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进入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商代青铜器是怎样被发掘的？~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2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此二器，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评为一级品。
青铜乐器有铙3件、镈1件。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厚重的“大铙”，镈为鸟饰镈据过去的文献记载，镈由钟发展而来，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现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
兵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属全国罕见，计有钺、戈、刀、矛、镞、戟、胄等10余种，250余件。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刃部锋锐，寒光闪闪，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圆目锐齿形象逼真，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直内戈的内部，有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绿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钺王”的两件青铜大钺，均为高、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钺体中部镂空，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显得威风凛凛。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器物样式各异，种类颇多，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其中犁铧的出土，意义尤为重大。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它的出土，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青铜器中，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长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耸耳，粗项直腰，后垂双尾，作屈足欲奔之势；背部伏一小鸟，尖喙直颈，敛翅短尾，颇富生气。虎与鸟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当为图腾遗风。双面人头像，两面五官具备，与人脸无异，头饰双角却又类羊；下有方銎可装柄，上有圆管可插饰物；其貌诡怪、狰狞、恐怖。它们的出上，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
玉器的数量、工艺、价值，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计有完整器25种、10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6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这批玉器，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对穿钻孔、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壶、豆、器盖等近20种，而以鬲为最多。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符号，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较之铜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它不易搬迁，又不变质，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
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的造型与纹饰，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说明当年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品类和组合，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断定，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来看，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二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商代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3个阶段。

商朝早期指公元前16世纪至前1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二里冈包含上下两层堆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综合各地商代早期青铜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平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

商代早期的方鼎巨大，容器部分做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部都是狭而长的形式。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

商代早期的青铜觚、樽、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十字形大孔，比如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十字形都成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如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发现过这种实例。

同时，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这一时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也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矮颈且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

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如樽、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这一时期的铜器装饰，从整体而言有着简单质朴的作风，多是单层没有底纹，常见的饕餮纹常是两个相对的夔纹所组成，并且常以圈带纹作为饕餮纹上下的界线。有的兽面纹更简单，仅在扉棱两侧各铸出一圆点代表饕餮的眼，扉棱代表兽面的鼻。也有的将夔做成同向的格局，特别突出夔的眼目。

这时还有单以夔纹为饰的，如黄陂盘龙发现的钺，钺体两侧和上端均饰夔纹。另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乳丁纹、直行弦纹和人字形弦纹、鱼纹、龟纹、虎纹、蛇纹等。

同时，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但其实这时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3个龟形图案，该图案应是“A”字，是氏族徽号。

另外还有一件铜鬲，鬲上有一“亘”铭，应是罕见的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

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至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至13.64％之间，含铅量在0.1％至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从一些完整墓葬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看，出现了不同种类器物的相互组合，这种组合常常形成一定的规律与模式，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习俗和一定的礼治意义。

商代中期是指公元前15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3世纪这一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中期作品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如小屯墓所发现的部分青铜器。但这类器物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其他地区的却比殷墟的更为典型、更为精美。

商代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樽、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

爵尾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除空椎状足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少见。

早期出现的宽肩大口樽，此时才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如造型厚重雄伟的阜南龙虎樽和兽面纹樽是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还有瓿这类器形，如藁城的兽面纹瓿。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以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的相比有所缩小。

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商代中期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做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杜岭方鼎是商代中期昀大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祀、饪食。和商代后期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方鼎造型相比，杜岭方鼎腹部过深，足相对较短，显得庄严感不足，耳和口沿也太单薄，尚有外范接合不严、部分纹饰有重叠的缺点。

杜岭方鼎共两件。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另一件稍小，高0.87米，重64.25千克。

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早在8000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当时作为一种日用炊具，用以煮饭。但其真正的发展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

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昀负盛名，它被视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

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商代晚期指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

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10多种动物纹。

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成为两个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

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商晚期青铜器纹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巅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比如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呈半人半神形象，反映了商代巫风盛炽的状况。

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前后两面完全对称，一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相符。

头像中空扁体，两面对称。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额宽，顶圆，边直，颌方。眼眶窝凹，眼球突出，内开大孔。鼻梁修长，翼肥蒜状，两孔较小。嘴张齿露，中牙铲形，侧牙钩卷。上竖方管，旁安两耳，顶插双角。

顶上圆管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装木柄，管銎相通。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着其贯通天地之功能。

还有发现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的禾大人面纹方鼎，通高38厘米，口长29厘米，宽23厘米。是唯一用真实人面作为装饰的铜器。禾大人面纹方鼎长方形体、两直耳、4柱足。四角有较高的扉棱。整体颜色碧绿，器身外表四周饰形象相同的半浮雕的半人半兽的“超人”。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躯干因器物平面表现的局限而隐去。

鼎腹内壁铸“禾大”两字铭文。此鼎器形雄伟，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独例。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

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禾大人面方鼎以4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人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

也有人认为，这种人面纹浮雕大概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对应了古代文献中黄帝有四面的描述；也有人说，鼎内空间正好可安放一个人头，人面纹方鼎的4个“人面”，反映了古代“猎头”和祭祀时使用首级的风俗。

总之，这个图像既不能纯粹归入人，也不能完全归为兽，姑称之为“半人半兽”。半人半兽是我国史前图腾中昀普遍的祖神崇拜表现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结。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或文化英雄、始祖无不在人的形象之外被加上神的力量与动物的器官，《山海经》一书就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些亦人亦神的始祖或英雄们的形象描述。

传说中半人半兽的形象，是兽的形体与人的智慧的结合。因此，昀原始的半人半兽可能是某种族群传说中的祖先，也可能是某个部族的英雄，可以托名为真实的或传说的“历史人物”，也可能是凝聚了某种部族精神寄托的凭空创造出来的“文化英雄”。

人面方鼎表现的这个半人半兽，无疑是这个神系中的一位。人面方鼎铸造的时代，已是有国家的文明时代，图腾只是祖先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或精神主宰而已，它到底见证、纪念了什么？

从艺术形式上看，禾大人面方鼎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4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器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禾大人面纹方鼎虽然配置了角爪，但都是象征性的，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的形象也和真人一般，与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人面纹饰相比，不但不显得可怕，还能给人以肃穆崇高的美感。

商代晚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

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做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

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仍然所知甚少。

商代晚期又发明了分铸法，即将青铜器分成多个部件，分别制出内范与外范，在铸主件时将铸件嵌入泥范中铸接合成。昀适合制作体积较大、器形复杂的青铜器，如后母戊鼎。后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中昀重要的代表作。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米，口长1.1米，口宽0.78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后母戊鼎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为复制补上，下有4根圆柱形鼎足，是世界上发现的昀大的青铜器。

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用陶范铸造，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以及浇口范组成；鼎腹的纹饰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后铸，附于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

也有人认为鼎耳先于鼎体铸造，然后嵌入铸型内和鼎体铸接。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4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3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也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

这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上和甲骨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后母戊鼎形腹部铸有“后母戊”3个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而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鸮樽，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通高0.459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

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樽是平面和立体的完美结合。樽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两字。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0.52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樽体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樽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樽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樽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

四羊方樽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据分析，四羊方樽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樽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青铜方樽中，四羊方樽形体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樽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还有一件羊父丁方鼎，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4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3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器内壁上有铭文一行4字：“做父丁羊”。即“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羊成为青铜重器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有一关于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说：“卜用百犬、百羊。”

另一材料中说：“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我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小臣艅犀樽制作年代约在帝乙、帝辛时期。据考证，我国古代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当时广泛分布着犀牛和其他生活于热带亚热带的大型生物。据小臣艅犀樽推测，殷商人是见过犀牛的，否则不可能造出如此写实的作品。而且古生物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广西南宁、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犀骨的存在。此外，商代甲骨文中所称“兕”即为犀牛。至东周时代，长江流域仍生存着大量的犀牛。

小臣艅犀樽器高25厘米，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整体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几乎为圆球形，胖乎乎的，由4条粗壮的短腿支撑，憨态可掬；它的头部前伸，两只圆睁的小眼，透着机敏与可爱；大嘴微张，就像是得意的微笑；两只夸张的大耳朵竖在头的两侧，好像在好奇地倾听着周围的声响。

小臣艅犀樽滚圆敦实、憨厚可爱的造型完全打破了人们以往对犀牛原本沉稳、威严的印象，让人们驻足观看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一丝滑稽和幽默。

周身光洁不施纹饰。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显得纯朴稚拙，妙趣横生。

犀牛自身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谐一致。它表现出了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小臣艅犀樽有铭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

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铭文中还记载了商王赏赐小臣裓夔贝。小臣裓的职务为奴隶总管，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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