后却在政治上反目,直至去世。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做新一代的绅士或封翁,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知道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如何逐渐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伤愈不久的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带了两团新兵,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和日军作战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十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干涸河滩上,跟着跑了一阵,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协助“后备师”作新兵准备训练,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代役制”纠纷相当多。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各个管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点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点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身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种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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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宜低分:[答案]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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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宜低分: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代表作《边城》、《长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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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宜低分: 中篇小说《边城》、《阿黑小史》,短篇小说集《虎雏》、《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791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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