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中国近代的思想进步历程

作者&投稿:堂俗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怎样看待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历程~

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不写也罢,我有个更好的题目建议你写写“论中华文明的没落和倒退”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

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学器物”到“仿制度”、“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

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方教授由衷赞美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说它是“在当时条件 下”,“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由于有“在当时条件下”的话,方教授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当时条件”的时段究竟有多长呢?包不包括中国近代史呢?方教授没有明说。从他后文闪烁其词的表露,如“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即“尊王”、“忠君”和“三纲”等――引者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又如“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方教授所谓的“条件”,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这问题就大了。   几乎无人不晓,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是在落后、挨打的痛苦、屈辱中起步的。当列强侵略,国人被迫走出封闭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才一步步艰难地认识到自己整整落后于西方社会一个历史时代。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说的“新时期”,即五四运动。此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接受。如梁所言,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梁启超在这里说得斩钉截铁,因有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为根据。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显现,北京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长文,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杨度等一批文人组织“筹安会”,更是别有用心地为君主制大唱赞歌。对此丑行,梁启超拍案而起,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继之又拒袁世凯重金收买,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并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潜往他的学生蔡锷领兵驻扎地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全国纷纷响应,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呜呼哀哉。梁在《异》文中驳斥杨度、古德诺等人说:“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上百年,又如何解释呢?相比杨度等国内文人的投机心态,古德诺还多少有一点学者风度,他当时通过英文《北京宪报》声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简单论断,强调一切应以“条件”为转移。“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古氏的辩解未使他摆脱与帝制丑闻的干系,舆论界讨伐之声不绝,《甲寅》杂志批评道:“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愿后来者鉴。   方教授反复批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的二分式思维,说要“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但他没有明白地说中国古代君主制究竟是不是专制制度。如果他认为那不是专制制度,得用证据说话,而不能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方式说话。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秦以来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为虐神州,至明代达于造极。暴君、昏君行残酷统治,武力争天下血雨腥风,外戚、宦官之祸连连,使百姓生灵涂炭,社会周期性动荡,反复破坏,发展停滞。早在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就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指其违反儒家之民本理念,要害是变“公天下”为“私天下”。方教授称颂明代名相方孝儒不惜以身死维护王位继承制,殊不知方氏思想表面观之有似尊君,骨子里坚持的却是孟子贵民之教。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他甚至说“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对人民的反暴君斗争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反对君主专制的论说就更加鲜明。他们抨击秦以后的帝王皆是“视天下为己有”的盗贼,“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坚决否定“君为臣纲”,宣称“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及至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进步思想界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本弊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邹容说:“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要救国必须彻底根除“奴隶根性”。梁启超说:“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谭嗣同说,“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名教既立,虽身受荼毒,亦俯首帖耳,无敢呻吟,致人伦失其平等,社会趋于腐败。故今日倘欲变法,非先变三纲五常之名教不可。他提出要使国民精神“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可以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它并非如方教授所言,是什么“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觉醒觉悟,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一源流直通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事业。记得30年前,正是黎澍等一批史学家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檄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我们现在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也好,振兴国学也罢,总不能精华与糟粕混淆,黑白与是非颠倒吧?   方教授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一句话里连用两个“特定”,意在强调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前面关于君主制的说法一样,方教授所谓“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其时空同样延至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出于一位经常到国外讲学、见多识广的学者之口,着实令人诧异。不错,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仅诞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同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准则一样,终于被国际大家庭所普遍接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早在19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是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建立新中国的。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我国既是发起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成员国一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对《宪章》作进一步权威性解释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认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不就是民主政治吗?它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怎么能说没有普遍性呢?需要指出,在当代,民主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而不仅仅是具体文化的范畴。以特定文化的概念来偷换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的。方教授还说,“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事实吗?所谓从东亚到南亚,不知是指日本、韩国,抑或中国台湾,还是印度?这些地方民主政治是否成功,应该由当地人民说了算数,别人给他们下结论似乎武断了一点。至于方教授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法官要你死,你不得不亡”拉在一起说事,抹杀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的根本区别,就显得很欠专业了,如果拿这种东西去教学,是会误人子弟的。   方教授在对君主制和民主政治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亮出了自己的主张: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肯定会吊起他的学生们求知的欲望,遗憾的是,方教授就此打住了,没有做深入、展开的说明。笔者只好再请教几问:这种“儒家式的贤能政治”要不要权力制约?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果要的话,它与民主政治有何区别?如果不要的话,它又如何“贤能”?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还请方教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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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叛信可:[答案] 思想文化内容在近年来的高考考查中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加强了对文明史观的考查.中国近现代西学东渐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的理论探索过程和理论成果.认识中国近代前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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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滩区13083369608: 如图是某学者概括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历程示意图,依据此图,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 -
无叛信可:[选项] A. 是一个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 B. 是一个西学东渐去传统化的过程 C. 是一个东西文化不断碰撞分化与融合的过程 D. 是一个不断回归传统儒学的过程

冷水滩区13083369608: 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主流是学西方图自强,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器物到经济再到政治制度最后到文化的过程.结合1840~1919年中国人对西学认识... -
无叛信可:[答案]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开始于西方接触,发现了对方的强大先进和自身的弱小落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100个字我说不完)

冷水滩区13083369608: 图是某学者概括的近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思维导图,这说明近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 -
无叛信可:[选项] A. 是一个不断碰撞分化与融合的过程 B. 是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 C. 是一个不断回归传统儒学的过程 D. 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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