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群的地位

结合作品比较十七年文学中山西作家群与陕西作家群在创作上的异同~

以山西作家群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三里湾》和陕西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为例。同：都是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杰出代表，创作技巧上遵循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映农村生活的现实，贴近民众。异：前者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合文本，显性文本叙述的是农民挣脱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在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运动的宏大叙事，隐性文本则表现了作家对待合作化运动的矛盾心态，暗示了权力对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强制干预。具有反应问题的特质。后者认为生活高于创作，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业史》探索了作为个体的农民进入合作化整体的不同道路。另外在风格上前者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后者具有浪漫主义、理想色彩。
望参考！

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八骏图——山西作家生存状况扫瞄》前言

以马来寓意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是富有象征意味的。

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唐达成写过一篇散文《枣红马飞飞》，我摘引如下：

枣红马飞飞，是远近驰名的好马，自从主人拥有了飞飞，简直得意非凡。它身材瘦劲，四腿修长、眼如丹凤，蹄似铜锤，而且力大耐劳。主人用它来运输，不仅多装二三百斤货，还能比别的马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为此，主人可发了大财，对枣红马更是另眼相待，黑豆啦、麦麸啦，甚至小米啦，他都舍得朝马槽里倒。

遇见别的马主，飞飞的主人就不禁要眉飞色舞地吹嘘一通了：“啧啧，你们看看我这匹飞飞，那里是匹马呦，简直是赛‘奔驰’了，你们那些马站在飞飞面前还叫马吗？飞飞的劲，就是叫它拉一座山，它也能给你拉走；叫它跑，你骑在它上面就像坐上了飞机，飞啊飞，那个美！再说你看它有多听话呦，叫它东，它就东，叫它西，它就西；叫它站住，它就站住，叫它走，它就走。拉多沉的负载，它也不待含糊，提腿就冲，唉唉，宝马呀宝马呀！”

其它的马主，听他这一通吹嘘和描写，无不羞惭万分，那些在旁边听着的马更是羞愧垂地了，觉的还不如地上裂开个缝钻进去呢。

只有飞飞，每当这种时候，就感到悲从中来，只有它自己知道，它的这些“优点”，是付出了多少痛苦和眼泪才换来的呦。记得它还是头小马驹的时候，它是多么桀骜不驯，是多么任性欢跃，又是多么自由自在呵。自从落到这个主人手中，挨了多少皮鞭的抽打，挨了多少拳头和呵叱，背上又留下过多少血痕，多少难忍的侮辱，刺耳的咒骂倾泻在它头上……于是，它带血带泪地拥有了那么多“优点”。

夜晚，在马厩里和伙伴拴在一起的时候，它常常不免唉声叹气，想到伤情处，忍不住涕泪横流。其他的马匹，见到这种情景，觉的非常奇怪了：“老弟，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的主人多么夸耀你，多么优宠你，你看看你槽里吃的是什么料！我们吃的是什么料？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哟。你看你的主人，一夜就要起来三次，又怕你冻着，又怕你饿着，就差用玻璃罩把你罩住了。唉，老弟，知足罢，马心不足蛇吞象，看看我们，你就知道你是享受着特等待遇了！”

枣红马飞飞听着耳边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默然了。它只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那么寂寞，那么忧伤。它眨了眨美丽的丹凤眼，让一颗颗大大的泪珠跌落在干草上。然后抬起头看着幽邃浩渺的夜空，似乎只有远处闪耀着的星星，给了它一丝慰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枣红马飞飞拉着沉重的负载，穿过山谷，越过草地，涉过溪流，一步一步地走向循环反复的目的地。它似乎渐渐麻木了，只是走到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嗅到扑面而来、令它陶醉的鲜草香气时，它的心就又骚动起来了。它想站住，把头埋到那厚厚的青草中，尽情享受一下这醉人的气息。忽然，一声呼啸，“啪！”主人的鞭子已经重重地抽到背上，一阵钻心的疼痛，让它浑身都震颤了。于是，它又听到那熟悉的呵斥声：“畜生，别站下，快拉！”接着主人又挥舞着，在空中打了一个响鞭。

枣红马飞飞迈开步子又往前拉了。但是，这次它心里的骚动更激烈了，血管中的血仿佛不安地流动得更快了。这样一股涌动，来得是这样强烈，这样狂野，这样激荡，耳边似乎又听到了主人的呵斥声，但是这些声音仿佛只是刺激它的兴奋剂。刹那间，它的心仿佛开了闸，血全部涌到了它头上。飞飞猛然仰起头，朝天空长啸了一声，直立了起来。然后，四踢生风似地朝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狂奔起来，它跑的这样狂欢，这样粗野，这样肆无忌惮，向一枝利箭，像一颗子弹，像腾空而起的火箭，于是，那些负载被甩到四面八方，它的主人被弹跳到了半空，又重重地跌落下来，那大车被土堆撞得散了架，七零八落地扔在身后。最后，连那辕木也离它而去，飞飞浑身上下觉得从来没有的轻快，舒展……

飞飞像一团火，飞快地在草原上闪电般滚动，那红红的鬃毛在风的吹动下飞扬起来，如同一股一股火苗。

飞飞挺起了高高的胸脯，四踢如同击起了雷鸣的鼓点。风在耳边呼呼地劲吹，草浪波涛般朝后倒下，天际的白云轻雾般闪过头顶，蓝天伸开浩瀚宽大的巨袍，迎着甩脱一切羁绊的飞飞扑来。枣红马飞飞心花怒放，无拘无束，尽情尽意，放浪形骸地在曾经生养于斯的大草原上奔驰。飞飞向着天际，向着草原深处，向着无边无际的宇宙，忘情地飞去。

不知有多远，不知有多深，不知有多快，飞飞大汗淋漓，舒展了自己全部生命的羽翼，为它的同类展示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撼天动地的命运之战。

在草原的尽头，枣红马飞飞仰首长嘶一声，那嘶鸣是快乐的、豪放的、果敢的，然后突然倒下了。飞飞的主人跌跌撞撞地找来，嘴里叫着：“飞飞疯了，飞飞疯了。”但是，当他找到枣红马飞飞时，他惊异地发现，枣红马是安然倒下的，它的脸上仍然留着美丽的、光辉的微笑。

你们见过百年难遇的骏马的微笑吗？

唐达成说：“马的形象好啊。你看，人类一提到对人的服务意识，首先肯定的是‘做牛做马’。马有千里致远之能，牛有万斤负重之力。马和牛，是人类赞美的形象。而猫，人类认为太乖巧刁滑，太势利眼，美国大剧作家田.威廉斯就写过一个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而驴大概也不太讨人类喜欢，要不一说到一个人不驯服不顺从，就会用一句‘毛驴脾气’。”

唐达成向我赞美过罗丹那尊著名的“人首马身”雕塑。唐达成感叹地说：“罗丹真不愧为艺术大师，他把雕像塑造成头颅已挣脱为人，而被奴役被驾驭的马身子还没变过来，这其中难道没孕含着艺术大师的深刻寓意？”

唐达成在访苏笔记中记录下这样一段话：当马雅可夫斯基声望每况愈下的时候，斯大林的干预“挽救”了他。斯大林肯定了他作为官方第一诗人的地位，并塑造了他的雕像。苏联人说，俄罗斯谚语云：爱是勉强不了的。雕像立在那里，但是没有爱，也不理解。后人以为是一个无名骑士的铜像或看作普希金的作品《青铜骑士》。他骑上马干什么？为显示威武高大？其实，他早从马上摔了下来。只剩下蹶起的马蹄子让人绊跟头。唐达成在下面批注了一句：“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二次死亡。”

马在唐达成的思维中，“白马非马”，已经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意象。

无独有偶：福克纳总以《卡尔卡索纳》作为他小说集的结尾。当然，作为福克纳如此之文学巨匠，绝不可能是信手拈来，随意为之。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终结？他必然有着别具匠心的寓意。

《卡尔卡索纳》名为小说，却没有故事，甚至连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与他自己骷髅之间的对话。诗人让自己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他想象自己骑上一匹“眼睛像蓝色的闪电，棕毛像飞舞的火焰”的骏马，“冲向山顶，然后腾空而起奔向高空”，“风驰电掣般地跃上天堂里蓝色的山峰”。

一个西方的作家、一个东方的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视的目光投在了“马”身上，这大概不能轻率地认为是巧合！从“枣红马飞飞”身上，我们难道没有读出文艺批评家对一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思索？

奴役与自由，哲学命题化为 “遵命文学”和“我笔写我心”的文学话题。

我选取八位山西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作为题材，因为他们各自有着某种意义某个侧面的典型性。

其间有“一马当先”的领跑人物马烽，他“老马识途”，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讲话》道路亦步亦趋心无旁骛地一条道儿跑到了黑；有“山药蛋派”队列中斜刺里冲出的一匹反叛“黑马”胡正；有被马烽“伯乐相马”选中为接班人，而最终演变成“白马非马”寓言的周宗奇；有被体制的强大“万有引力”所扭曲所异化成“非驴非马”的焦祖尧；也有“天降大任于斯人”、“挽狂澜于即倒”自觉承担起拯救使命的“白马王子”赵瑜；也有“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独往独来，“何不潇洒走一回”的钟道新；还有“踏春文坛马蹄狂”和“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文坛恶人”韩石山；还有在官场文坛人生双轨迹中，经常处于“马到成功”和“马失前蹄”之两难困惑矛盾境地的田东照等等。透视这组《八骏图》的“芸芸众生相”，我们看到得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万马齐喑”的文学缩影。

这八位作家都是由山西走向全国文坛的。山西文坛对共和国文学史而言，具有非常典型之意义。山西这块黄土地作为老延安们的根据地，自始至终实践着一种文学体制。从建国初始在“讲话”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山药蛋派”到新时期的“晋军崛起”，无不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潜意识。解剖一个麻雀，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看清整个体制的肌理。

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当代文学史已让主流传媒的“春秋笔法”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每个人只能根椐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当代史、当代文学史。山西文坛是我三十年生命体验的地方，是我熟悉的一块资源。我只能在这块资源上开掘属于我的宝藏。

文学史无疑是由文学家构成。正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学家的文学活动，才构成一部鲜活的文学史。

撰写人物传记，似乎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经常听到这样的指教：你撰写的人物格局不够大。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崇尚“春秋笔法”，认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何足挂齿。这一正统主流史学观，早就引起胡适的质疑。他在1930年写的《上海小志序》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提出“大”与“小”的历史辩证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朝代的兴替、君主的废立、革命的道义等等都在我们的眼中小化，而《史记》中偶然提到的一笔“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蹑利屣”，这些闲笔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管中窥豹，从中我们了解到诸如汉代奴隶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一个时代生存状况的问题。这种有关人类生命进程，一个时代的文明性质的问题，才是人类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史料。这可否算是“小中见大”的另一层含义？

别林斯基在评述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为给她表哥咖啡中加一小勺糖所经历的心理斗争时说：欧也妮此时下决心的勇气，并不弱于拿破仑越过阿尔比斯山时的决心。小人物也有一颗七巧灵珑之心。一滴水可见太阳，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诸多复杂人际关系的总和。真实地写出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也就写出了他赖以生存的全部复杂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将来的史学家们，还得靠那些“识小”的不贤者们所记录下的小人物身上的细节，去寻找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特征。

在中国这样的特定语境中，作家的想象力可以说是苍白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以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实。山西八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痛苦困惑挣扎得失，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人生道路的设计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仍使任何天才始料不及，大跌眼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极权社会的深层潜意识。大概这也正是写出“真实”的价值所在。写出一个小人物的意义所在。

与着意于研究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的传统史学观不同，现代人的史学观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日常习俗和由生存环境形成的社会集体潜意识。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史料，在现代人的观念中重新获得意义。我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大概终有一天会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描绘了这部《八骏图》中的例例“个案”。

依我之笔力，我不敢奢言改写或重写文学史。我只是希望通过记载这些充满生命原始冲动的腾跃之姿，能为将来文学史的撰写，留下一份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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