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的边疆理论有哪些特征?

作者&投稿:关齿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历代王朝以“夷夏观”发展来的“以夏变夷”边疆理论,有哪些特征?~

第一,将边疆问题作为内部文化认同问题,强调“以夏变夷”,积极主动开边、经营边疆。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的核心,历来都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分为许多诸侯国,各自为政,在民族上也分裂为不同的种族、部族、部落,当时人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因而有中原诸侯的“尊王攘夷”。伴随着“攘夷”而来的,则是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秦汉以后,虽然大统一成为常态,但中华民族内部中心区域与散居于四周的“夷狄”,仍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层次。
第二,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在“以夏变夷”的基础上促进文化认同,使各民族共同走向文明。
按照儒家的“天下”模式,华夏文化的影响力是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而作为中心的“中国”及其文化,又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历史上华夏族“有章服之美”,“有礼仪之大”,有高度的诗书礼乐文明,而“夷狄”不仅经济落后,且“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这就使华夏族有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因之而产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孟子就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以,华夏族不仅应保持华夏文明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此前提下,还有责任和义务不断地以“以夏变夷”的方式,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加以改造,将自己优越的文化不断向外拓展,使“夷狄”也“沾沛王化”。也就是说,天下虽有层次,“夷夏”尽管有差距,但理想的君主应由内而外,“一”乎天下,“一”的方法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化“四夷”之陋俗,播“声教”于普天之下,骄傲而宽宏地接受边疆“四夷”的仰慕、朝贡和拱卫,从而不断促进“夷夏一体”的天下大一统。
第三,协调“夷夏”关系的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应该是“文教”。
在传统的边疆经营中,解决“中国”与边疆的“四夷”这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外有二:“文德教化”与武力征伐。但按照“夷夏观”对“夷夏”的认识和判定,中华文化的“一体”意识、包容意识、大一统意识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如此,要实现“以夏变夷”的目的,就必须务实理性地应付来自边疆的挑战,综合运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种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内地的文物制度在边疆治理中的示范和影响作用,突出招抚、德化与怀柔,从而“播声教”于普天之下。相反,通过武力征伐强行改变周边民族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以夏变夷”的唯一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而恰恰是必须尽量予以避免的。

“德化”、“怀柔”的中心是提倡文明的认同、政治的感召、向心力的培植,甚至要做到物质的付出,这就于“润物细无声”之中将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到边疆,使边疆民族受到中华礼义道德、文物制度的浸染,从而不断地在“以夏变夷”的方式下实现着文华认同这一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同时,“王道观”的价值取向也规范了政治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所谓“安内”优先于“攘外”,通过保持中华文明中心地区的强盛和稳定,增加“安边”的资本和实力,以从容应付“边患”、解决“边患”,使“外患”不足为患,这也是儒家大倡“德化”、重“安内”的合理性所在。

第一,将边疆问题作为内部文化认同问题,强调“以夏变夷”,积极主动开边、经营边疆。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的核心,历来都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分为许多诸侯国,各自为政,在民族上也分裂为不同的种族、部族、部落,当时人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因而有中原诸侯的“尊王攘夷”。伴随着“攘夷”而来的,则是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秦汉以后,虽然大统一成为常态,但中华民族内部中心区域与散居于四周的“夷狄”,仍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层次。
担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夷夏观”这一儒家的民族认识论中,所谓的“夷夏”之别,只是文化上的后进与先进之别,属于本体中的内部矛盾,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对立和敌对的两极。正是“夷夏观”族际观念的模糊,现实中的辨而难辨,辨不胜辨,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经营中的“夷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文化差异问题,即杂处的华夷在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问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问题。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为文化而存在。”这一论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于是,在“夷夏”共同构成的宏观格局之内,按照儒家“大一统”原则处理与周边“四夷”的关系,通过“以夏变夷”,即用先进的文化礼仪同化“夷狄”,让“四夷”边疆接受华夏文明,实现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就成为统治者的理想和追求,也是边疆经营上的一个基本目标。
正基于此,历史上的大有为之君往往能摒弃狭隘的种族意识,而表现出非常开明的民族观念,并以维护大一统和“以夏变夷”为己任,大倡“夷夏一体”、“胡汉一家”、“王者无外”,积极经营边疆。而他们理解的“攘夷”,就不再仅仅是排斥“四夷”,而是要兼容并包,将“四夷”纳人大一统的秩序之内。如汉朝就是按照“遐迩一体,中外礻是福”的原则,通过反击匈奴,平百越、通西域,招抚西南夷,最终将不同的种族、部落融合进统一的汉帝国之中。唐朝也是将“四夷”问题作为“一体”中的内部问题加以解决的,比如唐高祖李渊就经常讲“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唐太宗也将实现“四海一家”视为自己最高兴的事。在“平定中夏”实现大一统后,唐太宗对大臣说:“自古帝王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他还总结个中原因:“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这些话虽不免自诩,但也不尽失实。正是在民族观念上有此胸襟,漠北和西域各游牧民族才心甘情愿地请求唐太宗为“天可汗”,以“临统四夷”,并称其为“华夷父母”,承认其“华夷共主”的实际地位。开明的民族观念还促使统治者在边防政策上更为开放,重视边疆民族在安定边疆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放弃传统的“筑墙置戍”政策。如康熙帝就提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因而反对在边疆地区修长城等隔断“华夷”的做法。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为屏蔽”、“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藩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这些观念和做法,前提是将“四夷”边疆作为内部问题,因而团结了边疆各族,使之成为捍卫边疆、巩固国防的主要力量,并有利于保证大一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汉族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对能够接受中原文物制度、礼义道德的“异族”统治者,也往往基于文化认同的使命而与新政权进行政治合作,积极以中华礼乐制度改造少数民族,在“夷狄”政权内重建华夏文明,以求在自我否定中求得自我实现。如十六国时,北方名士卫猛就执意留在北方而不愿南归,并投奔前秦以求实现平生之志。此后的二十余年中,他辅佐苻坚“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完全按照儒家的治国蓝图来治理前秦。所以,一方面是封建礼义道德强调忠君,但实际则是许多汉人士大夫为着中华文化的存续,为边疆民族建立政权甚至入主中原鞠躬尽瘁。除了王猛之外,拓跋宏之于崔玄伯,耶律阿保机之于韩延徽,完颜阿骨打之于刘宗颜,忽必烈之于刘秉忠,皇太极之于洪承畴,等等,皆君臣知遇,风云际会。对此,陈寅恪先生形象地说他们是“殉文化”。
第二,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在“以夏变夷”的基础上促进文化认同,使各民族共同走向文明。
按照儒家的“天下”模式,华夏文化的影响力是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而作为中心的“中国”及其文化,又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历史上华夏族“有章服之美”,“有礼仪之大”,有高度的诗书礼乐文明,而“夷狄”不仅经济落后,且“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这就使华夏族有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因之而产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孟子就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以,华夏族不仅应保持华夏文明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此前提下,还有责任和义务不断地以“以夏变夷”的方式,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加以改造,将自己优越的文化不断向外拓展,使“夷狄”也“沾沛王化”。也就是说,天下虽有层次,“夷夏”尽管有差距,但理想的君主应由内而外,“一”乎天下,“一”的方法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化“四夷”之陋俗,播“声教”于普天之下,骄傲而宽宏地接受边疆“四夷”的仰慕、朝贡和拱卫,从而不断促进“夷夏一体”的天下大一统。
“以夏变夷”作为中原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准则,中心即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即用先进的文化礼仪同化“夷狄”,让其接受华夏文明,认为一旦如此,“夷狄”就化为了“中国”。这是历代对待边疆民族、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如东汉的王充就曾对秦汉以来“以夏变夷”的情况作过一番总结和颂扬,他说:“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_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焉。巴、蜀、越_、郁林、日南、乐浪,周时披发垂髫,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又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露者,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而唐太宗在平定高昌后,也曾不顾群臣的反对,果断地在高昌设置郡县,将中原体制推进于高昌。唐太宗曾高兴地自述过大唐王朝“以夏变夷”的成就:“垂文畅于炎野,余勇澄于斗极,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后来明清之“改土归流”、易风易俗、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政策,等等,也无不包含着统治者“化不宾为齐民”的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民族、社会稳定的基石,以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形式,进行着文化的传播。
同时,这种基于对周边各族群居高临下的巨大文化优越感、责任感和无比自信心,还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平天下”的坚定理想。亡国只是王朝的更迭,即使王朝灭亡了,即使外族入主中原,到头来皆无关宏旨,因为只要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仍可昌明于天下,则天下仍然是文明礼乐的天下,仍然是完整的天下,固有的天下秩序总会恢复,征服者无一不被中国文化的文明力量所同化,中华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万邦之主”。所以,“以夏变夷”为大一统局面树立了民族融合的文化主导核心,而缺乏文化主导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是难以维系和巩固的。历史上,中国文化之所以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以华夏文化为主导不断融合、汲取了各族文化。
当然,就中国历史来说,“夷夏”对立的观念始终未被打破,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皇帝膺荷天命,中国是“中央之国”,是“孔乐教化,尧天舜日”,周边则“蛮夷之域,不识礼义”。但从历史实际看,“夷夏”对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说绝对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改变,因为历史上中原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而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虽是他的个人偏见,却也不幸言中。“夷夏”格局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华夏文化在发展中能适应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挑战,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曾间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传承下来,而以华夏文化为主导融合“四夷”的过程也不断继续下去。说相对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文化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表现出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宽容,并能在不断的“以夏变夷”的方式中发展壮大。这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
第三,协调“夷夏”关系的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应该是“文教”。
在传统的边疆经营中,解决“中国”与边疆的“四夷”这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外有二:“文德教化”与武力征伐。但按照“夷夏观”对“夷夏”的认识和判定,中华文化的“一体”意识、包容意识、大一统意识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如此,要实现“以夏变夷”的目的,就必须务实理性地应付来自边疆的挑战,综合运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种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内地的文物制度在边疆治理中的示范和影响作用,突出招抚、德化与怀柔,从而“播声教”于普天之下。相反,通过武力征伐强行改变周边民族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以夏变夷”的唯一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而恰恰是必须尽量予以避免的。


徙民实边体现了怎样的边疆战略?
同时,还将朝廷的控制力量延伸到边疆前沿,扩大了统治边疆的社会基础,这是实现大一统和“以夏变夷”的第一步。其二,有利于增强国防潜力,巩固边防,实现边疆和内地的共同稳定和发展。大量移民定居边疆,促进了边疆经济发展,为加强边疆军事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基础,解决了边疆用兵的人口、兵员和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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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物潘诺: 夷夏:夷狄与华夏的并称.古代常以指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 夷夏思想就是盲目自大的思想,目中无人,自封上国. 古代夏朝是中心国,四方都是蛮夷,夏朝对蛮夷是鄙视的. 这种思想延续了几千年,清朝的固步自封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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