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体在追赶西方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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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组成的东北亚经济体，从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实现了追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而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它们比东北亚经济体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也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但是，它们却在工业化的路上磕磕绊绊、后劲不足，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造成东北亚和东南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三个重要的不同点：第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在经济腾飞之前，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东南亚国家要么根本没进行土地改革，要么只是流于形式；第二，东北亚经济体在工业起飞阶段都走了外向出口型道路，政府用各种手段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东南亚国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任何干预；第三，东北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采取了金融管制措施，而东南亚国家却过早开启了金融自由化过程。

所以笔者认为，这三个关键的不同点，让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工业化努力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把这三点展开详细说。

先来说第一点，土地政策。说起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怎么实施正确的工业化战略。然而成功的经济追赶要从正确的土地政策开始。为什么土地政策如此重要呢？

首先，如果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农业的平均产出就很低，整个经济体就没有足够的盈余来投资到工业发展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业薄弱，甚至做不到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得不耗费宝贵的外汇储备来大量进口粮食。而这些外汇储备本来该用在刀刃上，用来引进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发展中国家往往75%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如果农民的平均收入很低，就意味着整个国内市场对工业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很小，本国的制造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很多大企业，比如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等车企，都是先在本国农村市场捞到了第一桶金，才逐渐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这些乡镇企业的产品也主要是面向农村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上马工业项目，而要从农村改革开始。 在传统农业 社会 ，土地资源的分配往往极度不公，少数地主阶级控制着大部分土地，而大量农民沦为没有土地的佃农。比如，在旧中国，10%的人口占有70%~80%的土地；朝鲜半岛的情况更严重，不到4%的家庭控制着55%的农业用地；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封建领主叫做“大名”，他们控制着日本的大部分土地和整个粮食交易体系。

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坏处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最大的危害还不是 社会 不公，而是土地的平均产出太低。你可能会问： 产权为什么会影响产量？这是因为，想要提高农业产出，必须对农地进行投资，比如修建灌溉系统、提高土地肥力、购买更好的设备等等，这些都不是贫穷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 拥有土地的大地主虽然负担得起，但根本犯不着去干这种劳神费力的事，他们只需要不断提高地租以及向农民放高利贷，就可以占有农民的大部分收成。

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地租，这是由土地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按照经济学原理，一旦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而供给会增加，这种商品就会重新达到供需平衡。但是，土地不一样，价格上涨不能让供需恢复平衡。一方面，价格上涨不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因为土地需求是由人口推动的，人口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价格上涨很难增加土地供给，当一个地区的所有可耕地都开发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增土地。

所以，当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新增供给为零，地主阶级就有了极大的议价权，他们可以不断提高地租，直到只够农民维持基本生存为止。而农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土地产出，因为即使提高了一点产出，地主阶级也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地租把好处拿走。这样一来，土地就被锁死在低水平生产的轨道上。可以说， 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光靠市场机制无法让土地实现最大产出。

怎么破解这个土地困局呢？说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知道，新中国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实行分田到户；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次土地改革，都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农业产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长。

其实，土地改革并不是中国的独有做法，而是东北亚经济体的共同实践。日本在近代也经历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收缴大名阶级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给农民总共发放了1.09亿张地券，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当然，对“辞官纳地”的大名，明治天皇也给予了一定的安抚，给他们发放大笔养老金，或者把他们安置进贵族院担任职务。

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同时，日本政府还投入巨额资金，修建梯田和灌溉系统、引进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新的种植技术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极大提高了日本农业的生产力，让日本可以在城市人口只占25%的情况下直接开启工业化，创造了一个奇迹，对比欧美国家，它们在工业化之前城市人口至少在35%以上。

但是， 土地私有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均分田地之后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土地集中的情况。你看，如果一个农户经营不善、入不敷出，他可能会用土地做抵押来借贷，而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于是重新变成佃农。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不过70年，日本由佃农耕种的土地就从20%重新提高到了50%。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古代王朝的寿命总是超不过300年这个“大限”，这是为什么？有学者从土地兼并角度进行了解释。一般古代王朝在开国时期都会进行一轮田地均分，但是，经过200年左右的土地自然兼并，大部分农民最终都会失去土地，全国土地集中到各地的豪门望族手里。这时候，本来各地零星出现的农民起义就会很快成为燎原之火，最后终结王朝。也就是说，土地的自然兼并可以看成是古代王朝的“癌症”，如果一个王朝没有死于其他意外，那它也一定会在两三百年之后死于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

我们再说回日本。在二战前，由于相当部分农民又沦为了佃农，生活很苦，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自己包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从农村大量招募士兵，并发起了对外侵略。二战后，战败的日本政府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支持下，颁布《农地改革法案》，开启了第二次土地改革。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搞土地改革，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对农民的吸引力，争取农民的政治支持。

日本的《农地改革法案》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公顷，超过部分一律强行征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这次改革中，近200万户地主被强征了土地，而400万户贫农得到了土地。作为补偿，地主可以得到失去土地价值30年期的债券。不过，土地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而且债券年利率只有3.6%，当时日本又有很高的通胀率，地主拿到的债券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为了减缓土地的兼并速度，法案还规定了多重限制，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流转。

二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和同一时期在新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美国的推动下，退守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和韩国的李承晚政权都先后进行了类似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佃农这个阶层在东北亚地区彻底消失了，农民都成为自耕农，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收。土地改革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土地改革普遍失败了。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在1946年取得独立后，曾多次颁布土地改革法案。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每次改革都流于形式、不了了之。几十年中菲律宾政府从地主手里强行征收的土地面积，仅仅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5%。而且，菲律宾政府也没有给农民任何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以至于即使少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也没有钱去买种子和肥料，根本无法独立耕种，最后土地又回到了大地主手里。

这里有个数据，菲律宾的西内格罗省盛产甘蔗，但是，这个省将近80%的甘蔗田至今牢牢控制在17个家族手中。这些地主家族抗拒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甘蔗、橡胶、棕榈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不适合家庭小农的生产方式，而只适合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在菲律宾，种植园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出是56吨；组成了农业合作小组的自耕农产出比种植园要高，为每公顷70吨；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家庭种植的甘蔗产出更高，为每公顷85~90吨。橡胶、棕榈树等经济作物也一样，家庭小农的单位产出比种植园要高出50%~60%。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总觉得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要比小农经济的效率更高呢？

如果“效率”是指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确实是种植园的效率更高。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极度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沛，所以，首先追求的不应该是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最大化，而是利用现有劳动力，把土地的单位产出最大化。方法就是在每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精耕细作，比如勤施堆肥、差别化灌溉、利用作物不同的成熟周期来实行“间种”、发展立体农业，等等。这种园艺式的精细化耕种只能靠家庭农业来完成，走种植园模式是行不通的。

本来，东南亚国家的土地比东北亚要肥沃得多，但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无法实现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土地平均产出比较低，再加上分配不公，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贫困，严重拖累了后来的工业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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