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的发展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他如服装、化装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合肥成立。安庆地区十三县也先后成立了专业剧团;1954年黄梅戏《天仙配》参加了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成功,该剧还曾二度被摄制成电影,轰动海内外。一批新创作、改编的优秀剧目如《女驸马》、《砂子岗》、《火烧紫云阁》等陆续上演。这一时期黄梅戏还影响到不少外省地区,如湖北、江西、江苏、福建、浙江、吉林、西藏等省区也相继成立了黄梅戏剧团。香港、澳门还出现了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的黄梅戏。在表演艺术上,通过排演新戏和拍摄影片,吸收了话剧和电影的表演形式,在人物塑造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解放后的几十年黄梅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演员,除了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贡献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如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出他们精湛的演技,博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纵观黄梅戏的表演活动,从业余性到专业性,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阶段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这时期的黄梅戏,用山歌、茶歌等结合旱船、龙舟民间歌舞形式,在庙会上或过年过节时演出、演唱,他们由一人牵头,把自愿者联络在一起,业余时间,自由结合,演唱完毕,各自散去,下次再演唱,重新组合。而这一次的组合,与上一次的人员,就不一定相同了。这种演出、演唱,纯粹是自娱自乐、与人同乐的性质,并不是以此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说,早期的黄梅戏,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表演团体。 早期阶段相对固定、人员很少、形成业余或半职业的班社黄梅戏从山歌、茶歌、采茶灯、风阳花鼓调的演唱,发展到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二小戏、三小戏的时候,演唱者们,便不能如先前那样随意演唱了。由于是戏的演出,必须有排练,有服装、道具等戏剧所需要的程序和要求,业余时间则不够,加之,这种演出可能变成表演者的职业或半职业,他们便自然结合成一个团体。这就有了早期相对固定的黄梅戏班子,即现在称之为表演团体的。 这个时期的班子,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季节性的,基本是业余性或半职业性的。大多没有固定的班址,内部松散,组织结构不完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人员出入自由,因表演的内容不大,剧中的人物不多,只不过三两出二小戏(小生、小旦)和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所以班子的人员很少,七八个人即可,所谓“七忙八不忙”,这是黄梅戏班子里流行的一句俗浯,就是说,这个班子七个人,就忙些,有八个人就不忙了。因此说,中期阶段的黄梅戏,已经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很少的,但是业余或半职业性的表演团体。 后期阶段班社迅速发展,走上正规、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从农村进入城市黄梅戏到了清末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除演二小戏、三小戏外,吸收了青阳腔、楚剧的大本戏。演大本戏,就要求班社要相对的稳定,要具备表演大戏的表现能力。因此这段时期,相继出现了固定的职业性的班社,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为了生计,为了营业,为了保证收入,剧目要经常翻新,表演也要有一定的质量,人员增加了,行当齐全了,舞台美术(衣箱、幕布、道具、刀枪把子)也有了发展。班子不那么松散了,组织管理上,有了班主,还有了联系演出和管理生活的专职人员,流动性也增大了(即所谓“跑码头”)。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大约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出现,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多隆阿、鲍超曾在冬至这天,在宿松缄“为剧楼,演花鼓戏,邀各营队长洎众文吏聚观”。(宿松县志)这里说的花鼓戏就是黄梅戏。 这个记述,说明两个问题:一、多隆阿和鲍超看的这个黄梅戏,可能是一个阵容不错,有一定演出质量的固定性职业班社。二、这个班社已进入剧场。可惜这个记述未记班社名字及其他活动情况,因此有人说,他也可能是一个非职业性的班子。但是在光绪年间之后,黄梅戏的职业班杜,在岳西、宿松、潜山、太湖、怀宁的皖西一带就相继大量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城人瓦匠彭鸿华,人称彭小佬,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的乡间演出,称“彭小佬班”。又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王宏元在岳西组“同升班”。 20年代到30年代,是黄梅戏职业班社发展比较多的时期,除长江以北皖西、长江以南的至德(今东至县)、青阳、贵池、铜陵乃至徽州地区均有黄梅戏班社的组建。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廷翰在岳西组建“张翰班”(又称“良友班”)。民国十六年(1927年),檀槐珠在东至组建“同乐堂”,又名“槐珠班”、“檀家班”。王梓林于民因二十七年(1938年),在宿松组建“抗建班”,又叫“王梓林班”。时值抗战时期,这个班子到抗战后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桂春柏、桂月娥,在铜陵组建“椿月堂班”。抗战胜利后,大江南北,此散彼聚,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比较活跃。1932年,丁永泉与艺友们一起,带班子进入安庆市,结束了黄梅戏只在农村演出的历史。此后,其他班社:仿效,也纷纷进入安徽的市县演出。总的说,后期的黄梅戏表演团体,比较正规和固定,演出剧目增多,行当比较齐全,流行地区扩大,并从农村进入城市。 近期阶段从职业班社转为政府管理的职业剧团黄梅戏于1932年进入城市,到全国解放,20多年间,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到周围各县以及江南的铜陵、青阳、贵池等县镇,都有黄梅戏的班社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文化事业管理部门,通过对艺人组织学习、培训等方式,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置于政府领导之下,使之更好的学习和演出。如在安庆市,以丁老六(丁永泉)和他的儿子丁紫成、女儿丁翠霞,还有潘泽海和他的女儿潘王景琍,及后来从京班转来的王少舫兄妹,组建了“民众剧场”(当时场团合一,其实为民众剧团)。不久,严风英回到安庆,参加了“群乐剧场”(后改为“胜利剧场”,迁至钱牌楼新址)。又如桂春柏、桂月娥组建的“一二三班”,在铜陵被政府改为“铜陵新民剧团”。在此前后,安庆地区所辖各县及江南各县,将流动的职业班社及零星艺人,组成职业性的黄梅戏剧团。如望江县艺人胡玉庭和怀宁艺人李桂兰等人,从江北流动到至德,被至德组建为“至德大众剧团”。桐城县的文化部门将黄梅戏艺人陈国荣等,和一些业余演唱积极分子严云林等人,组成“桐城人民剧团”。望江县则是把半专业性的“凉亭剧团”和业余活动骨干组成“望江流动剧社”。这样的恢复和重建表演团体,使原本流动性很强的“跑码头”状况,都相对的稳定了下来,基本上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活动和演出,并且多有固定的剧场。演出条件大大改善,脱开了“草台”和“地滩”。最主要的是,有了政府的领导和支持,自己管理自己,经济收入也有了一定保证。 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广受好评。自此之后,黄梅戏从安庆地方小戏逐渐成长为全国性剧种,并名扬异域。1955年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合演的《天仙配》,轰动海内外,以至于港台电影界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出现所谓“黄梅调”电影。其中以香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产的为典型,李翰祥导演当时主导了多部“黄梅调”电影。代表作有:《貂蝉》、《江山美人》、《凤还巢》、《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这些“黄梅调”电影也为黄梅戏在港台和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21世纪,仍时有港台电影中穿插有黄梅戏(或带黄梅戏风情)的唱段,如王菲、梁朝伟主演的《天下无双》等。安徽省和安庆市的黄梅戏剧团几十年来也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吴琼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在此期间黄梅戏艺术工作者们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化大革命让黄梅戏濒临灭亡。中国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在文革期间因被迫害自杀,年仅38岁。死后还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安徽省安庆市截至2012年已经举办了六届黄梅戏艺术节,起到了一定影响。其中,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于200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安庆举行,本届黄梅戏艺术节由中国文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广电局、安庆市人民政府承办。艺术节中除推出安徽省内外16台黄梅新戏之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其他活动,如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安庆电视台共同制作的纪录片《黄梅戏(又名“大戏黄梅”)》的首播及发行仪式等。2009年10月30日下午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也在安庆落成开幕,博物馆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陈展面积1800平方米,总投资8500万元,基本陈列以黄梅戏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是中国首个以戏剧为主题的国家级戏剧博物馆。近些年来,同其他传统剧种一样,黄梅戏也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一背景下,黄梅戏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其中以新编黄梅戏《徽州女人》为先行者和代表。这出戏是由安庆市黄梅戏二团牵头创作,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黄新德领衔主演,陈薪伊、刘云程编剧,陈薪伊、曹其敬导演的。1999年6月在合肥首次亮相,该剧在传统地方戏剧的创新尝试中属于比较早的,要早于著名的“青春版”牡丹亭。该戏相较传统黄梅戏有了显著的创新,曾赴多处进行表演,并参加了“2008北京奥运重大文化活动”系列演出,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和评论。此后,又有一些新编黄梅戏相继创作出来,如《雷雨》、《六尺巷》、《孔雀东南飞》等。黄梅戏在湖北黄梅戏湖北的发展,与18年前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句口号密不可分,这句口号就是“把黄梅戏请回娘家”。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湖北省围绕振兴黄梅戏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从安徽安庆聘请了部分黄梅戏演员;把黄冈地区的大部分楚剧、汉剧团纷纷改为黄梅戏剧团;成立了黄冈艺校,专门为黄梅戏培养后备人才。黄冈地区创作的两台剧目《於老四与张二女》、《银锁怨》先后在北京演出14场,得到观众好评;1995年,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的大型现代戏《未了情》和古装戏《双下山》,在安庆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获得优秀演出奖,主演杨俊、张辉获表演金奖。《未了情》还获得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为了提高黄梅戏的整体艺术水平,经过5届艺术节的推动与磨砺,创作出了《冬去春又回》、《请让我做你的新娘》、《春到江湾》、《春哥传》等优秀剧目,培养出了郭华阳、周洪年、段秋萍等一批黄梅戏新秀。2012年7月黄梅戏代表人物之一的吴琼首次担任出品人兼艺术指导,在北京保利剧院推出了黄梅音乐剧《贵妇还乡》,该黄梅音乐剧改编自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名剧《老妇还乡》,引领了中国传统艺术跨界与西方音乐剧融合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吹响了黄梅戏等传统戏剧时代战役的号角。同年11月,在第20121104期的文话中国栏目中,主持人马东就这个问题与该剧的出品人、编剧、舞美——吴琼、王新纪、边文彤等人进行了细聊,吴琼对于黄梅戏的现状不容乐观,她说,从2000年回归黄梅戏舞台开始,这么多年走下来始终是觉得当今社会的大部分人群已经在离中国戏曲越来越远,都像泡沫一样,并提出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势来把传统的东西好的融入其中,要主动地走到年轻人的队伍里面去和他们前行。这样即使不一定完全成功,有可能会再一点点回到他们的视线里面来。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
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为黄梅戏发展的早期。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被称为“怀腔”或“怀调”。
扩展资料
黄梅戏的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曲调健康朴实,优美欢快,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色彩;彩腔曲调欢畅,曾在花腔小戏中广泛使用。
主调是黄梅戏传统正本大戏常用的唱腔,有平词、火攻、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调严肃庄重,优美大方。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厚,唱腔纯朴清新,细腻动人,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群众的喜爱。
在音乐伴奏上,早期黄梅戏由三人演奏堂鼓、钹、小锣、大锣等打击乐器,同时参加帮腔,号称“三打七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梅戏正式确立了以高胡为主奏乐器的伴奏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 黄梅戏 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百度百科-黄梅戏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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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 戏曲剧种。原名黄梅调、采茶戏,是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大致经过了3个阶段:第1阶段,约从清代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初从歌舞发展成“两小戏”和“三小戏”,后又吸收当地流行的一种叫“罗汉桩”的说唱艺术,并受青阳腔和弹腔(指徽调)的影响,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这一阶段,积累的剧目,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多表现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断,如《打猪草》、《卖斗箩》等。演唱时,只用打击乐器伴奏,人声帮腔,以载歌载舞为特点,表演着重对自然生活的细致模拟,而无固定程式。这个时期的黄梅戏,基本上还是农村劳动者一种自唱自乐的文艺形式。
第2阶段,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黄梅戏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 和曹增祥(生)、丁和寿(丑)等进入安庆市区,先是分散清唱,影响日渐扩大,后进入固定场所,作营业性演出。到1931年,安庆市区已有两家演出黄梅戏的剧场,即新舞台和爱仁戏院。1931年和1934年,分别由查振卿、丁永泉等带黄梅戏班到上海,在九亩地一带演出,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返回安徽。
第3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1953年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后,在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的合作下,先后整理、改编了《打猪草》、《夫妻观灯》、《推车赶会》、《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三搜国舅府》等传统剧目。编演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和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等。其中《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小店春早》已摄制成影片。这一时期,出现了对黄梅戏表演艺术做出较大贡献的严凤英、王少舫、潘 等有成就的演员。现在黄梅戏专业剧团共有50个,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现已成为颇受全国广大观众欢迎的剧种之一。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黄梅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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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一般人习惯认为,黄梅戏发源地是安徽,这是不确切的。黄梅(县)本身就在湖北,不过,是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流行“黄梅调”也叫“采茶戏”。这种小戏中的一个支派逐渐东移,在安徽安庆地区成了气候,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
早期的黄梅戏多是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直接搬上舞台,表现当地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故事。比如《打猪草》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男孩与一个女孩因打草损坏了农作物产生矛盾,通过对歌化解矛盾的故事。其中的“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早已成了流行歌曲。又如《夫妻观灯》,通过一对青年夫妇元宵节观灯的见闻,描绘了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久,黄梅戏在搬演大戏上也有了成绩。这些大戏主要是受青阳腔、徽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事完整的整本大戏,像《乌金记》,《七仙女下凡》等。其中的《七仙女下凡》几经磨砺修改,最终定为《天仙配》,成了黄梅戏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要指出的是,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艺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起,黄梅戏日趋成型,也逐渐走上了职业演出的道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走上了城市舞台。先是在安徽怀宁一带出现了专业班社。怀宁素有“戏乡”的称号。这里唱黄梅调十分兴盛。从演出一方来说,戏目多、人才多、班社多;从观者一方来说,观众多、市场多。于是,一批戏班应运而生。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角)、曹增祥(小生)、丁和寿(丑角)等所在的班社活跃于安庆市区,此后在这里扎根。
黄梅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了京剧、越剧、扬剧、淮剧、评剧等剧种的影响,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剧目上看,改编、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好戏如《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从音乐上看,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带有浓郁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这样,唱腔简洁、明快,从字面上也好读易懂。从表演上看,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开门、关门、圆场、喝酒等动作。其他在服装、道具、装置、伴奏等许多方面都比农村演出时有了发展。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尤其是40年代的黄梅戏,已经成熟。
黄梅戏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加强艺术力量,国家陆续选派一些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参加了黄梅戏的改革工作。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黄梅戏从安庆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种。至今,黄梅戏与黄山一起,并称“安徽二黄”,成为安徽省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唱腔唱法都有了改革,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突破了“花腔”只能专戏专用的束缚,同时,巧妙地借鉴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出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伴奏上,也不再是若断若续的“三打七唱”,而是建立了以中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从音乐气氛上大大提高了剧种的表现力。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但大都进行了整理、重编。如《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蓝桥汲水》、《补背褡》、《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柳树井》、《春香传》、《女驸马》、《牛郎织女》、《党的女儿》、《江姐》、《刘三姐》等,不胜枚数。 其中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拍成了电影,为黄梅戏的广泛流传,为保留黄梅戏艺术家的卓越风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以严凤英最为突出。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成了流行歌曲,万人传唱,严凤英功不可没。
严凤英1930年出生在安庆一个贫苦的人家,13岁时开始向严云高老师学唱黄梅戏。由于严凤英嗓 音清脆甜美,扮相秀丽端庄,有很强的艺术领悟能力,因此她的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她在《小辞店》中的表演,尤其享誉一方。《小辞店》是全本《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刘凤英开的店中。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刘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却与忠厚老实的顾客葵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葵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剧中在刘凤英得知葵鸣凤家中还有妻子,而且决意辞店回家,分别之际,严凤英用曲折哀婉的三百二十句唱腔表现了人物撕心裂肺的悲痛情绪,演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这一时期,严凤英演的《送香茶》、《劝姑讨嫁》、《西楼会》、《打猪草》、《私情记》等,都成了深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严凤英的艺术生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个时期,严凤英对剧目进行了删汰增益,特别是排演了《江汉渔歌》、《木兰从军》、《两朵大红花》、《柳金妹翻身》等新戏,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艺术规范、题材领域有了很大提高和拓展。
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天仙配》之后,严凤英主演的《女驸马》、《牛郎织女》也拍成影片,影片在国内外放映,为黄梅戏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受到了肆意侮辱和人身摧残。她不堪忍受无端的攻击,不肯屈服邪恶的逼迫,1968年4月8日,37岁的严凤英服药自尽。
“文革”之后,人们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在她的故乡安庆,塑造了严凤英的汉白玉雕像,让美丽、善良的“仙女”永留人间。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之后,黄梅戏非但没有衰落、消亡,反而以更强劲的态势在国内外流传开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黄梅戏从人才、剧目、表演风格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老一辈艺术家王少舫等依然活跃在舞台,而马兰、吴琼、韩再芬、陈小芳、江丽娜、马自俊、黄新德、吴亚玲、蒋建国、周莉、陈兆舜、杨俊、张辉、刘红等一大批新人迅速成了舞台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黄梅戏在整理传统剧本的同时,上演了一大批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的新编剧目,如《红楼梦》、《於老四与张二女》、《柯老二入党》、《未了情》、《双下山》、《劈棺惊梦》、《珠门玉碎》、《龙女》、《罗帕记》、《西施》、《朱熹与丽娘》、《风雨丽人行》、《啼笑因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红楼梦》、《秋千架》和《徽州女人》等。
《红楼梦》是1991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的新戏。这个《红楼梦》不同于以往的演出本,它没有沿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恋情婚姻纠葛的窠臼,而是以宝玉的个人境遇为主线,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倡扬个性解放的必然。马兰是旦角演员,这次却一改女儿姿态,扮演贾宝玉。反串小生的表演,使马兰的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戏的导演马科认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红楼梦》比这个本子的品位更高”。“在临近彩排时,我为宝玉哭灵这一场连夜写了四十多句唱词,”“作曲者马上谱曲” ……《红楼梦》的演出,使黄梅戏更上一层楼,也确立了马兰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引起关注并有争议的是90年代后期,马兰推出的《秋千架》和韩再芬推出的《徽州女人》。
《秋千架》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她的妻子、黄梅戏艺术家马兰度身定做的一出戏。这是借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而伸发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考,屡试屡中,考中了状元。皇帝决定把女儿嫁给楚云,楚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另一位才子千寻闯宫相救。千寻、楚云以欺君之罪被处死刑。面对死亡,千寻、楚云举行订婚仪式。这感动了本来生气的公主,三个年青人互通心曲,紧紧拥抱,事情以喜剧告终。在这个故事里,科举考试成为儿戏,它只是故事的扶手,故事的指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
《秋千架》一出现,业内外人士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叫好和批评声并存。
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秋千架》说:
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哀。其扼杀天性,窒息生命,葬送人的创造力。然而由于取士,无数学子,皓首穷经,磨穿铁砚以应考,是他们“只能如此”的无奈选择。这就必然导致生命的烂漫与现实的僵死之间的巨大矛盾。荡惯了秋千的女子楚云,秋千架下感受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主沉浮的意义。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玩”的方式去获得。唯有“玩”,人才真正成为自身,成为标志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仙”。
于是,她用“玩”,代父完成了乡试。由此,她得到的不是乡试头名那成功的满足和荣誉的喜悦,而是玩本身的乐趣,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原来,一切看似神圣的事物都可以调皮待之。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后,她赠与情郎的信物不是玉佩,不是汗巾,也不是诗赋,而是一只蝈蝈。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注,是她天性的留存。她不仅希望自己、而且也希望她的心爱之人,在这人欲横流、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多保存一些天性,给自己留下一块哪怕是笼中的空间。而这种自由和天性却不能靠克已复礼、就正统文化的范来获得。只能靠玩、释放天性来争取。
一架秋千,荡来一个无奈的选择;一个玩笑,显示了一种自主沉浮的欢乐。天性与正统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实现消解与快乐的统一,必然会使天性的山野化为天性的社会化所取代。
《秋千架》编织了一个童话;《秋千架》展示了一个寓言;《秋千架》让我们换一副感官去观照世界,换一番心境去体味从前……
《北京晚报》的资深文艺批评家解玺璋对此剧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他说:
人的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秋千架上的晃荡”是否恰当有待别论,而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散文也就够了,大可不必劳民伤财搞一出大戏。既然是戏,那么舞台所呈现的应该比它所要阐释的思想重要得多。关于戏曲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戏曲的出路绝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马兰没有在这出戏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适当地凸现 到前台来了。本应成为背景的文化的前置常常使舞台所呈现的东西显出某种游移和尴尬。譬如洞房花烛夜让一位小姐和一位公主大谈“女人是什么”,让一对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大谈生命的价值,再上演一幕“刑场上的婚礼”,这种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明显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是很难得到戏曲观众认同的,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
与《秋千架》不同,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徽州女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徽州女人》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故事通过一个女人“嫁”、“盼”、“吟”、“归”的四个过程,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女人的生活悲剧。版画似的舞台美术、创新的导演手法,韩再芬惟妙惟肖的卓越表演,使《徽州女人》一反传统黄梅戏小、巧、轻、喜等风格,代之以深邃、凝重,催人泪下,启人思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评论家棠樾以《曲高未必和寡》为题,在《戏剧电影报‐梨园周刊》撰文,他是这样说的:
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位置原本被“小家碧玉”占领,而《徽州女人》则在黄梅戏人物画廊里隆重推出一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轻盈流丽,率真活泼,与通俗戏曲秉性多有相通。大家闺秀的端庄持重别是一番风景,与“小家碧玉”本无高低。但在端庄持重的形象之中能够多有几分内涵,那就不失为品位的提升了。《徽州女人》着实称得上内涵丰厚的女人,她的漫长人生在清淡如水和飘忽如云的情节进展中缓缓延伸,包含了对孤独和迷惘的深刻体验,包含了对有爱无恨和有怨无悔的精辟诠释,包含了对生活信念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爆发出坚强而深沉的人性力量。
对于《徽州女人》的批评,比较集中地是对戏像“剧”而淡化了“戏”的本体,亦即“以歌舞演故事”。尤其是全剧的最后一场,主要人物竟然没有一句唱词,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剧组还专门以“没安排一句唱”来自我欣赏。这显然与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本体美学特征相悖。人们可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戏”,但人们难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的黄梅戏。”因为不唱就不是戏曲,不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这是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特征。
当然,瑕不掩瑜,人们包括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对《徽州女人》的总体“打分”都不低。
同许多戏曲剧种一样,在新世纪中,黄梅戏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像剧团改制、剧目的继承与创新、青年尖子人才的培养、戏曲市场的开拓与发展、成名人才的流失与保护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创造美好的明天,黄梅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来自:中安网--黄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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