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战略思想有哪些？

近代我国的战略思想,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

战略思想?
战略选择我觉得都是从现实出发的.只能给你历史事件上.我国做出的选择.
中国和苏联进行红色输出.苏联和中国开始出现分岐.中国干扰了苏联想当红色大哥的想法.
各种事件与苏联的关系开始交恶..中国的军事重点放在北方.防卫北方.北方有没重要的屏障.给了中国巨大的军事压力.
越南在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下.提一下.越南是中国一手教起来的政权.从军事和建国上各方面的支持.当越南击败南越政府及其盟友美国.美国在冷战处于下风.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美中走到了一起.中国倒向的西方阵营.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援助.
造成.苏联开始培养中国的钉子.资助越南统一印支那半岛.越南开始入侵.老挝.柬埔寨等.甚至泰国
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及体现在西方阵营中的价值.干涉入侵战争.出兵打到河内.双方边境长达10年以上的战争.苏联每年以30亿美元资助越南攻打中国.随着苏联解体.资助消失战争结束.

（一）从速决到持久

中国自古就有“贵胜不贵久”的传统。但到了近代，清军第一次碰上了军力、经济力和战争潜力都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一些近代兵学家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之道。在经历了无数流血牺牲之后，人们才开始抛弃速战速决的幻想，真正意识到要用较长的时间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变劣势为优势、最后战胜敌人，即采取持久战法打败强敌。

持久战思想最初萌生于鸦片战争中，当时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在沿海各战场一败涂地，使林则徐等爱国之士不得不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发动民众和运用其他战法上面。林则徐在关于收复定海县城的奏折中，建议动员民众广泛抗敌，说“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不下十余万众，夷匪即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孓遗。其人即已尽诛，则其船炮皆为我有，是破格给赏格所费不为虚糜，似亦敌忾同仇之一道”。同时提出类似想法的还有时为扬威将军奕经幕僚的臧纤青，他在反攻宁波之战前，建议广募勇卒，令其分伏宁波、镇海和定海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服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就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夷氛闻记》第101页）。务令住舟登岸，造成诸夷出临，步步疑忌惊慌，所在风声鹤唳，待其魂飞气馁，然后以大军进击，内外夹攻而尽歼之。上述建策皆排斥了堂堂正正的战法，提出了持久扰敌的思路，为尔后持久战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鸦片战争后期和战后，人们关于持久抗敌的分析更加深入。对取得民众支持这一持久战的前提条件，林则徐在战争期间就提出过利用渔民、置户和乡民团练，又要求清军实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敌人在远洋接战，而在近海或陆地抗敌的方针。他号召广东沿海居民组织团练自卫，并把火攻船只交给渔民，由弁兵率领，伺机夜袭，开展海上游击战。他还发布告示，宣布“英吉利夷人”以鸦片害我人民性命，骗惑内地，为人民所共愤。约定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允许人人持刀痛杀。魏源在《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中多次引用越南把英舰引入内河聚歼和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迹，说明动员民众，招募义军抗敌的必要性。他又主张采用古代“坚壁清野”战法，设想把沿海居民组织起来，切断敌人的一切供应，使侵略者“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物可售，舵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出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惟与之相持”（《海国图志·筹海篇》）。对持久战中的战略后方建设，林则徐在被发配新疆的途中也有初步设想。他说如英军在东南沿海“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这种依托大西南、大西北、长江腹地为大后方，徐图渐进的设想，是从战略高度对早期持久战思想的极好补充。

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进一步将持久抗敌与依托山区的游击战联系在一起。刘永福以非正规的“分布散击之术”，屡次打败了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法国侵略军，延缓了越南的殖民化进程。他在回答法军招降时，曾总结自己的战法，说“尔（指法军）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晌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中法战争》第1册，第315页），而这种战法恰恰是法军最害怕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辽东、山东半岛相继被日军侵占。一些爱国之士不甘屈服，为挽救危局，重提持久战思想。一而这时所说的持久战已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人们认识到持久胜敌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反侵略战争中来。康有为等千余名举子上书朝廷，主张动员民众，遍地皆兵，说明他们已充分看到人民群众和民族意识在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其次，是将持久抗敌与中国的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强调“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其三，为了使持久战有个安全的领导环境，提出了“迁都”与战略后方建设的问题。其四，是从正规和游击战两方面阐述了持久战法。李鸿章曾提出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持之以久，不责以旦夕之功，不堕日人速战求胜之计的主张；郑观应则提出清军出动轻骑、小船扰敌，断其陆电，扰其粮道，待其身疲神懈，再分路攻袭的游击战法。可惜这些着眼于现实的建策思想观点大多较为零散，尚无人真正系统全面地阐述持久战法，构筑起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来。

（二）从海口防御到“争夺海权”

由于中国古代历朝大都实行错误的海洋政策，使中国的海上力量极度萎缩，海军建设日渐落伍，清军水师倚之御敌的仅有窳劣不堪远航的旧式木质帆缆小船，很难在海上与强敌交锋。鉴于中西海上力量的悬殊差距，广东前线的清军将领关天培不得不放弃虚应故事式的出海巡逻行动，把精力放在经营虎门海口要塞上。他在控扼珠江人海口的虎门两岸修筑多座炮台，配以原始前装火炮，设置拦江木排和铁链，以分段逐次防堵的战法拦阻敌舰内驶。但虎门炮台仅以正面墙垛掩蔽火炮和兵丁，火炮配置上又单纯追求远程炮（即使如此，两岸炮台的火炮射程仍无法相交于主航道，留下一段炮火空白区，听任敌舰行驶），缺少用于炮台自身防护的近程火炮，火炮多设于正面，炮台侧后缺少沟壕和其他工事。所以外国侵略者可以把战舰驶到距离炮台很近的炮火盲区摧毁炮台，又可以派登陆小船运载步兵上岸，从侧后攻击炮台。正如一个外国人在观察虎门诸炮台后所评论的那样：虎门“炮台都是裸露式的．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一只大炮舰的火力，或可以抵挡在岸上与舰炮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突击队总是从他们炮火不能及的侧后或后方找到最佳据点来袭击它们”（《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70页）。鸦片战争后期，清军将领在炮台附近加修了沙袋炮台和隐蔽炮台，以解决后路空虚的老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浙江海口，清军直到第“次定海失陷后，才在新任两江总督裕谦等人主持下，根据定海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特点，重点在县城以南的濒海地区修筑炮城和以制高点为支撑，以土城相连的海防工事。在镇海夹甬江两岸筑多座炮台，在江上密钉木桩，部署火攻船（其中有新发明的车轮船），与岸上炮台相辅相依。其海防工程在式样和质量上已接近虎门要塞的水平，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虎门要塞。但英军在较短时间内就攻陷虎门、定海和镇海的事实，说明当时清军海防思想仍然是极为落后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清军将帅普遍抱着“陆战谋胜”的错误想法，忽视海陆协防的重要性，误以为英军善海战而不善陆战，“彼之所恃只在船坚炮利，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它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村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因此清军可以利用崇山峻岭的复杂地形轻易战胜侵略者。抱着这一认识，清军把备战财力和物力都集中在修炮台、造大炮上面。对此，林则徐等有识之士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舍水而专陆”的海防方针必然导致清军在战略上的被动，“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其二，实行分兵把口，而非重点设防。清前期历史上海防的首要目标是对付海盗的袭扰和防止走私，从而形成了分兵把口的海防兵力布局。但在鸦片战争中，清军所遇到的是富有近代战争经验的英国军队，此时将有限的兵力分布于漫长的海岸线上，而不是正确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守其所必攻”，则不免处处空虚，总是以劣势兵力对敌，每一地的兵力都形不成很强的战斗力。其三，只重视正面一线防御，忽略侧后防御。比如在定海和镇海，清军都摆出了典型的正面一线筑了工事，派了部分兵力守卫，却没有筑炮台，安大炮。位于镇海阵地侧后的大片海岸滩涂，清军也几乎没有设防，指望以这一天然障碍阻挡英军进攻。事实上，英军在第二次入侵定海和进攻镇海时，都是从清军不设防或防御兵力薄弱的侧后发起攻击，并很快取得进展，将清朝守军一举击溃的。

鸦片战争后，爱国志士魏源某干破敌手段的考虑，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亲战略方针，主张将敌舰诱人内河，使其运棹不灵以痛歼之。实际上是根据清军武备状况调整了海口防堵的战略。但值得指出的是，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着来，这一新的海防战略仅仅是解决现实困难的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巩固海防舍积极发展近代海军之外别无他途。所以，他们更强调的是“战船火炮乃武备必需之物”（《海国图志》卷1），“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船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可惜，这些对中国海防战略的真知卓见，并不为清朝皇帝和当政权要所采纳。他们眼见清军无法在海口抗击敌人，遂主张或“诱敌登岸，空城居之”，或“谕滨海居民，悉迁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内。我之大炮鸟枪，亦退设于深港较远七八里之外”，企图改水师为陆师，变“御诸外洋”为“专防内地”。这种绝口不谈发展海军，将现实海防斗争策略与长远海防发展战略混同起来的做法，实际上无异于把祖国的万里海疆拱手相送。左宗棠后来在描写这一情形时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洋务运动》第5册，第5页），中国的海上防线已不复存在。

清廷对“专防内地”战略方针的修改，是迟至20多年之后的事。1873年，受聘于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中国翻译家华蘅芳与外国传教士傅兰雅合作，以最快的速度译出并印行了普鲁士武官希里哈的《防海新论》。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海防思想的理论著作，深得关心海防的清朝官员们的青睐。李鸿章认为其书”所论极为精切”（《洋务运动》第1册，第42页）。一些督抚言官也将其视为洋务用兵的必读书，每每筹划海防，议论战守时交相征引。该书所介绍的在本国海口重点防守的思想虽然在欧洲已被海上强国所放弃，却给晚清海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型向“海口重点设防”型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873年，丁日昌在创办近代海军的呼声中，将其在江苏巡抚任内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呈递清廷，建议创设北洋、东洋和南洋3支海军，以期“三洋联为一气”，“意在整饬海防，力求实际”同时，清廷内部及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们受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也展开了一场筹议海防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力主建立近代海军的李鸿章等人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原来“防海不如防陆”的错误观念，认识到“陆路之兵团宜益加训练，外海水师尤当益事求精；各口岸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重兵可迎剿可截击可尾追，彼即可随处登岸，使我有防不胜防之苦”，但根本目的还是“要口设防，不效从前零星散漫，即所谓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意”（《海防要览》卷上）。

在海口重点设防战略的指导下，清军炮台的防护能力有了全面提高。旧式钢浇铁铸的前装滑膛炮多被淘汰，换上了从外国购买的新式开花大炮，射程、摧毁能力和发射速度大为增加，可以在敌舰未逼近炮台时迎头痛击。在海口抗敌手段上，普遍采取依靠兵舰、炮台、水雷、障碍物共同抗敌的战法。中法战争中的清军炮台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比如大炮不能回旋射击，各炮位间隔密度小，海口尚未要塞化，各炮台间缺乏有效的火力支援等。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仿德国最新式样设计的威海、旅顺要塞，则进一步克服了这些弊病，超越了西方筑城史上的裸露式炮台、棱堡式炮台阶段，向全面防卫的要塞区方向发展。这两座要塞由防御海上和陆地方向的一系列炮台群组成。如旅顺要塞除面向大海的海防炮台外，还依山势，在后路的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台北、鸡寇山等处筑有半永久性炮台，夹金旅大道用胸墙连结成两大堡垒群，总计海陆炮台达20余座，配置大小炮数百门。炮台内部建有各种有分隔的地下弹药提升装置，配有大口径远程巨炮、升降自如的地阱炮和高射速的机关炮。炮台部置合理，可以相互依托，形成密集的交叉火力。日本人说它“联络贯通，首尾相援，恰如常山蛇势”，“称其为东洋无双险要，决非夸言也”（《日清陆战史》卷6，第255页）。威海要塞也是炮台林立，甲午战争爆发后，又加修了沟场长墙，埋设地雷，以防敌人从后路进攻，加上海口设置多重水雷防材，又有舰艇“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驶进口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8，第25页），称得上是壁垒森严。

但从战略上说，海口重点设防并不能指导中国军队有效地抗击西方侵略者。这是因为，海口重点设防论者在方法论上与“专防内地”论者犯了同样的错误，以急功近利的措施替代对中国海防前景的深切思考，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做法代替长远的海防发展战略。李鸿章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因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至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重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清末海军史料》第107页）海口重点设防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清廷建设和发展海军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歼敌于海上，只是为了增强海口防御的稳定性和军队的机动能力。例如主管海防的重要官员礼亲王世铎对当时威力最强大的战舰——铁甲船就远不如对水炮台那样热心，而认为“洋枪、洋炮、水雷等项亟须购办”，“惟铁甲船一项，船质笨重，不能人口收泊”，应俟购到察看，“如利实用，再行续买”（《洋务运动》第1册，第119页）。“三洋海军”的首倡者丁日昌也透露，他建议设“三洋”海军的目的就是打算克服旧式水师处处设防，却不能相互接应的落后局面，使“海滨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为窥视”（《抚吴公赎》卷25）。两江总督沈葆桢同样“以为非得外海一大支水师，江防虽极力补苴，究竟防不胜防，毫无把握”（《沈文肃公政书》卷7）。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晚清海防战略的根基是深植于陆岸土地之上的。李鸿章对此并不隐讳。他说外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据守”（《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他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曾经是亚洲第一大舰队，其中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船曾使日本人十分恐惧，以为海上争锋的优势已被中国占据。但李鸿章自己却只把北洋舰队看成“建威消萌”的威慑武器，看成是守卫海口的重要力量。他说：“中国即不以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消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洋务运动》第2册，第421页）所以，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以后，未添任何新船新炮，在西方海军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迅速落伍，其实力也弱于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但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清朝君臣的警觉和忧虑。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久，李鸿章给清廷的奏折中犹沾沾自喜地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执行海口重点设防任务的清军遭到沉重打击，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旅顺、威海等重要军港，辽东、山东半岛及台湾、澎湖被强占。其后，帝国主义列强趁中国国门大开，防御薄弱，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它们瓜分了沿海所有重要的军港，控制了北京周围的战略要地，使中国陷入有海难防，有土难保的空前国防危机之中。许多爱国之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晚清海防战略的得失，总结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晚清海防战略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乏明确的海上决战思想，没有把中国近代海军摆在一个与敌人在大洋决战的位置上，对海军作战能力的强弱，对敌国海军实力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都鲜少切肤优患之感。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闽东洋，留欧美，接受了西方的海军思想，并开始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的海防问题。1900年，由日本乙未学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第一章。10年后，留学日本的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了马汉该书该章的译文。1909年，留英学生吴振南节泽了马汉的另一部著作《海军行政管理与战争：一些总原则及其他短文》（中文译名为《海军政艺通论》）。此书虽非马汉的海权论专著，但也贯穿着他的海权论基本精神。清末对推动海权论思想传播影响最大的有三部分人：一是以姚锡光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军事官员，二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三是海外军事留学生。其中孙中山为了促使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到处发表讲演，撰写文章，呼吁“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4页）。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所拟定的《国防计划纲目》中提出了建造和购买新式战舰、潜水舰，训练海军人才，建筑军港的设想；又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建设3个世界级大港、4个二等港、9个三等港和15个渔业港的宏伟计划，还提出中国应当拥有1000万吨的航海船队，应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等，显示出他对海权观念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姚锡光在清末朝廷准备重建海军时，撰写了《筹海军刍议》一书，主张完全抛弃过去分区海防的办法，分别组建巡洋舰队和巡江舰队，以10年为期筹集巨资购买万吨级战列规和大型巡洋舰，彻底改变中国海军逡巡近海的被动局面。可惜受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限制，这些进步思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对现实中的海军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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