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的人物思想

黄远庸的人物生平~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1915年冬赴美访问。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

邓小平（1904～1997）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邓公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中国的的崛起功不可没,有一点:但他不是法理上的领袖,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要富裕,更要法制,不要人制.
他的一国两制同样是一种很伟大的创举,中国的现在发展之迅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远见和谋略的成果.
我觉得他是伟大的.....

黄远庸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作了深刻的反省，《忏悔录》就是黄远庸反省的记录，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瞑目委化而后名为死者，非也。此特形死而已。近世颇有学者深信灵魂不灭之说”，在篇首，黄远庸即提出了灵魂不灭之说。然而，既然有灵魂不灭之说，必然也会有魂死之说了。接着，黄远庸从反面描画了“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的形象:“肢体动作、饮食起居，犹是常人，而块然其精神不复寓焉者是也。……其人之身，有形而无神。有如有人白昼见鬼，见有形而不见有身。又如镜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实乃无花无月。奄然一息，固无真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绝非超然象外者也。”这里，黄远庸并没有引出社会不朽论与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已经为之埋下了伏笔。
那么，一个人怎么才能灵魂不灭呢？黄远庸认为，首先要不为“形役”，要自由。黄远庸承认自己是为“形役”之人，他说:“余乃以身为形役之人也。饮则吾有时不知为饮，食则吾有时不知为食。起居坐卧，常若异人；动静操作，身动而心不属。块然一身，早同异物。日出日入，一切动静，常若冥然，无有感觉，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作呕既久，不可复住，则亦听之。”同时，“为形役”有多种，“此傀儡之名片之衔号，实乃多种:曰学生、曰官吏、曰新闻记者、曰政客、曰律师，皆其经历中之最大者也。而此傀儡之余之于官吏、之于学生、之于政客、之于新闻记者、之于律师，亦犹其于饮食起居然，冥然罔觉。其为自身之饮食起居，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实为学生、实为官吏、实为政客、实为新闻记者、实为律师也者”。而这样的人，即是灵魂已死之人。所以黄远庸说:“盖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
同时，黄远庸认为，其实人的灵魂是不可能死的，只是为“牢笼”所囚系而已。黄远庸仍然以自己的感受为例，说明灵魂之不死。他说:“即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拦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 所以，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自由。但是，由于“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所以才被“梏置”，失去了自由。同时，黄远庸也指出:“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
“良心之苛责”、良知，即忏悔是通向灵魂不灭的更加重要的条件。自由首先是良知的觉醒，没有良知觉醒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不为形役”只是灵魂不灭的必要条件，良知的觉醒才是真正的灵魂不灭。所以，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具有忏悔意识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也是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真正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和节操的标准，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忏悔不是专门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黄远庸指出:“常人一生，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先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所以，每人都应当忏悔。黄远庸认为:“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以次牢狱乃人生必经之阶段，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 黄远庸自己承认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余历数余之平生，虽泛泛一寻常之人，但少年为学生时，尚有一二事刻入于脑影之中，不能磨灭；渐渐则不能有不能磨灭之事实，而仅有不能磨灭之思想；渐渐则并此思想消归无有。综其所有，惟罪恶与过失。余于清醒时平旦时，常欲用大力驱除其出于脑影，而消灭其苦痛者也。”
黄远庸列举了三种入此牢狱之人的最终归宿:其一，则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永堕落。凡今之种种人头畜鸣者，皆是也；其二，则其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爱。磊落而英多，聪明而智慧。然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乃自杀，或已早亡。若是者谓之灵魂与躯壳之战死。其三，则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
黄远庸自认非盗非贼，不会瘐死；非神非圣，不会战死，也不得破狱而出——“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所以，只有“奔突叫号”、“窥狱隙而略见天日”，不堪良心苛责，只有忏悔了。同时，黄远庸也指出，他并不承认良心绝对自由与绝对不自由论，“盖余以为余及世间人所犯一切之罪恶与过失，其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所以他的忏悔“含有自责与自恕二义”。
同时，黄远庸认为，良知也是一个人的天性，即便在最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黄远庸回忆自己在南浔公学做学生时，一次大病且死，不禁浮想联翩，认识到“人类为物，初无价值。其稍有价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即其人平日之丰功伟烈、嘉言懿行”。所以，“顷刻之间，恨无机缘得为一善事以殁……冥想中忽触见看护余并之校役在榻旁隐卧，余思此乃余实行善事之机会。余素未奉何教，此时忽发一种神圣卓越之宗教思想，将尽吾贫薄之脑筋所有，以改善此仆人”，云云。以致于在此“良心焕发之时”，“心中畅快无似”，“真有神游天国之乐，可以消除病苦”。良知使他感到如此的自由！
独立自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独立自尊不是良知与自由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深化。黄远庸忏悔的第二个内容便是独立自尊的问题。
黄远庸渴望独立自尊，但是，真正做到独立自尊是不容易的。儒家文化缺乏造成独立人格的元素。原始儒家的创立之初，即是依附于专制君主的，尽管它也有过改造君主的愿望， 但结果都成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对于中国来讲，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启蒙？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起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是啊！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样，我们对于下面黄远庸正讨论着关于独立的问题，怎么忽然转到对革命派的批判上了，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黄远庸是反对革命的。我们这里不探讨革命的是非曲直，只是探讨黄远庸反对革命的出发点。毋庸讳言，革命需要盲从，需要愚忠。所以，革命与独立人格的养成是相悖的。黄远庸反对革命，因为革命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并且，黄远庸自己也现身说法，说明自己如何曾经迷信革命，为得自由而参加罢学却落得“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的结果的。所以，黄远庸发现了革命的局限性，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说自己“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接着，黄远庸批判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动其实与自己当年罢学没有什么两样。他说:“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罢学风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综自革命后种种政界现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无一不与取缔风潮相似。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然于余悔其罢学之后，过恶丛集，盖以余太无学力，只有感情而无理性，故非极端走入激狂，即极端走入腐败。稳健和平，以谋建设作人之基础，乃非吾所能也。吾国民无此建设性，则国家已矣！吾个人无此建设性，则吾个人已矣！”
同时，革命的结果也历历在目，令人无法恭维。黄远庸指出:“革命之后，党会纷立。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时期中买卖人口之风盛行。全国之高等流氓，乃等于插标入市之猪牛，小者卖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女闾三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黄脸婆子、鸠面盘荼，亦复价值万钱，利市三倍。譬犹肉市腾涌，虽瘟猪病牛，亦复不胫而走。盖数年以来，人格扫地以尽矣。凡兹种种，将以入他日民国秽史，非吾作所能详也。” 黄远庸看到的是人格的丧尽，而不是独立人格的养成。政治革命的结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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