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频道的概念分析

作者&投稿:塞褚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公共频道的管理模式~

全世界的广播电视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国营台、公共台、私营台。如今国内电视台均由过去单一的展示或播放平台,转变成一个多频道并存的集合体。这些频道的产生是受了营销学市场细分理论的启发,而且它们各自所触及的场域与空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媒介传播领域内,以上的叙述或者说判断应该说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并且它们意义的叠合似乎已经在语义上覆盖了“电视公共频道”所传达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具备诸如此类的固有常识,而对国内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渊源与运作的实际状态缺乏细致、真切的调研和观察,那么,我们对“公共频道”的概念所作出的解读肯定会不得要领。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意味深长,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某些具有本质性的征候,于此可见一斑。电视公共频道从草创至今,在时间上已经拉开了一段足够的距离,应该是从学理上认识它的时候了。本文是对这一含蕴丰厚的现象展开深层阐析的第一步,其重心落在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的剖析上。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一)共享性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这里说的模糊性,是指我们如今在国内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与频道设置的语境中使用的“公共频道”概念具有特殊的指向,与它在普遍意义上的含蕴明显不同。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这一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特定含蕴的概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其意义又发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义靠拢,二者往往显得若即若离,貌合神离。此外,国内已经遍地开花的公共频道在展现形态上不尽相同,重要是这已经不完全是风格多样化层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构与核心元素层面上的不相同。诸如此类的种种,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共频道的概念丧失了标识与辨认的功能。
第一,两种不同意义指向的公共频道
在通用语境中,公共频道系指公共性质的电视媒介,与国营、私营性质的电视媒介相互区别、鼎足而立。它一般通过国家委托、特许的公共机构提供电视节目,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日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大多不接纳商业广告,有的容许少量的商业广告,但明确规定不能影响节目的内容。最著名的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即使是在商业电视遮天蔽日的美国,也有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
比较而言,欧洲的公共电视更加普及、成熟,其中英国广播公司历来被认为是西方公共性质传媒的典型范式。它强调以保障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覆盖面广,满足不同层面的受众观赏期待。关注少数派和弱势群体,关心民族特性和社区生活。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将公共广播电视归纳了七个特征:服务的普遍性、内容的多样性、编辑的独立性、社会责任至上、高质独特的文化内容、公共财政、经营的非营利性③。
在这里,“公共”的含义强调的是公益、公众,意义中心落在传媒的接受者一方即受众,公共频道就是要服务大众,让大众从观赏电视的过程中获得益处。公共电视的这一特点通过与商业电视的对照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西方国家,公共电视是相对于商业电视而存在的。商业电视专注的是社会中具有旺盛消费欲望的受众,也就是说具有广告价值的人群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全力以赴追逐商业利益。而公共电视的理念要求服务公众的普遍性。同时,商业电视为了利益常常漠视各种亚文化,社会边缘群体很难得到公平注视。公共电视容纳不同的声音,倡导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传播不同层次人群的思想与情绪。
很显然,国内设立公共电视频道的初衷并不在公益、公众。在我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职责,这一点根本无须特别强调。那么,公共频道之“公共”强调的是公用、共有,其意义的重心落在了传媒的传播者一方。在这里,公共频道就是指省、市、县三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也就是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它是充分利用好省市县三级人、财、物资源的一个载体,是三级共同发展的一条强有利的纽带。”④
要完全理解国内公共电视频道这样的特殊含蕴,就应该联系它产生的背景。在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此后,国内电视台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张,并很快出现了过多过滥的流弊。自1996年12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电视播出机构进行“控制总量、调整机构”的改革。我国对电视的管理实施的是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控制电视台总量的改革是从“条”的路径上推开的。从“块”的角度看,不仅没有控制数量的自发要求,而且各地都有了对电视媒体存在的习惯性甚至依赖性,因而这项改革也存在着现而易见的实际困难。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高层认可福建公共频道的试验,并迅速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正是因为它是现行体制下治理“散、滥、乱、小”的一个在各方接受限度之内步骤。建设公共频道,可以推进县级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即从自办节目转为传播中央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这个思路的终点是由公共频道取代县级电视台。巧妙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从此就没有了电视播出机构,因为公共频道是省市县三级共同拥有的电视媒体。
第二,具有特定含义的“公共”概念出现了游移与扩张
国内电视公共频道虽然无一例外的具有特定的职能、特定的涵义,但是有一些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在频道定位与宣传上,有意无意的超越或淡化特定的“公共”概念,使其兼具或者转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涵义。
云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宣扬“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接着解释说:“就是全省各市(地州)、县(市)广电媒体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共同的。”在这里,“公共”显然用的是其特定涵义。湖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这样界定自己:“是湖南省广电集团主管的公益性频道,是湖南电视台响应中央政策、为逐步实现地市县电视台职能转变所开办的省级专属媒体。”这样的阐析游移于公共频道上文所述的两种涵义之间。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运作理念是“以人为本,服务公众”,强调传播公共资讯,关注公共事务,关心公益事业,体现公共利益。河南电视台描述自己是联播全省各地电视媒体的一个新的省级电视媒体。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频道,咱大家的频道”、“公共频道,关注公益事业”、“公共频道大家看,你说咋办就咋办”。那么,仅从宣传的文字上看,这两个省的公共频道已经开始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频道靠拢、转化了。
在这个方向上,江西电视台走得更远。该台的公共频道刚刚经历了一次改版,以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定位出现在观众面前。它推出的新的品牌定位口号是:“红色情怀,爱心舞台”,提出要以红爱心来服务江西这块红土地。自此之后,这个频道策划与推动了一系列的公益性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助学行动、送电影进社区活动、爱心购物节等。这些活动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使频道的新形象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的传播。
第三, 国内公共频道的标识与辨认功能不强
在国内,电视台的形象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各专业频道所分割、遮蔽,电视频道成了电视播出机构的更具实体性和本质性的存在。尽管各个电视台的频道构成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已设立的频道基本上都面目清晰,有迹可循,诸如新闻综合频道、经济频道、都市频道、影视频道、女性频道、旅游频道、少儿频道、综艺频道、体育频道等。它们之间也许没有达到壁垒森严、畛域分明的境地,但是一望其频道名称,便可大致感知其内容,也就是说这些频道的名称完全具备标识与辨认的功能。与它们相比,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频道的定位显得比较浮泛,形象显得比较模糊。
公共频道在整体上缺乏相对的规定性,这自然会反映到节目的形态中。具体说在节目的基本框架形式与核心元素构成等方面,各个电视台的公共频道相互之间迥异其趣也就势在必然了。福建电视台把公共频道定位为“农村·综合”频道,重点开拓农村市场。强调关注农村生活,服务农村经济。河北省的公共频道精选河北电视台1—5频道的优秀自办拦目,以娱乐为主,法制、农村节目为辅。江西电视台另辟蹊径,打造了一个定位清晰主题鲜明的公益性频道。包括浙江、宁夏、湖南等在内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公共频道,实际上都成了当地的第二个省级综合频道。
在电视公共频道的概念被推广以后,广电行政管理的高层就指出:创新性是公共性这一特征带来的必然要求。因为公共频道本身是改革的产物,如何运作、如何管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只要有利于达到办好公共频道的目的,都可以拥有很大的创造空间,上面可以为此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由此可见,公共频道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带给观众的不适等情况,都在管理高层的接受限度之内。设立公共频道是一项管理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基层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了。但问题是,国内的县(市)级电视播出机构并不是全都发生了职能转变,基层县(市)电视台自制自播的现象还在较大的范围里存在。那么,因此而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就没有的理由存在了。国内公共频道概念出现的这种混乱状况,显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言辞是否达意的问题,它反映的是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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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共频道与普通频道有什么区别?新异界旧异界又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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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17698852616: 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频道定位 -
里秋孚琪: 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以“您的家庭娱乐频道”为定位,倾力打造成为广东本土家庭娱乐生活的电视平台.公共频道以黄金时段自办节目品牌线、精品电视剧、创新娱乐节目、以及影响广泛的大型活动项目为支点,使百姓生活与大众娱乐完全互动...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共频道什么意思?
里秋孚琪: 公共频道就是可以跨区刷异界的频道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共频道什么意思做在线活动在那里能行吗?在别的频道满了
里秋孚琪: 公共频道里面不能交易、邮件等等 但只有在公共频道才能入异界、远古图.. 满意请采纳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共频道是甚么
里秋孚琪: - 通俗点就是世界喊话,不过DNF应为线路很多,喊话前要先告知人家你在哪条线上.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告频道是啥玩意?谁能详解?
里秋孚琪: 切换公共频道后出了赛丽亚的房间,地图是一艘船上的样子.往左走可以打异界1-6,往右走可以打远古图 遗迹-卡勒特(远古图比大转移前的等级提高了).除此以外,公共频道的“公共”二字不是指某个区共用的频道,而是其他区的玩家也可以连进来,比如我广东四区,可以和不同区的玩家一起组队打异界、远古. 公共频道里不能进行交易.回答望采纳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 公共频道是怎么回事 -
里秋孚琪: 是专门用来刷远古和异界用的.不能刷其他.

武功县17698852616: dnf公共频道是什么 -
里秋孚琪: 打异界和打远古去的频道

武功县17698852616: 因为本人很久没玩DNF,发现DNF变化很多了,公共频道是指全区统一频道吗?有镇魂、远古、安图、异界 -
里秋孚琪: 不是 是一个大区的 比如安徽三个区 都可以进一样的公共频道刷图 公共只刷远古 异界

武功县17698852616: 大明龙权中公共频道的功能是什么?
里秋孚琪: 公共:当前可视范围内的所有玩家可见; 昭告:服务器所有玩家可见,类似“小喇叭”; 队伍:当前小队内的所有玩家可见; 帮派:当前所在帮派内的所有玩家可见; 家族:当前所在家族内的所有玩家可见; 地图:当前所在地图内的所有玩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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