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

作者&投稿:支峡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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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时序的四季,孩提时像春天的希望,青壮年如夏季的热情奔放,中年若秋天的丰收,进入老年则是冬季里的暖阳。不同人生阶段的行旅者,其游礼的历程、收获与锤炼,以及其后之影响均有所不同。

“古代东亚的壮游行旅者”将选择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东亚行旅者,带着大家认识古代的东亚世界与文化。首先推出的是“秋之卷”:入唐锤炼成熟的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圆仁。

日本的和果子是形、味兼备的传统点心,日本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和果子。和果子的制作费工,起名字也是大有学问,通常以连歌、俳句、历史典故或者自然景色来命名。在“阿信”的故乡山形县,有座寺院名为立石寺(山寺),就以一味存着深远意境的外形,包着美味红豆馅的和果子作为名物。这款和果子被取名为“円仁さん”(圆仁桑)。

圆仁(794-864)是谁呢?最具日本古都代表性的京都,东北方有座比叡山,山中的延历寺自八世纪末由最澄创建以来,便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是日本佛教的重要道场。1994年,延历寺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圆仁就是比叡山延历寺的僧人。他在九世纪从日本渡海到唐朝十年,回国后因着入唐求法的经历,以及对于日本天台宗与比叡山的宣扬与建设,受到皇族的尊崇,成为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僧侣,至今仍受到信仰者之重视。传说立石寺的创立者就是圆仁,因此代表寺院的和果子名物,很自然的以“円仁さん”作为名字。

圆仁在日本承和二年(835)42 岁时,以请益僧的身份加入了被称为“最后的遣唐使”的承和遣唐使团,赴唐进行短期研究。原订于承和三年(836) 4 月 18 日出发的遣唐使团,经过两次失败,最后于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 6 月 13 日由博多出发,历经辛苦波折,终于 7 月 2 日抵达中国扬州。 45 岁的圆仁自此离开日本,至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9 月 18 日才得归国,时年 54 岁。返国之后,圆仁持续于比叡山传教,最后逝于贞观六年(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享年 71 岁,赐号“慈觉大师”。

圆仁像。(图片来源:明信片扫描)

圆仁在 9 岁(802)时剃度, 15 岁(808)时进入比叡山,拜在日本天台宗祖师最澄之门下。 36 岁(829)以后,在东北地区巡锡传法,后再回到比叡山开讲授徒。赴唐前,圆仁已经是比叡山的师僧,不仅担任天台宗僧授戒的教授师,并且承继其师最澄之教,在日本的天台宗门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有着如此地位的圆仁,在正值壮年的 42 岁,选择赴唐请益求法,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承担着比叡山座主圆澄交付的重要的任务:将日本天台宗对于天台宗教义的三十条疑问带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以求得答案。

圆仁入唐时的身份是“请益僧”,多半是在日本已颇有佛学造诣,但在钻研中尚有疑点,因此入唐请教中国教法。请益僧在唐停留的时间较短,以圆仁的例子来说,他原本随遣唐使团入唐,也需随遣唐使团返日。与他同行的圆载身份是“学问僧”,则是指长期居留,志在深造的留学僧,多半在唐朝学习 20-30 年。随遣唐使团入唐,要等到下次遣唐船来才能返国。

圆仁于838年7月初抵达唐朝后,在扬州停留了 231 日。在等待遣唐使藤原常嗣赴长安朝觐唐文宗再返回扬州的期间,圆仁向扬州节度使李德裕提出赴天台山的申请,以完成问疑的任务。但是,唐代对于外国人的管制相当严格,经过层层的上请与审核,花费极长的时间。

最后,由于圆仁等待赴天台山的公验太久,往返时间来不及赶上与遣唐使一同返国,唐朝便不同意他前往天台山。无奈的圆仁只好将比叡山延历寺的住持圆澄寄给天台山的书信一封,以及延历寺与修禅院所提的疑问,交由留学僧圆载转呈给天台山国清寺,随着遣唐使团返日。但是,经过诸多波折才抵达唐朝的圆仁,并不愿意就这样回国。

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加上东海海象的不稳定,使得日本与唐朝的海上交通充满变数。在总计 20 次的遣唐使纪录中,船难事故层出不穷。圆仁一行人在夏末秋初的 6 月下旬由博多出发,主要是此时期吹着东北风,有助于顺风入唐。开始几日一切平稳,但二周后在扬州外海就面临了狂风巨浪,船只桅杆断裂,船只随波逐流的景况,只能将性命交给佛神。

生命历程逐渐由夏转秋的圆仁,在唐朝的经历,就如同他在夏末从日本出发到唐朝的海上历程一般,先是看似顺利,后来历经波折,才抵达唐朝。曾遭遇海上艰险船难,好不容易才抵达唐朝的圆仁,虽然在扬州停留期间也与不少僧人往来问学,但他原本的任务最终无法达成,心中自然是充满遗憾。原本在日本已是天台宗教师的圆仁,并不以己之道行自满,亦不眷恋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毅然决定带着二位弟子与行者滞留唐朝求法。

他取得日本大使的同意,在新罗人的协助下,取得在唐巡礼求法的合法身份与通行证,展开他遍历河北道、河东道、京畿道、都畿道、河南道与江南道的九年旅程。

沿着海岸往北走的圆仁一行人,最后被山东半岛登州的新罗人收留,有近八个月的时间居住在登州文登县(今山东威海)的赤山法华院。圆仁在此听到新罗僧人所述,知道河东道有圣地五台山,便转而赴五台山巡礼。开成五年(840) 2 月 19 日,圆仁自赤山村出发,经过 58 日,走过 1270 公里才抵达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停留 68 天,巡礼了五台山中的寺院与圣迹。

圆仁巡礼五台山路线图。(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吴修安先生绘制)

开成五年(840) 7 月 1 日,圆仁从五台山离开,经太原前往长安,在 50 日后抵达长安。自此至会昌五年(845) 5 月 15 日,总计在长安居留了四年又八个多月。

居留长安期间,圆仁主要居住在东街西南崇仁坊,由知玄主持的资圣寺。圆仁在长安特别重视学习真言教法,与密教僧人多有往来。此外,具有外国人身份的圆仁也常跟长安的士庶,以及佛教界人士交往,例如职方郎中杨鲁士(妹为白居易的妻子)、大理卿杨敬之、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等,这些人成为日后协助他返日的重要助力。

会昌五年(845),武宗展开大规模毁佛的举措,其政策的落实与影响,鲜明且真实地呈现在圆仁的纪录之中,即使他是外国僧侣也难以幸免。

圆仁于当年 4 月 13 日被迫还俗, 5 月 15 日由长安出发,踏上返国的路途。这一归乡路由于身处力行毁佛的唐代社会之中,与其入唐、滞唐时之艰辛相较,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安僧人栖白特别作诗送别圆仁: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诗中即隐含着圆仁在归国之途中面对的艰难处境。

由于当时毁佛政策彻底实行,圆仁被迫还俗,但也因此而获得同意归国,他在到京兆府领取通行公验后说道:“我从会昌元年以来,申请要回日本有数百回,虽然透过有力人士协助,但仍然没有获得同意。今天竟因为遭逢勒令僧尼还俗而得以归国,实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可以想见其内心之煎熬。

相较于中国僧人面对的险境,来自日本的圆仁虽然不愿但亦不忧还俗之事,对圆仁来说,归国之途中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保护近十年来在中国取得的佛教经典、文物不受没收破坏,以便顺利带回日本。而在杨敬之、杨鲁士所写信函的助益之下,其于各州少受刁难,并且受到诸多礼遇。除此之外,归途中圆仁与长安护持旧弟相会,而归国的最后一段旅程,更是深获楚州与登州的旧识新罗人刘慎言与张咏倾力协助。

由圆仁的记载中可以见到在毁佛的艰难时机中,仍有不少人伸出援手,或提供补给的物资,或关照其旅程,或为其奔走返乡之道。

这些帮助圆仁的人士,多半与圆仁是旧识,或是受其旧识所托,而他们与圆仁相识且建立关系的场域,以及这些关系连结而成的社会网络,清楚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中,在制度、组织之外,的确存在着“柔性”网络。

特别是基于相同的宗教信仰,透过宗教活动建立起佛教徒的共同意识,进而形成人际网络建立的关系,说明唐代的宗教活动与场所,显然是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

圆仁的归国之途由长安出发,于会昌五年 7 月 3 日抵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原本计划于楚州搭船返国,但并未能由此出海返国,被迫北上到登州又停留近一年八个月。直至大中元年(847)闰 3 月,宣宗撤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对佛教的建设与支持,圆仁的行动才较为自由,因此决定到楚州乘船归国。

但到楚州便听闻欲搭之船已经出发,只好留在楚州等待其他赴日船只。后来在新罗人信息网络的协助之下,最后搭上由新罗人金珍主持的苏州船,踏上故国的土地(肥前国松浦郡鹿岛,今九州福冈),已是大中元年 9 月 10 日。最后于 9 月 18 日抵达太宰府(今九州福冈)的鸿胪馆。

返国隔年,圆仁受日本天皇赐号“传灯大师”,备受尊崇。后来,他在日本举行密教灌顶法会,又将五台山的念佛法引入比叡山,在齐衡元年(854)成为比叡山延历寺第三代座主。

曾为日本天皇与皇室成员、贵族授密法灌顶、菩萨戒。贞观六年(864)年去世,二年后被日本清和天皇赐谥“慈觉大师”号。

比叡山延历寺圆仁塔。

45 岁时的圆仁,在日本已是天台宗的高僧。入唐时正值壮年的他,原本只是计划赴天台山国清寺问疑后便随遣唐使团返回日本。

世事难料,圆仁并未料到,此行竟让他在唐朝停留了 10 年,返国时已步入人生之秋。

他在唐代的行历中,具备好几个身份:佛教僧侣、外国人、天台宗请益僧、巡礼僧、密教求法僧,有一段时间,他还是非法滞留的外国人。

圆仁最终带着在唐朝所收集的佛教经典、曼荼罗、图像、道具、文物,以及己身所习的真言密法与佛教义理回到日本。

经过在唐十年的求法巡礼,圆仁的佛法修为与道行更臻成熟,成为备受天皇重视的僧人,发扬了天台宗法;他的师父最澄更是在圆仁被赐谥时,一并被追赐“传教大师”之号。更重要的是,圆仁将净土念佛法门与真言密教带入天台宗门之中,对于日本天台宗后来的发展有着关键且极为重要的意义。

圆仁回国后,将自己入唐十年的经历撰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全书有 595 条记事,共计八万字。书中详细记载其与所历各地的地方官、新罗人、寺院僧人、佛教徒之交往联络,交通行历、风俗民情、佛教活动,以及国家大事等面相,具体地呈现唐文宗晚年至宣宗初年的政治、社会与佛教发展状况,可以说是一本内容丰富且极为珍贵的壮游行记,甚至成为后来的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的导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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