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的增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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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人口增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实录时,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清代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清实录》和王先谦《东华录》,将其中所载清前期历年人口数作一排比,就可发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民数”为27355462,而仅仅过了十七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民数”就达到143,411,559,②七年之间,“民数”增加了四倍多,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当代诸多人口史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何炳棣认为,清代人口统计,以乾隆六年为界,有截然不同的统计方法,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乾隆六年以前的“民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只不过是赋税单位”③。乾隆六年以后的“民数”,才是包括“大小男女”在内的全国总人口。因此,前述乾隆皇帝所看到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只是纳税单位,经人口史家的复原,实际人口数为一亿左右。④176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上升到二亿,1787年前后,上升到三亿,1830年前后上升至四亿。⑤因在康熙年间,清朝人口已过一亿,清前期人口增殖率之高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但其人口增长的总规模却是空前的。

首先,人口的膨胀,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引发清朝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因素。



一般而言,在清代,人均四亩地可以维持生活。而到1766年,人均土地降到3.52亩,1812年再降至2.19亩。大土地私有制在清代经上百年的发展至乾隆时期,已使土地占有很不平均,而人口的增45多更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化,激化了阶级矛盾。



如果说清初的“民变”是具有民族意识的反清复明斗争,而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则主要是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历时九年,波及九省的白莲教起义使中国人口减少了1103万.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人口压力摧生的结果。“就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背景而言,导致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即为人口压迫问题”(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故宫丛刊1981年版,第114页)。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人口的减少更为惊人。



虽然许多专家的统计数字不尽一致,如胡焕庸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七千万;21周源和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全国人口减少了一亿六千万。22陈恭禄认为太平天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23葛剑雄认为“1851年到1865年这十四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24。无论哪一种数字都显示出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口的损耗是非常惊人的。用战乱来减少人口是所有缓和人口压力的途径中最残酷的途径。



其次,人口的膨胀,激化了民族矛盾。人口的剧增,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


第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租佃关系的变化。由宋代的“逃佃”到清代的“霸佃”,反映了人口增长与土地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宋代,“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末收获间,借代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客[户]虽多而转徙不定。”《宋文鉴》卷106吕大钧《民议》)这就是说,在宋代佃农找到一个雇佣他的地主,找到一份土地耕种还不是一个困难的事,而清代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佃农相对土地来说已是供大于求,在这种状况下,地主往往要么增加租额,要么抽回土地,另行高租招佃,引起了佃农的“霸佃”斗争。此外“永佃制”、“押租制”的出现都反映了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现象。

第四,人口膨胀,导致清朝中叶以来移民浪潮长盛不衰。过去的移民浪潮主要因战乱而兴起,如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北民南移,以及靖康之变后的移民。而清代移民则是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所引起,因而此时的流移之民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清代人口的国内移动有三大趋势:一为经由湖广移居四川;二为移民东北;三为移民台湾和周边岛屿。所谓“江西填两湖,两湖填四川”就是这种寻求生存资料、生存空间的移民。



海外移民也迅速增加,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出国的华工,估计为32万人,平均每年为6400人左右。而在18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128万人,平均每年为51000多人,为上半期的8倍。25



第五,人口膨胀导致了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人口增多,劳力过剩,使许多人被挤出固有的乡土沦为流民。这种流民与过去因躲避战乱和灾荒而背井离乡的流民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战乱平息后和灾荒年景过去后陆续回到土地上重建家园,而前者即使太平盛世和风调雨顺的年景也无家可归。他们分散于各车站、码头、运河口岸、城镇一隅,无依无靠。既不受宗族社会,也不受政府的保护和控制。为了得到集体保护,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秘密会社这样一种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因此帮会组织空前兴盛。



第六,生存空间日益仄逼,资源分配日趋紧张的状况,各级政府成了越来越多的科举职业大军附着的机体,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而后备队伍在官衙门外却仍排着长队,似乎看不到尽头。其结果是“文士过多,官场竞争激烈,各使手段,贪污贿赂盛行”。

一、人口的膨胀导致了人地冲突的加剧

虽然从康熙24年的6亿多亩到光绪年间的9亿多亩,土地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增长人口的的需要。而清政府一系列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措施,更是激化了人地冲突。

此外,清政府还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东北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以保护王朝所谓龙脉以及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这一切进一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激化人地冲突,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二、人口的膨胀导致了各类矛盾的激化

1、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主要体现在民间纠纷不断增多,这主要表现在民间司法诉讼的增多。而在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冒祖争山、土地买卖和争夺土地。

2、阶级矛盾的激化

社会矛盾一旦增多并且得不到解决,就容易上升成阶级矛盾,成为农民起义的火药桶。而由于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更是为频繁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人力物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清一代共268年,各类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3、人口膨胀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人口的剧增,还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在西南苗族地区“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

而在西北地区,原本游牧民族所放牧的广大草原被逐渐侵占,生存空间遭到了进一步挤压,也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从康熙到乾隆,经历了三代皇帝,举全国之力,方才最终基本稳定新疆地区。

为此,乾隆皇帝还不得不在平定回乱后,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彻底扫除反抗势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污点。

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人口的膨胀,使得人们对生态资源的索取愈发苛刻,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南方地区,过度围湖造田,毁林开荒,使得水土流失加剧以安徽当涂县的大公圩为例,过度的开发导致圩区生态环境的失衡,其直接表现有:

1、灾害频发;

2、受灾面积大。大公圩地势低下,一遇水灾,往往整个圩区一片汪洋;

3、灾害的破坏性大。一方面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圩民的基本生活设施被毁;另一方面灾害还污染了水环境,导致瘟疫流行。

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地区,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樵采,使得次生盐碱化现象突出。大片大片的绿洲被开辟为农田,却又因为缺少保护变成荒漠;与此同时,过度用水浇灌,导致了土地盐碱化,西南地区同样有石质荒漠化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荒漠化程度。

另外虽然美洲引入的作物如玉米、番薯等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其在西北地区的推广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却也不容小视。

四、人口膨胀加剧了社会竞争,进而导致清政府的腐败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仄逼,资源分配日趋紧张的状况,各级政府成了越来越多的科举职业大军附着的机体,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而后备队伍(包括捐官者在内)在官衙门外却仍排着长队,似乎看不到尽头。

在清朝,即使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不见得能马上上任,能不能去做官理论上由有关部门按照先后安排。因此,多数都还得拿大量银子去“孝敬”上级,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一份官职。

不少人仅仅是徒有虚名,空挂“候补”一职,甚至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吃上皇粮。而那些花大价钱得到官职的人,一上任便是和当地的绅士地皮勾结,鱼民百姓,愚弄乡里。

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一、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清朝版图辽阔,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元朝的疆域面积大于清朝,但是不同于元朝的羁縻统治,清朝在庞大的疆域内都建立起了实际有效的统治。

空前的疆域扩展也带来了大规模开拓边疆的热潮,清政府在新统治的范围内开垦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移民等方式充实边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

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

有清一代,虽然出现了深耕犁,水利高转筒车等新的农业生产设施,但是和明代相比较,技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这一时期,高产作物的引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的引入与大面积种植,为人口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时期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我国,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

众所周知,战乱不仅会导致社会的长期动荡,还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是古代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

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虽然依照史书上记载战争依然频发,但纵观这一时期,这些战争具有规模小、影响小的特征,且主要集中在边疆局部地区。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的消失,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繁育后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创造性税收政策彻底解除了盘踞在人们头上的红线,激励了人口快速增长。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有三:

1、因为不再按人口数量征收丁银,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

2、人口统计趋于准确,隐瞒人口数量的情况减少;

3、在人口流动控制方面,从以前的人为控制转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人口流动下降。



和明朝相比,清朝的农业技术水平略有下降,但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精耕细作的程度加深..人口的大量增加而土地的相对增加有限,于是造成了社会人口的过剩。而自乾隆起,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部分排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破坏,同时由于人口的激增造成了田少人多,而大多数的田地却掌握在少部分的地主手中,而赋税和地主的盘剥更是压榨得农民衣食不饱,这也是清中后期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以至嘉庆年间,曾有农民起义军冲进紫禁城事件。

人口增长的影响
人口的急剧增长无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制约社会发展,清朝同样如此。清朝人口增长加剧了社会资源的紧张,导致人多物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尤其是米价和田价的的上涨。在康熙年间末期,就多次出现米价上涨事情。康熙五十一年(1712),“帝与大学士等议米价,谓连岁丰收而米价不减,主要并非烧酒用米过多,而在于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且富户屯积之故”。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实录时,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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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经济的增长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土地不够,但中国又是以农业为主,无法养活更多的人。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流民增多,嘉庆时候的白莲教起义就与这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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