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纪念老友钱玄同作《最后的十七日》现保利春拍

作者&投稿:宗圣穆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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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手稿是周作人在1939年4月28日为纪念老友钱玄同而作,发表于同年5月26日《实报》上,后由作者收入《药味集》洋洋六纸,尾页上盖了方朱文知惭愧的小印,想必另有所寄:

  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馀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释文节录

  

钱玄同像

  钱玄同是钱夏,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他与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曾任北大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当年如果没有钱玄同敦促周树人写稿,也许不会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更不会有鲁迅这个笔名,他化名旧派文人王敬轩,与好友刘半农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以新旧文学的各自立场展开论战,最终让新派取胜,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一抹重彩,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然而这个猛土恰恰是个病夫,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变、视网膜炎等疾病缠身,但此君最大的毛病,竟是说话非常偏激,宣称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与专制,就会退化为思想革新、社会进化的绊脚石,主张人过四十便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年届40,朋友们也打算在《语丝》周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还特意准备了十分滑稽的挽联、挽诗、祭文,不料尚未刊出,消息己经扩散流传,大家信以为真,以致相互转告,友人、学生纷纷致电吊唁,成了一出轰动全国的闹剧。到了玄同41岁生日那天,胡适还专门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给他:

  玄同: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为人坦荡,且诙谐豪爽,比周作人小两岁,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过从甚密,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钱氏亦渐渐疏远了鲁迅,一次鲁迅偶遇钱玄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相互调侃,闹得不欢而散,结果鲁迅仍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到了这份上,友谊的小船说翻那就翻喽。这点看来周作人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

  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能得到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品格

  另一封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札,也是关于孔德学校内部纷争的事情,如果按钱氏解决方法,那真的既简单又明了,一睹为快:

  自马九当国时,弟即从不问校政,此时依然持此态度也,弟已函对(王)公,发宽单以外,尚宜速图自己以后生活问题,勿株守也,不知他肯听我忠告否?兄谓此事应取决于学长,此说最通,弟谓更干脆的办法,(杨)与(王)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沈)与(马)也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我们但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可也(但此一段话,只可四知不可过于四也。。

  所谓四知者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看了钱氏此段奇葩文字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最后的十七日》一文中有记叙:

  十七日晩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徳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杨、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锉,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对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

  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注云:

  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一对老友, 一段文字,一份深情跃然纸上 ,一般俗人那是写不出的,笔者以为周氏的文风从冲淡入手,直抒性灵,行文时时浮现东方人特有的暖意和趣味,形成独有的知堂风骨,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视。

  

周作人像

  一团和气、温良谦恭的周作人不苟言笑,常以忠恕之道待人,从不大声说话,大概是沙滩红楼内外同仁共有的印象。周氏生于乱世,恪守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园地,从五四激进回到平和,由平和化为绝望,本想绕开绝望,却不幸又陷入附逆的绝境,木然走了一条苦路,就像他在一篇《闲话》里说过的忍辱与苦恐怕在人类生存上是一个重要的原素,正如不肯忍辱与苦是别一个重要的原素一样。周作人常说自己的文字,貌似冲淡、闲适,往往误人,读过他散文的人谁都能感觉到其中晦涩的苦味,闲适只不过是空灵的幻觉,茫茫苦海中哪里容得下他的一丝清闲呵。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已在南方的友人驰书敦促周作人离平,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发出了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慨叹,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人甚至还联合发表了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胡适从英伦也寄来了一首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似乎并未接受这个劝说,回了一首《苦住庵吟》,奉答藏晖居士(藏晖为胡适化名之一):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终以家累甚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打定主意在北平苦住下去了。在给陶亢德的信中写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其消极遁世的行为黯然淹没了周作人的苦茶淡酒,使他在文坛上的声光失色,从此一蹶不振了。

  以上诗的写作时间正处抗战军兴的前夕,有关去留的大局,想必周作人一定深思熟虑,结果又如何呢?答案很明确,遵循佛经教戒乐行不如苦住,一介书生不谙政治,那他对国家对社会既无大利又无大害。就算在苦住庵里喝喝苦茶也算不错,若要把苦茶换成苦果,也只好由自己吞了,并且很难获得国人的曲谅。正如老人的弟子张中行曾经说过的所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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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晚年曾请人刻过三方内容相同的印章:寿则多辱,取《庄子》尧对封人之言,且在文章中多次引用过,文革开始,周作人理所当然在刧难逃,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老人惨遭小将皮鞭、棍子抽打,并把他赶进自己家的澡堂,睡在木铺板上熬过大半年,直到67年5月6日猝然倒地,卒年八十三岁,这个结局没有出乎老人预料,竟成谶语。

  不以人废言,周作人散文所达到的高度,所具的光彩,至今依然动人,不以人废史,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地位也是不容轻易抹去的,周氏虽非书家,而字神清骨秀,温润可喜,不乏晋唐人风致,卓然自成一家面目,今始现周氏所作《最后的十七日》妙文,书法亦佳,识者当知之!或许这正是得到它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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