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学习诗词——叶嘉莹访谈

叶嘉莹：从古看今，孩子怎样学习古诗词~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师从顾随。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让孩子从小吟诵古诗词，是叶嘉莹先生近年来一直所致力的事业：“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年时代，就学会了古诗的诵读和吟唱，不仅能使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对社会和人类都更有关怀的人，而且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有联想和直观的能力，无论是在文科或理科方面，都可以因此而获得更为突出的成就。”在由她亲自诵读的《与古诗交朋友》中，古诗教材被配上精美的图文，优雅的诵读，想来纵使古意再难磨，孩子们也会寻得一丝古韵。

　　文/祝晓风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记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国家图书馆又为普通读者做了一次讲演。您从70年代末回国，就开始在内地各著名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单位讲课或讲演。1987年，您应北京五个文化团体的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讲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轰动一时。您那种讲词的方法和风格，令听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讲课、教学花去了您最多的时间？

　　叶嘉莹（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50年代在台湾，您好像也是从中学开始教书的。但在台湾的教学活动，当时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内地学术界对这些还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为“匪谍”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为带着吃奶的孩子，而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所以不久被放了出来，但却成了一个无家无业、无处可归的人。直到暑假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兄，他本来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后来他找到一个公立中学，待遇更好一点，就辞去了原来教的学校，他问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说好，就带着女儿去台南这个私立女中教书了。那时只求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就是了。那会儿不要说书柜书架，什么呀，我连个书桌也没有。

　　不过，我对于古典文学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兴趣。不管那个私立女中的学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至于他们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不是我对得起对不起学生的事，而是对得起对不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所以那时我生活虽然很艰苦，我还是尽我的力量教书。

　　■：后来，您到台湾大学教书，好像也是与辅仁的师友有关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证明我们没有“匪谍”嫌疑。这时，因为一个机会，我和我先生都到了台北二女中教书。到台北之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你不是在北京到过我们家，见过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吗？当年，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郭立诚是郭琴石的女儿，郭琴石先生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在许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们家住过。他是上个世纪初最早留学法国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71年我到欧洲旅行，在法国还遇见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过他。老先生已于前几年走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说你要到淡江来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了。三个大学，说是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现在台湾有个作家陈映真，写小说的，就是当年淡江大学夜间部听我课的学生。其他像白先勇、吴宏一、陈若曦、林玫仪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像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许世瑛先生那时还担任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大学国文的课。他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后来越来越严重，就让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学国文的广播的课程。几年之后，成立教育电视台，又把我拉去讲《古诗十九首》。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后来在加拿大，虽然没有长时间的兼课，但是我就开始经常回国，又在国内教课。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放假，我就回国讲课，有的时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回国讲课。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为教书的缘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是怎样一种机缘，直接就到哈佛去教书了？我觉得这次转折，不仅对您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不错，这里的确有一段因缘。当时内地是不跟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而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汉学的人，主要都是学古典的，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很看重，以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汉学的大多是学古典的。他们当时不能到内地，就只能到台湾来。跑到台湾，就不得了，三个大学，都是我在讲，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还有大学的广播国文，电视的古诗，都是我在教嘛。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那时台大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交换计划，密歇根大学就提出要把我“交换”去，钱思亮校长就同意了，我也答应了。钱校长要我补习补习英文，我就真的补习啊，学了差不多半年多。

　　当时凡是要交换到美国去的人，都有一个interveiw，就是面试嘛。当时美国在台湾有个“在华协会”，协会的主任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叫刘崇钅宏，面试由他安排。去美国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语面谈。给我面谈的，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诗的，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我很熟悉，当然不成问题。下午，刘先生叫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刘先生约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饭时，海教授就和我谈了更多关于中国旧诗的问题。晚饭后，刘先生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海教授和我，那时海陶玮全家都在台湾。在车上，海教授就问我，将来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我想哈佛大学这么有名，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却没有回家，他叫计程车又开回刘崇钅宏那里，他说哈佛要请叶嘉莹。刘先生就叫秘书通知我这件事，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钱校长说一声，叫另外一个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钱校长。当时在台湾，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国的。但是钱校长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我从去年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的是你，现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变，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诉海教授，说我不能去哈佛。当时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正在写一本书，所以急着让我去，可以和他讨论嘛。海陶玮说，密歇根不是9月才开学嘛，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两个月。1966年的那两个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渊明。本来，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讲汉语，可是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讲汉语，而是要我讲英语。这样倒使我的英语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满，台湾派另外一个人来，我没有延期，按海陶玮教授所说，又回到哈佛。这次就不仅是研究，而且还讲课。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景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说到1968年您“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击，因种种阴难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叙述中，对这一节好像也讲得比较含糊。我倒是记得以前您曾对我讲过，当时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没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给了我聘书，我就到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办签证。我本来第一次出国有签证，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签证，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去美国，是不需要再签证的。可是这次我要接我父亲，要给他办签证。可是签证官说，你们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用这个访问的签证了。——他说着，就把我的签证取销了，我父亲的签证根本就不给。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就建议我申请一本新护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国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居。——我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陶玮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大学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著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读者却可有此想。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在那样一种生活中，我曾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王一澜 (以下简称王)：叶先生作为诗词研究的名家，可否为当今读者推荐诗词研究的入门书籍?■叶嘉莹 (以下简称叶)：要想做古典诗词研究，真正入到诗词研究的门里去，不能光靠读哪本书。因为诗词的入门之法不在书中，而在吟诵中。 □王：您的诗词研究是如何入门的呢?■叶：我小的时候读书是从中国的古典念起的。最初念的是四书。诗词方面，最初读 《诗经》、楚辞。如果说入门给我启发的，那就是背 《唐诗三百首》。我家里的长辈，父亲、伯父都喜欢吟诵，他们常拿着调子唱。我小时候一方面背 《唐诗三百首》，一方面听他们吟诵。没有人刻意教我，但是我听得多了，自然也吟诵，吟诵惯了，便掌握了诗的韵律。我从 10岁时开始作诗，当时伯父见我背了很多诗，就给我出了个题目：用诗韵十四行的韵咏月。因为背的诗多，所以对诗的平仄韵律比较熟悉，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合律的诗。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吟诵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在于读哪些书，还在于你要把书背熟了;不仅背熟，还要吟诵，你就进到古典文学的门里去了。 □王：只有吟诵才能体会古典文学里的韵律之美?■叶：对了。现在的入门书我并不了解，而且我也不认为只读这些书就可以入门。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的经验，介绍入门的道理。我小时候就背熟、吟诵，但是现在回想，为什么特别是中国的古诗词，一定要吟诵才能入门?我认为这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的。汉字与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字都不一样，是单音独体。比如 “花”，一个字一个音，在英语中是 “flowers”，就是好几个音。“天”，一个字，没有韵律; “蓝天”，两个字，还是没有韵律， “蓝天白云”，中间就有了一个停顿。因此，单音独体的字，要想有韵律，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二二的停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最早的 《诗经》是四言体，二二的节奏。从周朝开始，我们国家就有了吟诵的传统。《周礼》记载太师教国子诗歌入门，用 六个方法：兴、道(通“导”)、讽、诵、言、语。“兴”即兴发感动，让小孩子体会诗歌作者内心深处感发的感情。“兴”可以随便联想。李商隐有一句诗 “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有的人就会把 “几对”联想为数量词，以为是几对梧桐树的意思。这是错误的联想。这里的 “几对”其实是 “多少次面对”的意思。老师引导你正确地理解诗歌的意思，即为 “道”。“讽”，《周礼》的注解是 “不开读之”，即为背，背下来才真的能够体会诗的幽微深厚的意蕴和美。背下来还不够，然后还要 “诵”。 《周礼》注解说是 “以声节之”。诵要有节奏、声调。所以说吟诵的时候就对诗歌有一种更细致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兴、道、讽、诵”这四个方法是读诗最重要的。兴，内心要富于感发，感发也不能胡思乱想，要有正当的途径，然后你要会背，会吟诵。自周朝始我们形成了吟诵的传统。那个时候，诗是要背的，而且要吟诵、歌唱的。诗歌中的五言体、七言体也是结合我国语言文字的特色自然发展出来的。汉武帝建立乐府，搜集各地方的歌谣或是名人的诗篇作品，然后配合音乐来歌唱。管理乐府的官员李延年曾向汉武帝唱了一首诗：“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惊闻有美女如此，原来是李延年的妹妹，此人就是后来的李夫人。李延年唱的这首诗，基本上五个字一句。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一句是八个字，但“宁不知”三个字是衬字，基本上按照节奏韵律就是五个字一句。《汉书》记载李延年 “为新变声”。自此开始有了五言诗。北方的诗歌音乐系统，从 《诗经》开始到乐府诗歌，由四字一句发展为五字一句。南方也有个音乐的系统，是楚国的楚辞。楚辞最有名的作品当然是《离骚》。《离骚》很长：“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前面六字、后面六字中间一个兮字，这样一句话太长，不方便创作和歌唱，所以这个体裁没有被后来的诗人继承，而是被写赋的人继承了。楚国除了屈原的这个长篇《离骚》以外，楚国真正流行的，是他们祭祀鬼神的诗歌——— 《九歌》。 《九歌》也有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其中有一种形式，被后人广泛传承，那就是前三字后三字，中间一个兮字：“入不言兮出不辞，陈回风兮载云旗，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伤别离。”这是七字一句。所以楚汉之交，楚霸王项羽《垓下歌》唱的是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高祖刘邦 《大风歌》唱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再发展到了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有诗：“秋风起兮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七个字一句。这就是七言诗。中国古典诗歌整体的演进是与我们语言文字单音独体的特色分不开的。无论是 《诗经》的四言体、乐府的五言体、或者是楚歌的七言体、还是魏文帝《燕歌行》的把 “兮”字取消的七言体，基本的节奏都是二二、二三，或者二二三。同时这种基本的节奏一定是循环的，不仅是每一句内部有平仄的配合平衡，一串诗下来，同样有循环往复的节奏。比如 《离骚》的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念起来每一句中是三三停顿，整首诗的诗句之间是四句一段。这种节奏上的循环往复也是造成中国有吟诵传统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有吟诵的传统!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所以我们重视吟诵，有吟诵的传统。 □王：您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吟诵的传统，吟诵也是古人学习诗词的方法。■叶：学诗词，古人的要求，一定是先要会背，背了以后要会吟唱。曾国藩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道，背诵有两种方法，先是大声地读———高声朗诵得到气势;然后再学习慢声低咏———体会其中的情味。学诗词，一定要会作诗。只有会作诗，才能对古人的诗有深入的体会。要想把诗词写好，不要去看那些入门的书，你就去吟诵。在你背诵吟唱之间，从声音、口吻到内心，都能跟古人的内心感觉打成一片，融会贯通。这样，你不但学会了作诗，也体会了古人的诗。你要问我入门，没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背诵跟吟唱。只是去看书，永远不懂得作诗，永远不懂得中国诗的真正的好处。 □王：怎么学习吟诵呢?吟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吗?还是有共同的音调?■叶：这个不是唱歌，没有谱子，不但没有谱子，而且绝对不能谱出谱子来!现在有人把诗谱成很好听的歌。但是你会唱歌，你永远不懂得诗，你也永远不会学会作诗。我小时候，我的伯父、父亲都会吟诵，但是我们吟诵都没有死板的调子，我父亲和伯父吟诵得不一样，我和他们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要有一个节奏。掌握了节奏，自己就有自己的调子。有的人平声字拖长，仄声字缩短;也有人整个句子都拖得很长。这些都是吟诵，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不管是前后哪种，节奏一定是二二三的节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读。要学习吟诵，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天到晚地听别人吟诵的录音，最后开口就是这个调子。不但学诗是如此，我年轻的时候学古文，也是如此。唐宋八大家，今天要学韩退之的文章的作风，你这个月就都读韩退之的文章，要大声地读。把韩退之的文章大声地背诵，然后做出文章来就像韩退之。不仅古诗词，古文也是吟诵的。苏东坡的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游于赤壁之下。”有一个调子。欧阳修也有一个调子。古人学诗文，都是这么学的。 □王：所以说，在吟诵的过程中传递的不仅有节奏韵律，更有一种诗文的情韵。■叶：对的。钱钟书先生的诗就是很好的证明。钱钟书的诗思智非常深刻，也非常博学，造句用典非常的精微美妙，但是他的诗缺少一种气韵。古人说诗歌要有气、韵、神，钱钟书的诗就是缺少那种神韵。前年，我在台湾一个纪念钱钟书先生百岁诞辰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到，他的诗歌中缺少情味，当时我推测他一定不是很会吟诵的人。因为他的父亲钱基博虽然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但是并未流传下来几首诗。我猜测钱基博应该也是不作诗不吟诵，因此钱钟书也从未受到父亲吟诵的熏习。我的这个推论，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为我找到了佐证。有一本书叫 《朗诵法》，这本书的序言是钱基博写的，里面谈到他自己不会吟诵。 “……余二十二岁，客与会稽陶杏南先生之江西提法使幕，方刻意为文章，日诵韩文，以为定程，声琅琅出户外而陶公不以为可!谓子文畸于刚燥，余尝病之而不知其所由然!而久乃知子之病于诵也!”这么一个趣闻可见吟诵之重要。我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有一篇文章 《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不但引了中国的历史，还引了西方的著作，证明吟诵才是重要的，里面也谈到了吟诵的格律、规矩。想要进一步了解吟诵的读者，可以阅读这篇文章。 □王：情韵、智慧，是您每次谈到古典文学的两个关键词。您也曾多次表示，诗词不仅是您的学术研究对象，更是您参悟人生的窗口。■叶：可以这么说吧。我一生能坚持经历过那么多苦难，都是得益于古诗词，这里面的人生智慧、处事心态，都给我太多的启示和感动。 □王：所以学诗词的过程更多的也是与古人的智慧情感对话的过程。■叶：一点儿不错，与古人对话。而且中国那么长的历史，能够传到现在的作品作者，一定是他的感情意境、修养品德有好的地方。读之既久，你就自然把你的学识、修养、品格都提高了。□王：回顾您人生中的阅读和研究经历，您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叶：要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不要光靠入门书籍，你要把他的书拿来自己去读。人云亦云，那怎么是你的呢?比如学古诗词，你如果不想去吟诵，如果你自己不想做诗人，你也不想自己费工夫，那我可以介绍你最好看我讲诗词的书，那就是我替你读、替你背，然后把我所得的，讲给你听。你就从我所讲的再进去体会。但所有的入门的书始终是二手的，你要真的拿古人的书来读，读来真的让你动心，才是你的。有一个比喻特别好，会读书的人就像一个刺猬，身上都是刺，滚到哪里身上就沾上什么东西。 □王：要有个入心的过程、感动的过程?■叶：对，也要有思考的过程。王国维给了我读词欣赏的入门。但他说的也不是都对，我只是觉得他说得好。比如，王国维谈李后主的词。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说李后主 “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看了都很感动。我发现有人批评王国维的这句话，说李后主又不是释迦基督，他自己都是个罪人，他怎么担荷人间罪恶呢?我觉得他没有看懂。王国维的话是一个比方的说法。释迦基督是担荷人间罪恶，李后主的词是以他个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写下我们天下人共同的悲哀和痛苦。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文字极为浅白，但是那种悲哀就蕴涵在里面。所以说读书你要有体会，“学而不思则罔”，学习后没有反省所得，就是白得了。读书是一种受用。你要真的习得了，自身饱满了，才享受了。 □王：您印象中在研究诗词的过程中，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于哪首诗词有不断变化的认识和感动吗?■叶：小的时候读 《唐诗三百首》，也是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小的时候只是懂得这首诗表面的意思，前两句写深夜无眠的意境很美，后两句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也知道，可是我对于这首诗真正的好处并没有懂。一直到很多年后，我 20多岁结了婚，到了台湾。结婚第二年刚生下大女儿4个月，先生就被关起来了，第二年女儿没满周岁我也被关起来了。无家可归、无家无业、无以为生，过了很痛苦的生活。很多年后我找到在中学教书的机会。当时讲一课是 《资治通鉴》的淝水之战，里面提到秦王苻坚驾着云母车，从云母两个字我忽然想到小时候背的这首诗。我觉得那时候我懂了。“嫦娥应悔偷灵药”，一般人无法到月亮上去，嫦娥你有机会吃到灵药飞到月亮上去，你是幸运的还是不幸呢?李商隐说嫦娥应该后悔。人间虽然污秽罪恶，但是嫦娥在人间有同伴、伴侣。她一个人离开尘世到月亮上去，虽然没有尘世的污秽和罪恶，但是她是孤独、寒冷的，她应该后悔，如今在茫茫的青天碧海间，再也没有一个伴侣，每夜都是孤独的。王国维的一首词 《浣溪沙·山寺微茫》也写过：“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王国维在词中写，我想要爬上山去， “试上高峰窥皓月”，可是我还没爬上去呢，天就黑了，我爬到半山，偶然睁开我在山中的眼睛看山下，“偶开天眼觑红尘”，看到红尘中那些愚蠢的、劳碌的，充满罪恶的、自私的、那些痛苦的人类，我其实没有真的离开他们，“可怜身是眼中人”可怜我自身也是我眼中的那些人。那时我也曾经看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叔本华的哲学中有一章讲天才。一般人就像动物一样，盲目地追求生活的欲望，所以叔本华说生活就是欲望而已。没有得到的时候追求是一种痛苦，追求后得到了、厌倦了、失望了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人生就是被欲望所驱使，永远在痛苦之中、得失之间。一般人就是盲目地跟大家一样，为了生活的欲望而追求。天才与一般人的不同，就在于天才看透了人生是如此之愚昧，为了动物性的欲望而忙碌，然而天才自己也是人，看到动物欲望造成的痛苦，却又无法脱离这种痛苦，这是天才的悲哀。自此，我就明白了李商隐的悲哀：“嫦娥应悔偷灵药”。嫦娥你为什么比别人的感觉更丰富、为什么比别人的理想更高远呢?是你自找了你的痛苦。“可怜身是眼中人”。小时候没有这种体验，经历了人生的苦难才有了这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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