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阿q正传主要内容

求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小说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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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的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立十分严重的一个江南农村——未庄，是一个极其贫困的流浪雇农，也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即鲁迅所说的“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借住在一个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阿Q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连准确的姓氏都不可考，地主赵太爷竟然可以不许他姓赵，并且给了他一记耳光。未庄的人平时谁也不注意阿Q，只在活儿忙的时候才记起他这个廉价劳动力来。人们对阿Q可以随便嘲弄，使他的人格受到难以容忍的伤害。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却似乎并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总是那么达观和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阿Q不但贫困和不幸，而且在他身上还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

一、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因此，所谓精神胜利法，实质上乃是一种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表现。比如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的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尤为令人吃惊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展到极致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

二、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偏偏头上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当被人扭住黄辫子，形势于自己很不利时，他可以大胆承认：“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不到十秒钟，阿Q又觉得仍是心满意足和得胜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而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何等荒唐的阿Q式的逻辑！

三、阿Q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四、此外，阿Q还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麻木、健忘。他的糊涂和麻木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一生，如画圆圈时的思想状态，以及游街时竟因没唱几句戏而“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等等，都是精神极端麻木的突出表现。阿Q还患有一种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惊人的健忘症。他经常这样：在生活中受了侮辱，以“你算是什么东西”等“妙”法“战胜”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番，“得胜”后，就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挨他一向瞧不起的“假洋鬼子”的打，是多么大的屈辱！但“幸而拍拍地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他慢慢地走，将到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惊人的健忘症，使得他老是处于被侮辱中而不自觉。至于他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以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则都是封建道德观念的遗毒的具体表现。

以上，就是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阿Q主义的一些主要因素。但是，在阿Q身上除了阿Q主义之外，还在某种程度显示着劳动者的对压迫者的仇恨心理和要求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掀起时，阿Q甚至被革命所吸引，接近和要求参加革命。尽管阿Q对革命的理解荒唐可笑，只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但是，他对于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却是热烈而真诚的。因此，阿Q的阿Q相和革命要求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我们理解阿Q这一艺术典型的思想性格时不能忽视的。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阿Q正传

写作背景

鲁迅小说代表作。写于1921～1922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流产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 ’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 “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有关这方面的形象论述，参看《语文读本》第三册鲁迅《春末闲谈》。）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阿Q性格分析：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
一、整体感知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流产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 ’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 “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有关这方面的形象论述，参看《语文读本》第三册鲁迅《春末闲谈》。）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2．国民性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那么，鲁迅是如何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呢？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认为中国民族的“种性”是“孱弱”的，他根据“优胜劣败”的公式，认为中国民族有灭种的危险。而鲁迅所说“国民性”的缺陷也是“种性”或民族的弱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奇形怪状。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国民。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在于愚弱的国民。在日本，那个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的日俄战争影片的被示众者和看客，使他联想到所见的“愚弱的国民”，他首先指出国民劣根性以愚昧和精神麻木为特点。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他弃医从文的缘由。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的“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
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3．写作意图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4．内容分析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小说共九章，每三章可构成一个部分。前三章写阿Q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概括勾勒阿Q以“精神胜利法”为中心的性格特征；中间三章写阿Q遭遇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表现阿Q的处境，揭示了时代矛盾；后三章写阿Q在革命到来之后的性格变化和悲惨命运。
第一章，是小说的序言，排列起来交代四个问题：小说的名目、阿Q无姓、无名、无籍贯，写阿Q的政治地位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交代名目的来源时，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起，批判了“正名论”，顺便给主张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们以讽刺。考察阿Q的姓时，通过赵太爷不准他姓赵这一可笑又可悲的情节，突出了阿Q连姓都被剥夺了的屈辱的政治地位，凶残横暴的统治者也粉墨登场了。考察阿Q的名，由“洋字”而涉及“国粹”，又一次幽默地讽刺那些遗老遗少们。考察阿 Q的籍贯时，讽刺了胡适的考据癖。序言告诉读者，他并不为名人作传，而要给一个不为世人所闻，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阿Q作传，表明他对穷人的态度；而顺笔讽刺当时的一些文人，则是近现代之交新旧文化交锋的常见现象。
第二章，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惟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
第七章，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第八章，写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 “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
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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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卷乌灵： 阿Q是一个渴望被人尊重,渴望象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但是社会环境使他沦为大众眼中的笑柄,成为有权人手中的玩物,再说他本身也存在一些自身精神与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所以他的形象成为了那一时代普通小人物生活百态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