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 但为何文化没有崛起？

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郑永年：中国要警惕社会失序的风险。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先生的文字，略有删减编辑。
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容许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存。基本的社会信任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平共存所必需。一旦基本信任流失，社会就会失去基础。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个体之间，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政府。
社会信任的缺失可以对整个组织体系的运作产生摧毁性的影响。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引发了这个组织的巨大信任危机，直接影响到这个组织的正常运作。政府方面也是如此。同年发生的温州高铁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旦当社会对政府机构失去基本的信任，那么无论政府机构做最好的政策也会变得无效。
很简单，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建立在对决策机构的基本信任之上。个人也好，组织也好，都必须得到社会的基本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任何社会秩序成为不可能。
中国社会到底是如何失序的呢？

失衡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是具有自己的边界的。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
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新自由主义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
GDP主义是巨大的动力机制。
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续、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都是各种变相的GDP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大家经历着的不信任、恐惧、孤独的根源。

关系
历史地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具体说来，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我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传统上我们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历来强调秩序，但这个秩序往往是自上而下施加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直到今天，一旦提到社会管理，很多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基本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 弱政府；（3）弱政府、 弱社会；（4）强政府、 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我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国是“弱政府、弱社会”。政府什么都要管，好像是强政府，但因为很多方面管不好，老百姓又抱怨政策，这就演变成弱政府；社会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自我管理，这就是弱社会。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
所以，在社会管理上，我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应当争取的是上述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我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如果社会自我组织化程度高，那么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政府必然是强政府。
通过改革能够重建我国社会秩序。从国际经验看，今天我国社会失序现象并不难理解。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西方社会发展和变迁一直很平稳，那么人们可能难以看到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那样的大家了。实际上，欧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远比当代中国严峻。长时期的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多数人从横向比较看中国，就是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但忘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这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通过改革而建立的。不管我国社会和其他社会有什么不同，我国也必然要走通过改革而重建社会秩序的道路。

路径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一条有效的途径是把行政体制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厘清：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权应当留在政府、什么权应当下放给社会？从各国经验看，有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等。但在其他很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可以下放给社会。尽管这些领域政府也可以自己来做，但还是下放给社会更有效。
必须指出，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不能把社会过于理想化。很多人因为对政府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权给社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也不符合实践。如同政府会犯错那样，社会也同样会犯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完全不相关了。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从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实行法治。
除了向社会分权，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建设大社会。这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使其成为真正能够沟通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脱节问题。现在社会上的怨气，很多是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了，是管理不当引起的。很多地方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注：现在是8900万），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该去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党的开放政策也会有助于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
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
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门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个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一旦形成，即使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政府也要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是强社会的体现，而且更是强政府的体现。只有一个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会是强政府；一个只有能够考量社会利益的政府才会是好政府。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郑永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但为何文化没有崛起？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作者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作者：郑永年】 (编辑：文静) 关键字： 郑永年 中国经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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