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镇吉的史料记载

薛婕妤的史料记载~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八》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闱。父既学业见称，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数十人。并四事公给。将进具戒。至二月十日。敕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又敕庄挍宝车十乘音声车十乘。待于景曜门内。先将马就寺迎接。入城门已方乃登车发引。大德居前音声从后。是时春之仲月。景物妍华。柳翠桃红，松青雾碧，锦轩紫盖，交映其间。飘飘然，犹给园之众适王城矣。既到安置别馆。设坛席为宝乘等五十馀人受戒。唯法师一人为闍梨诸德为证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鹤林寺侧先有德业寺尼众数百。又奏请法师受菩萨戒于是复往德业。事讫辞还。嚫施隆重　敕遣内给事王君德将手力执花盖引送衢路。观者极生善焉。鹤林后改为隆国寺焉。无几御制碑文成　敕遣太尉公长孙无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词曰。朕闻：乾坤缔构之初。品物权舆之始。莫不载形后土。藉覆穹苍。然则二曜辉天。靡测盈虚之象。四溟纪地。岂究波澜之极。况乎法门冲寂。现生不灭之前。圣教牢笼。示有无形之外。故以道光尘劫。化合含灵者矣。缅惟。王宫发迹。莲披起步之花。神沼腾光。树曲空低之干。演德音于鹿苑。会多士于龙宫。福已罪之群生。兴将灭之人代。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钦风。魂沉雪山之偈。丝流法雨。清火宅而辞炎。轮升慧日。皎重昏而归昼。朕逖览缃史。详观道艺。福崇永劫者。其唯释教欤文德皇太后。凭柯琼树。疏派璿源。德照涂山。道光妫汭。流芬彤管。彰懿则于八紘。垂训紫宫。扇徽猷于万古。遽而阴精掩月。永戢贞辉刊维绝纽。长沦茂迹抚奁镜而增感。望陟屺而何追。昔仲由兴叹于千锺。虞丘致哀于三失。朕之罔极。实有切于终身。故载怀兴葺。创兹金地。却背邠郊。点千庄之树锦。前临终岳。吐百仞之峰莲。左面八川。水皎池而分镜。右邻九达。羽飞盖而连云。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胜地。尔其凋轩架迥绮阁凌虚。丹空晓乌。焕日宫而泛彩。素天初兔。鉴月殿而澄辉。薰径秋兰。疏庭佩紫芳岩冬桂密户丛丹。灯皎繁花。焰转烟心之鹤。幡标迥刹。彩萦天外之虹。飞陛参差。含文露而栖玉。轻帘舒卷。网靥宿而编珠。霞班低岫之红。池泛漠烟之翠。鸣佩与宵锺合韵。和风共晨梵分音。岂直香积天宫。远惭轮奂。阆风仙阙。遥愧凋华而已哉有玄奘法师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风之肃长松。缛思繁蔚。如绮霞之辉迥汉。腾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蕴寂怀真之诚。发乎髫□。孤标一代迈生远以照前。迥秀千龄。架澄什而光后。以为淳风替古浇俗移今。悲巨夜之长昏。痛微言之永翳。遂乃投迹异域。广□秘教。乘杯云汉之外。振锡烟霞之表。滔天巨海。侵惊浪而羁游。亘地严霜。犯凄气而独逝。平郊散绪。衣单雪岭之风。旷野低轮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对宵而暂双。过迈危峰。形临朝而永只。迹穷智境。探赜至真。心罄玄津。研几秘术。通昔贤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闻。遂得金牒东流。续将断之教。宝偈西从。补已缺之文。于时祇睠灵基。栖心此地。弘宣奥旨。叶重翠于祇林。远辟幽关波再清于定水。朕所以虔诚八正。肃志双林。庶延景福。式资冥助。奉愿皇太后。逍遥六度。神游丹阙之前。偃息四洲。魂升紫极之境。悲夫。玉烛易往促四序于炎凉。金箭难留。驰六龙于晷漏。恐彼迁树在。夷溟海于桑田。地是势非。沦高峰为幽欲。于是敬刊贞石式旗真境。其铭曰。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时代虚盈。淳风久谢。浇俗潜生。爱波滔识。业雾昏情。猗欤调御。迦维腾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鹫峰遐峙。龙宫广辟。慧日舒光。慈云吐液。眷言圣教。载想德音。义崇往劫。道冠来今。腾神九域。晦迹双林。汉梦如在。周星遽沈。悲缠奁镜。哀深栋宇。濯龙潜润。椒风韬绪。霜露朝侵。风枝夕举。云车一驾。悠哉万古。乃兴轮奂。寔构雕华。紫栋留月。红梁藻霞。云窗散叶。风沼翻花。盖低凤偃。桥侧虹斜。爰有慧命。英器灵冲。孤标千载。独步三空。给园味道。雪岭餐风。智灯再朗。真筌重崇。四运流速。六龙驰骛。巨夜销氛。幽关启曙。茂德垂范。徽尘表誉。勒美披文。遐年永着。三月丁亥群公等奉圣制。咸诣朝堂。上表陈谢曰。跪发天华。觏河宗之奇宝。虔开秘篆。聆云英之丽曲。包万叶之鸿规。笼千祀之殊观。相趋庆抃。莫知所限。窃以。慧日西照。朗巨夜而开冥。法流东徙。洽陈亥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应物之理同归。历代迄兹。咸崇斯典。伏惟陛下。垂衣截海。作镜中区。锡类之道弥光。出要之津尤重。开给园于胜境。延称首以闲居。地穷轮奂。人标龙象。重兹发冲旨。爰制丰碑。妙思难涯。玄襟独王。义超系表。理邃环中。臣等夙蔽真宗。幸窥天藻。以坳堂之量。揣灵鳌之峻壑。蜉蝣之情。议仙骥之遐寿。式歌且舞。咸诵在心。循览周遍。不胜欣跃。

贯高谋高祖 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年六十余，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说敖曰：“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等十余人相谓曰：“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背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等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死，谁当白王不反者？”乃槛车与王诣长安。 七年，高祖刘邦从平城经过赵地，赵王张敖（张耳之子，张耳于汉五年逝世，张敖即位为赵王）早晚亲自供给刘邦饭食，礼节十分卑下，尽女婿之礼（张敖的妻子是刘邦的长女鲁元公主）。刘邦态度傲慢，动辄辱骂，对他很怠慢。赵国国相贯高、赵午时年六十多，曾经是张耳的门客，很生气，说：“我们的大王太懦弱！”建议张敖说：“天下豪杰四起，有能力者先立为主，现在大王对待皇上十分恭敬，而皇上对大王却十分无理，请为大王杀了他。”张敖咬破手指回答说：“先生说的大错特错！先王亡国，多亏皇上才得以恢复，使恩德传至后代，一丝一毫都是陛下所致，请先生别再说了。”贯高和十几个人商量到：“我们错了，大王是个忠厚长者，不肯背叛道义。但我们不能受辱，现在皇上侮辱大王，所以想杀他，和大王无关。事情成功归于大王，失败了我们自己承担。九年，贯高仇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告发了。于是刘邦下令逮捕赵国谋反之人。赵午都十余人都争着要自杀，惟独贯高骂道：“谁让你们如此！现在大王并未预谋，却要一并逮捕，你们死了，谁来为大王开脱？”于是谋反之人与赵王一起被囚车押往长安。

石镇吉是太平天国一位有名的石姓国宗，尤其在1859年石达开远征回师广西时，他是翼王部下一名独当一面的战将，清方称他“在贼中最为犷悍”（刘长佑语）。可惜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留传下来的极为稀少，一直到如今，还是众说纷纭。一份偶然发现的新资料，终于将他的简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983年春天，广西全州县政协在收集文史资料时，县林业局干部唐祚焱交出了他祖父唐秀轩遗留下来的一个手抄本。该手抄本纸质为桂北人俗称的毛边纸，封面、封底呈焦黄色，内页亦呈深黄色，多处脱页、损坏，甚为残旧。字体系繁体字，略带行书，甚为苍劲、老练。不分段落，无标点符号。共抄录诗、文十三篇，其中第三篇即为《咸丰十一年石镇吉口供》（改称“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文长约二千二百余字。全文如下：
问据石国宗即石镇吉，供：现年二十六岁，广西浔州　府贵县龙山人。于道光二十九年随从头子洪秀全——广西 （东）花县人；彭云山———即冯云山，花县人；韦正　——贵（桂）平人；武举杨秀青（清）——平南紫荆山人；萧朝贵——平南紫荆山人；石达开——贵县人；罗大纲——福建人，移居荔浦马岺地方；胡以光（晄）——平南武生；萧立山——玉林人；李开方（芳）、李（开）明兄弟——玉林人；曾添锦——贵县人；曾永言——武宣县人，共在金田村起意（义）。共伙党三百多人，扎大黄江口。至咸丰元年二月间，到武宣东岺地方，已有千多人。六月，至中坪、乐（罗）秀地方，共有三四千人。州官乃余思诏，云南人。时经乌都统（兰泰）、向军门（荣）带兵攻剿不克。到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约近万人，随（遂）立太平王伪号。
是月，赛中堂（尚阿）到省，前后差官兵打至数十仗。二年二月内，在龙寨（寮）岺与官兵战过一仗，四总兵阵亡，官兵大败，死去千余人。随（遂）于二十八日，进攻省城，乌都统在将军桥中炮身故。至四月初一日，由海洋坪进兴安县，随（遂）攻全州，十六日破全州，尽屠城百姓。十七日由全州起马，十九日至黄沙河、蓑衣渡口，与和春大人打一仗，随（遂）改道州，进莲花厅（?）、连破桂阳州、郴州、茶陵州、醴陵等处地方。十一月到长沙省城，挖地道攻城，不克，即过益阳县。十一月由舟过湖，顺破岳州。初六日攻破湖北省，二十三日搭浮桥破汉阳、汉口一带地方。由水道攻破黄州，随（遂）破蕲州，由蕲州攻破江西彭泽县。又破安徽东
流县、芜湖县各地方。由巢县攻破东、西狼（梁）山。十二月破安庆，因（由）天囯将军潘阿发兵把守。初十日攻破南京，制台陆建瀛带将军俱被害，在城文武杀害多人，居民被害自尽约六七万之间。三年正月初七日，在南京建都。立秀全为天王，封杨秀青（清）为东王，彭（冯）云山为南王，萧朝贵为西王，韦正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罗大纲为天官正丞相，胡以光（晄）为地官正丞相，曾永言为春官正丞相，李开明为夏官正丞相，曾添锦为冬官正丞相，李开方（芳）为秋官正丞相，萧立山为检点。迨至八月初一日，天官罗大纲率党一万，攻打瓜州（洲）， 破镇江府，即于该处驻守。地官胡以光（晄）率党一万，十二月攻破安微庐州府，抚军江忠源遇害，随（遂）破六安州，即于该处驻守。
秋官曾添锦率党一万，攻打安徽英山县，并破湖北南陂县，即于该处驻守。时值彭泽等处，复被官兵克复，即差英勇将军率党五千，夺回彭泽，随（遂）破饶州府，即于该处驻守。又差平西将军李亚才，率党五千，夺回黄州府，闻得道台张汝瀛被害，随（遂）破蕲水县，即于该处驻守。
又委北王韦正，于十一月初十日，带夥一万，（疑此处有漏抄）时镇镇吉随从北王，立功正多。
旋受伪封为地勇将军，奉命率党五千，攻破江西临江府、瑞州府、吉安、抚州府等处，吉安府王本梧遭害。镇吉遂驻守瑞州，管辖各府地方。此次镇吉又受伪封为指挥。随（遂）差心腹夥党五千人，张平兴、粱亚冬、乐明、曾　亚秀、刘亚昌等，前赴广东惠州府招夥。咸丰四年二月十　四日，在惠州招得人马四万回来。随即分派夥党，攻破江　西建昌府、安徽徽州府、宁国府，即以该心腹五人，分驻三府地方，俱进封为将军，此次镇吉加封为检点，独掌兵权。
天王即委统带三万，于四年十月中旬，攻打河南省，随（遂）破固始县附近三县地方，兵扎黄河岸，建搭浮桥，进攻北京。其后天王即委地官丞相胡以光（晄）率党五万，又委各将带兵，闻得共有二十余万，由黄河浮桥取道北京。此次镇吉搭浮桥有功，加一级，带兵回扎安徽省城，进封左相。不意地官胡以光（晄）进攻北京不利，全军尽没，仅剩千多回来。
咸丰六年，镇吉统夥二万回南京，留镇吉族兄翼王石达开镇守安徽。时值向提军、张国梁各处官兵围攻南京东门。彭（冯）云山、萧朝贵二人被炮轰死。
杨秀青（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镇吉随（遂）将带来人马，分布冲围，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
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
八年，镇吉封为提（督）军务。带兵到安徽两月，随（遂）率所部人马，往征江西。二月破南安（？南城），六月破浙江处州府，仍回江西锦得（景德）镇度岁。旋加封为中旗宰制、协天燕翼。后天王诏令镇吉统夥六万，前来两广招军及兵马。
九年正月间，攻入福建漳州、汀州两府，屠城。二月，
由地道攻破广东嘉应州，州官李□被害，尽屠城百姓。住
了两月，至四月二十六日过韶州，五月初三日攻入永明县，
转破湖南道州，住扎二处，滋扰各乡。其后七月间到兴安
县，进攻桂林省，与官兵打一仗，杀死蓝顶官二员，兵七
百余名。翼王石达开亦被湖南大兵打败，窜来广西随镇吉，
随（遂）窜义宁地方。九月间至修仁、荔浦，破象州，过
来宾县，十月间攻入兵（宾）州。时已值有夥人万之多。
即于兵（宾）州度岁，欲俟春暖，再为起马。
至十年正月间，由兵（宾）州督率全股，攻入思恩府
城，取道上百色。攻城半月，不能攻进。时因道经田州，
有州官岑裕基、岑鋐父子，进贡马匹投降，随即传令，不
准搜扰，于是民不搬移。不料中队人马，将男妇居民，捉
了千多，镇吉传令，尽行释放，如有私匿一人者斩。各队
俱遵令放回。讵有湖北先锋馆，私匿妇人一口，即田州（
土）官岑鋐之妻。查询不见，即来大馆告知镇吉，即时复
发令箭三百枝，严加搜查，始得湖北馆内搜出，随（遂）
将该先锋枭首示众。乃不料他两湖之人，俱谓镇吉袒护广
西之人，遂藉此事煽惑众人，私下结盟，以为刺杀镇吉之
计。随（遂）有漏信报知镇吉，只带心腹亲随约有一千人，
连夜由洪（红）水沿河岸而下，欲回广（西）庆（远）府，
与翼王合兵。因行至安定地方，路径崎岖，被壮练埋伏，
连打仗五日，先锋死者殆尽，投洪（红水）河死者不计其
数。镇吉因被长针戳伤，即被擒拿。
父亲国叔石龙泉，二胞兄石镇高，三胞兄镇奇，五弟
镇发，俱被壮练杀死，镇吉行四。尚有大胞兄镇龙，在南
京东门与两军门大（打）仗，中炮身死。又养子大国相，
年方十七岁，甚是勇猛，此次亦被壮练杀死。
伪翼王石达开，他手下前旗宰制陈赏容，又名至奇，
广西玉林人；左旌宰制赖日（裕）新，又名赖剥皮，又名
割鼻，广西浔州府人；后旗宰制余秋来，平南县人；右旗
宰制姓朱，叫做朱滑子。每人带领人马七八万。
又系翼王族弟，号为国宗，人多称为石大王。其余前、
左、右、后宰制，俱由翼王所封，都受镇吉节制。
翼王又有元宰姓张，主谋军事，封为先天燕翼之职，系
广西平南人，近视眼，人呼为张瞎子，随翼王保驾，管理文
案。
一切事件，所供是实，求开恩。
据唐祚焱介绍，唐秀轩是全州县沛田衬（现属朝南乡）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民国二十九（1940）年，年轻时曾读私塾十余年，但屡试不第。中年后半耕半教（教蒙馆）为生，家道逐渐中落，他与山头村（现属石塘乡。离沛田村约八华里）人蒋汝梅为同窗好友，蒋在省城挂林做官，抄本中部份文稿，据说是从蒋汝梅处借来抄录的。据查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志·选举》，蒋汝梅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科举人。
从手抄本的纸质、字迹及抄录内容等看，可能是秀轩先生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时抄录的，是时，尚留心时务（故抄了几篇政府布告、文稿等），眼未老花（故字迹清楚、老练），但又日觉负担沉重、生活艰困了（故抄《湖南有一女子乞食题诗》）。若真如此，此手抄本当是光绪末年之物。
我们详细查阅了有关各种资料，认为《自述》是咸丰十一年正月广西巡抚刘长佑上奏清廷军机处《石镇吉口供》的传抄本，是真实的史料。理由如次：
第一，《自述》内容与《咸丰东华录》所记刘长佑上奏《石供》要点相符。
《咸丰东华录》（王先谦编）卷九八，记载：
咸丰十一年辛酉，春正月己亥（注：初十日）刘长佑奏：石达开悍党伪国宗石镇吉、逆甥黄贵生、伪宰制陈于麟等，前扑百色厅城，经兵练击败，折回庆远。路过安定，为该土司潘梧（注：字凤岗）所擒，解送思恩府。署知府徐引因贼氛吃紧，原拟将该犯等在府正法，旋以道路稍通，解省究办。臣督同司道，亲提研审，据该犯等供认：先同石达开扰犯江南、江西各省，嗣自福建与石达开分股窜陷广东、湖南沿边各州县，直至挂林，皆石镇吉为首。石达开后由宝庆来会，溃赴庆远。石镇吉复踞宾州，趋攻百色，致被击败擒获等情。当将该犯等凌迟处死，以彰天讨，报闻。”（注：刘长佑这一上奏，在《刘武慎公遗书》中竟被遗漏，未予编入）
《东华录》这段记载，说明：一、石镇吉被擒后，并未在思恩府“正法枭示”，而是被解到了省城桂林，由刘长佑亲自研审取供，然后整理上报及处决。因此在桂林地区发现这个口供的传抄本，在地域上来说是合理的。据广西通志馆的同志说，1960年他们在桂林调查太平天国资料时，曾听人反映有石镇吉的供词，但后来没有找到。二：它简述的石供主要内容，与手抄本《自述》的内容，可说是完全符合。这里有一点需特别提一下的，就是刘长佑和他的前任曹澍锺，过去都以为攻桂林的是石达开部大队直到此次刘长佑亲审石镇吉后，才知“直至桂林，皆石镇吉为首，石达开后由宝庆来会。”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和清光绪十七年的《百色厅志》等书中，都还保留着原来的错误看法。《自述》详述镇吉部进攻桂林的具体行程及石达开大军的入桂经过，都完全与刘长佑上奏符合，足可以证明它就是刘长佑上报的供词的传抄本。但也要指出：“咸丰十一年石镇吉口供”的写法是不对的，应为“咸丰十年石镇吉口供”。因为《东华录》记载此事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即这一天收到刘长佑的奏稿，当时一封奏稿由广西桂林“拜发”至北京清廷收阅，对照同一事件在《刘武慎公遗书》与《东华录》记载上的时间差距，一般需时半月（如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刘长佑的《截剿石逆余匪折》的内容，记载在《东华录》同月十五日项内），那末，初十日收到的上奏，当为上月下旬“拜发”，这期间又值除夕、春节“封印”，故时间更要往前提早几天，当为咸丰十年十二月下旬初发出，故原供写“咸丰十一年”是错误的。之所以如此，估计可能是第一个抄录者抄于咸丰十一年，故写上该年，以后传抄者不察，照样抄录所致。
第二，安定土司潘梧的“纪功碑”，以实物身份证明了《自述》的真实性。
广西通志馆出版的《广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刊登的“安定世候潘公凤岗纪功碑”（光绪二年孟冬立）的碑文，在以下三个极其重要的情节上，证明了《自述》不是伪造的。一、关于石镇吉在匹夫关（旧属安定土司。今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被擒的时间，碑文说是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时岁次庚申三月[二]十二日，十数穷凶巨恶，—旦成熟[执]”。）《自述》说是撤离百色又“连打仗五日”之后被擒（“……“连夜由洪[红]水沿河岸而下，……因行至安定地方，……连打仗五日，……镇吉因被长针戳伤，即被擒拿。”）据查，石镇吉部始于十年农历二月十四日进攻百色厅城，围城一月后，三月十五日清军出城反击，十六日太平军溃败撤退，“连打仗五日”，即由十七日打至二十一日，便在二十二日于匹夫关被擒。二者所说的被擒时间，正好可以衔接。二、关于石镇吉的爵位，碑文说：“称王大纛，标锦宁曰：协天燕。”这同《自述》中说的“八年，……六月，……旋加封为中旗宰制、协天燕翼”，完全相符。
关于“协天燕”这个爵位，除清人曹大观在《寇汀纪略》中曾提到过但未指明是石镇吉的以外，所有清代官方、私人著述及近、现代学者著作中，都未见有记载。直到咸丰九年秋，清官方的文书中，仍称他为“伪石国宗聂酋”、“伪国宗聂姓”对石镇吉极不了解。三、关于石镇吉殉难地点及审讯人，碑文说：“使长子广东即补同知承烈，解诸贼入省，中丞公长佑亲谳，即行正法。”这与上引《咸丰东华录》卷九八关于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十日的记载，可互为印证，又共同证明了《自述》的真实性。
第三，《自述》的主要内容与史实基本符合。
《自述》概述了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约十二年间太平天国的大事，从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来看，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现把这十二年分成三个时期来加以考证。
1．起义前至奠都天京。这期间的大事，如道光二十九年随从洪
秀全，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破永安州，二年二月在龙寮岭杀长瑞等四总兵，二月二十八日始攻桂林与乌兰泰在将军桥中炮身死，四月十六日破全州屠城，入湖南后行军路线，十二月初四（误为初六）日破武昌，三年二月初十日克南京，杀两江总督陆建瀛等，都与史实相符。
所列举的太平军十三位领导人中，除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李开芳八人为众所周知外，独能指出罗大纲曾“移居荔浦马岭地方”，“李开芳、李[开]明兄弟”，说明他对太平军领导层了解程度之深。至于“曾添锦”，据其曾在武汉周围战斗、据守及任过秋官丞相职务等情况，很可能是“曾天（添）养”的误抄，“曾永言”也有可能是“曾水源”之误。《自述》中还说到首义领导人中有一个玉林人萧立山，遍查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皆未见其人，唯民国三十一年《全县志》第九篇《前事》记载有：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县瑶人雷再浩与西延（现广西资源县）人李世得（德）“纠党结会”（《平桂纪略》卷一中称之为“棒棒会”）、聚众反清时，有一个居住在五排、梅溪口（现均属资源县）的瑶人萧立山“纠人入伙”，后起义失败，雷再浩、李世得牺性，萧立山下落不明。道光二十九年，李沅发再起事于新宁县，雷、李余党从之，后这支义军转战到广西修仁瑶山一带。因此，关于萧立山其人，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首先是确有一个玉林人萧立山，但为过去的资料所遗漏了；其次是那个资源县瑶人萧立山，他随同李沅发部队到修仁瑶山后，转移至桂平、贵县参加了太平军起义；再次是刘长佑和他的新宁县籍幕僚们，在《自述》中硬添进“萧立山”之名，以推卸他们先前在新宁办因练打雷再浩、李沅发时，未能捕获萧的责任。究属那种可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又《自述》所列举的六名清方官员中，向荣、和春
等五名均确有其人其事，另外还有一个云南人余思诏（“六月，至中坪、乐[罗]秀地方，……州官乃余思诏，云南人”。）按中坪、罗秀俱属象州，故余思诏当是象州知州。遍查清官方、私人著述，只有华翼纶《荔雨轩文集》卷一《紫荆山行兵记》一文，提到过“象州牧”而未书姓名，清同治九年郑献甫修纂的《象州志·职官表》中，独缺记咸丰一至三年知州的名字，故在未找到确凿证据前尚不能肯定他是象州知州。但云南人余思诏则实有其人，在清光绪二十四年王文韶修纂的《续云南通志稿·选举志》中记载他是道光八年戊子科第四十八名举人，和道光十六年丙午恩科云南昆明籍进士。由此可见，《自述》所记材料是相当真实的。至于在一段中，称“天王”为“太平王”，可能是对“太平天王“简称的或简写，又将永安封王误为奠都天京后方封王，可能是记忆上的错误，这种时间记忆上的颠倒和错误，在《李秀成自述》中也屡见不鲜。
2．由奠都天京到翼王出走。《自述》分别叙述了罗大纲的占领镇江并驻守该地，西征军胡以晄于咸丰三年十二月破庐州与江忠源战死，秋官丞相曾添养等部攻占武汉外围、杀汉黄德道台张汝瀛，翼王招得广东天地会人马、会师江西、转战赣、皖，并于六年参与击破江南大营等重大战事，除个别事件的时间有些混乱、颠倒，个别事件有错误（如吉安知府王本梧于咸丰三年农历七月被天地会邹恩隆等所杀，与太平军无关；又如广东天地会葛耀明等部系来自粤北乐昌、韶关一带而非惠州等）外，都与史实相符。天京内讧后，“升五丞相等为主将”。征《洪仁玕自述》及《李秀成自述》中均有交代。天京内讧一事，忠于太平天囯的石镇吉，本着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家丑不可外场的宗旨，只说“杨秀青[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又将“韦正谋反被杀”的时间说成“七年三月间”，割断二事的因果联系，确是他的一番苦心。这段时期中较费猜疑之事，便是他自称十四年十月带兵到河南固始建搭浮桥，供胡以晃大军渡黄河北伐，有功升任丞相。考诸史料，自咸丰三年李开芳、林凤祥等率北伐军出发后，四年正月起，东王续派黄生才、陈仕保、许宗扬、黄益芸等相继出安徽北上支援，均遭失败，四年六月，秦日纲、罗大纲复拟由安徽舒城进援庐州，而后北上，但被阻于贵州提督秦定三，战败，于七月撤退，未见有十月间北伐之事，且固始既不近黄河，又未见有是时太平军到此的记载。而石镇吉却以亲历者的身份，将此事说得活灵活现，又令人难以否定。这只有留待深入挖掘资料进行研究了。
3．从离开天京到安定被俘。咸丰六年，镇吉随翼王破江南大营
后，即留驻天京。翼王出走后，他离京至皖、赣，入浙、闽，经湘粤边界自龙虎关入广西，攻桂休，据宾州，打百色，《自述》叙述这段战斗历程，除八年“二月破南安”、“回江西锦得（景德）镇度岁”二事，在地点与时间上有错误外，其余均与《平桂纪略》及广西各州、县志书的记载大致符合。关于他自己历年职务的提升，由将军而指挥、检点、丞相、国宗提督军务至协天燕，除“地勇将军”的称号与天朝体制不合外，余均符合太平天国的官制。其父称“国叔”，养子称“国相”，亦合天国礼制称呼。又所供翼王部下元宰张遂谋（称张瞎子）、陈赏容（曹大观《寇汀纪略》作享容，其他书籍多作亨容）、赖裕新又名赖剥皮（《石达开自述》中亦如此称之）、余秋来（可能即余忠扶）、朱滑子（可能即湖北人朱衣点），都是石达开手下的大员与战将。除上述各事均属实之外，《自述》关于百色战败、安定被俘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历来不为人知的新材料，即是：镇吉部进攻百色路过田州时，接受了土知州岑裕基、岑鋐父子的投降，而其部下湖北人先锋却掳掠了岑鋐之妻不肯放还，镇吉为整肃军纪，杀了湖北籍先锋，不料却导致了其部队内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有人煽动刺杀石镇吉，形成了“兵变”的局势。在此紧急关头，镇吉率亲信千人，沿红水河东下，欲赴庆远与翼王会合，行至安定匹夫关兵败被擒。
在《自述》发现以前，关于百色城外石镇吉部队的情况，皆茫然不知，刘长佑的上奏和《平桂纪略》，都说是“贼屯长，自相猜忌”、“内讧”，光绪十七年刊的《百色厅志》也只是说：“（咸丰）十年二月，（田州土官）岑裕基勾结发逆石镇吉大股入境，攻百色。”“潘凤岗纪功碑”更胡吹镇吉“二十万人，一朝力尽”。《自述》的发现，揭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再加整个《自述》中，无一词一字媚敌与乞饶，说明百色城外太平军内部不是一般的“内讧”、也不是石镇吉“不会团结干部”，而是一场维护太平军军纪的严肃斗争，石镇吉是一个忠于太平天国、严肃维护军纪、正气凛然的青年革命将领。
总之，从清廷的档案，民间的实物，《自述》的纸质、字体、内容等各方面对照来看，《自述》这一抄件是真实的历史资料。
至于《自述》中与史实不符的个别地方，我们认为：这一抄件是刘长佑审讯纪录整理件的传抄件。原纪录是随问随答的笔录，不是石镇吉自己写的回忆录，由于以下种种可能，如：提问上年代先后次序有颠倒、错乱，纪录者本身不熟悉这段历史，刘长佑的湖南籍幕僚听不清楚石镇吉的客家话，石镇吉仓促回话时记忆上的错误，辗转传抄中的错、漏，等等，都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自述》中存在某些不符史实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史料的真实性。
石镇吉是金田起义前一年就追随洪秀全的“老革命”，由于他这一身份，《自述》的交代材料中，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与可供探讨的问题，对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石达开回师广西和石镇吉生平事迹，都有一定价值，值得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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