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二的一道论述题

大学作业:中国古代文学:论述题：2、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称“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死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编辑本段]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据说：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此处故事纯属虚传，作为词条，不应该出现此中未加考证之事。）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编辑本段]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编辑本段]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编辑本段]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三千八百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三千六百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编辑本段]白居易故居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位于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白居易纪念馆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

论述题要答的详细，要有“论”的部分，要有个人的观点。具体时要看你回答什么样的题目。例如：要是问作家的首先你要说明他的生活的背景以及影响到他个人尤其是写作方面的事件等，因为有很多作家都在某个时期有转型的，作家的转型都与某些人或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要说明作家写作的风格，经典作等等。要是问某些作品的话，你要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该作家的什么时期完成的，更要知道作品中的背景时间，人物，作品反映的思想等。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大儒情怀
　　【 2004-12-31 14:39:54】
　　杜甫的推己及人情怀，从哲学思想看，属于“民胞物与”的思想。
　　“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出宋儒，但其思想却古已有之，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爱物思想是民胞精神的扩展。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尽心上》）这是由己及人、老幼及人思维方式所自然产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有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张岱年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性学说，一是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三是《易传》的天人调谐说。”他认为《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即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见《文化与哲学》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可以认为爱物思想就是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儒家认为，由于人秉“至诚”，所以能与万物相应而感通。《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但爱物思想得到系统阐述是宋代。同是张载，他在汉代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及宋代邵雍“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说法。我们要谈的是，张载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他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他在《正蒙?诚明》一文中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为大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他从事物的普遍性引出道德原则，即然万事万物（人与物）都有统一的本性，所以人和物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爱人爱物。
　　张载讲“性者万物之一源”，也含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意思。他在《语录?上》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联系其《西铭》的“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说的也是人类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人是万物之一物，这种思想显然在道家思想中早有表述。老子讲道生万物，庄子讲齐物论，鼓吹物化，都是把人看作物的一部分。尽管人是万物之灵，但毕竟是万物之一，在先秦思想家的学说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让中国的诗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庞朴先生指出：

　　“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象》）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二者各有所司，相得益彰。在许多地方，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类，常常被说成是相互包容的，如《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庄子?达生》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这种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先说杜甫的民胞精神。民吾同胞，人人皆同胞，皆吾兄弟，其人性的共同基础不言自明。这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化，本来重伦理情感。不过，儒家爱人思想中，是讲究爱有差等的。推己及人，幼吾幼老吾老，是根据血缘亲情来推衍爱的范围的。杜甫对家人--妻子、儿女、兄弟以及亲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挚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怀舍弟》……等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亲情。但民胞精神是超越亲情的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它不带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所以，杜甫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固然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的亲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关心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诗篇更显示出诗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凝结于此。正是这个原因，他批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对征兵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反对暴政，反对统治者奢侈腐化，反对横征暴敛……前面我们从德政的角度指出了杜甫的批判意识，现在从人性的角度反观，亦可把握杜甫的忧患。批判和德治理想核心的内容仍是对“民”（人）的命运的关怀。具体而论，杜甫的民胞情怀，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同胞”生命的关怀，这是属于终极关怀的内容；二是对生活苦难的关切，此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三是对无助的弱者的同情和帮助；四是对上层人物经历由盛而衰的境遇表示宽恕与同情。后一点专节谈论。现分别说说前三者。
　　对生命的关怀，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却的。杜甫自己的忧生不用说，那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在关心他人生命时，表现出深沉的情感和鲜明的态度。杜甫为救房?而丢官，但对于房?指挥的陈陶之战的大败，却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
　　关于陈陶泽之败，《新唐书?房?传》称：“初战，北军不利，?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廷恩促战，故败。”虽然战败的责任不能由房?一人承担，但作为主帅，是无法辞其咎的。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其所以不隐，就是那四万义军的鲜血化为陈陶泽水的惨烈景象，是任何一位具有人道精神的人都无法忘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与自己友善的人，他让四万良家子作了荒魂野鬼，也难以为之回护。这种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认识是根源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以此来品评人物并不为尊者、友者讳，见出杜甫的正直品格。
　　写于同时的《悲青坂》，也表现出对阵亡将士深切的悲悼：“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由于安史叛乱，战争无情地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杜甫为之深恸伤悼，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表示自己的关切。“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复愁十二首》之三）“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战血留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述怀》思念家人安危，也勾勒出当时人命危如丝的惨景：“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他反对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开拓疆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五百字》)。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相和、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他持久不懈地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拥护正义战争，也反对其中的非人道行为，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危。
　　对人民生存权利的关心，是杜甫民胞思想的又一表现。此一内容，与杜甫的仁政理想有关。在本课前几讲所论及的反奢侈，尤其是反诛求的问题，着眼的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利。这里仅作提示，不再具体论述。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又呈吴郎》最能体现这种情怀：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此诗写于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大历二年，767）。诗人此时暂居?西一所草堂。生活上靠朋友救济。草堂前有枣树几棵，邻近一寡妇无以谋生，常来扑枣，杜甫从不干涉，借以表示自己的一点帮助。后来杜甫迁居，将?西的草堂借给从忠州来此地任司法参军的亲戚吴郎。吴郎住下后，便将枣树围上篱笆。此举是保护杜甫的财产，也显然是针对扑枣老妇的。杜甫知道后，立即以诗代简，劝阻吴郎。理由也很简单，这是一个寡妇，饥寒交迫，扑枣是迫不得已。正因为如此，不但应该让她采摘，还应该提供一个较为亲善的环境，让她感到自然，不致恐惧。想来杜甫以前，显然是当其扑枣时，便尽量回避，不让老妇看见自己，还要让他觉得这是主人弃置的野味。草堂易主之后，老妇对新来的客人本有戒备，而吴郎一插篱笆，便让老妇感到了新主人的防范，同时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的违礼。这不是将老妇的最后一点希望泯灭了吗？以前老妇曾向诗人诉说过官府征求让人一无所有的悲况，每念及此，诗人便热泪涔涔。而今自己连这唯一的可以助人的方式也被吴郎中止了，怎能不让他着急。这首作品的激动人心，在于它反映了诗人仁爱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诗篇充满了温情，充满深厚的仁慈，它超越了孟子推扩仁爱的爱有差等的观念。这个妇人与杜甫素不相识。帮助朋友和相识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帮助不相识的，尤其不同阶层的人就不太容易。帮助别人渡过暂时的困难也容易，要帮助无力摆脱贫困者则很难，一个不饿饭的人任西邻扑枣，本来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希望别人继续这样做。更不容易的是，当别人冷漠此事时，他还要提醒别人注意。实际上，当杜甫第一次任西邻扑枣时，他就自觉地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救助这位寡妇。这种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检验一切社会良知的标准。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大到谏诤皇帝（如为房?），推荐人才（推荐岑参）--这是他在朝短短时期内留下的“政绩”，小到“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小则小矣，却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诗写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
　　再看杜甫的爱物思想。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水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爱物即“物与”思想，表现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这种“尔汝群物”的态度展示的是诗人亲近自然的情怀。杜甫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议论，但他的诗篇却明显地表达了天地化育万物，人与物同受造化沾溉的认识。《北征》中对自然的描写就很说明问题。诗人在探亲途中，看到人类社会是“乾坤含疮痍”，“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自然界呢，“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诗人一方面是有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反差，但“雨露之所濡”二句，却又见出诗人对造物主平等待物的认识。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笺》云：“天之育物，无有差等，见造物之伟大。”诗中虽是论物，却可看作是对世间万物的一句总评。至于人类社会自作孽，那是另一码事。
　　杜甫对自然界的吟咏，大约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咏大自然的美，即对美的自然界的玩赏态度。一是对自然中那些被损伤，被遗弄，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三是由仁民爱物思想而产生的人与物的对比，进而对自然界流露出的向往之情。
　　对自然美的吟咏，是唐诗的重要内容。在唐以前已曾有之，在唐以后亦不曾断绝。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尚算不得杜诗独具的特色。尽管杜甫写下了不少优美动人，快炙人口的诗篇，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六）“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其七）以及“风含翠?娟娟净，雨?江蕖冉冉香。”（《狂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等等优美的句子。
　　杜甫的“物与”思想，表现为一种与物无间的赤子之心。杜甫对自然界那些勇敢矫健的动物，格外喜欢，他常常倾注炽热的感情，视它们为可共生死患难，可寄托豪情壮志的朋友，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峰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又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骐?出东壁。一匹?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此诗所表现的“物与”，主要是诗人性格与所咏之物的品格的契合，即人格与物性的契合。而能充分表现杜甫的“物与”精神的，还是那些对自然界的“弱者”的予以同情的诗篇。和诗人关心民瘼的情怀相似，他对那些弱小的、病态的、衰微的物体寄与了更多的关注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怜悯。杜甫写有一组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病马、瘦马等一组诗，值得注意。他写《病柏》：
　　有柏生崇岗，童童状车盖。……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志意满，养子穿穴内。
　　写《枯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如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啄雀，侧见寒蓬走。……
　　写《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写《瘦马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兀如堵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写《病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这组“病物”诗，又是咏物诗。咏物诗讲究寄托。这组诗的寄托也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寄托“病物”本身的哀怜，二是寄托了政治见解，颇具讽喻色彩。病柏，病橘等本身亦可哀怜，而天意高难测，人意更难知，如此缺少生意的物体，还要横遭斧斤被剥割，被摧残，直至衰亡。因为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诗人视物与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作是自己的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诗人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出的却是爱民的情怀。而这种出自本性的人道的情怀却又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对制度的批判。
　　写马也是从两处着笔：形体上的对马的刻画，表示对病弱的同情，寓意上却是怀才不遇，英杰沉沦下潦的哀惋。《瘦马行》借一匹被遗弃的官马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病马》则突出“尘中老尽力”的品行，“物微意不浅”的忠诚。寓意十分明显。
　　由于以上几首诗寓意十分明显，以致其“物与”的精神常常被讽喻的色彩所掩盖。杜甫另有一些写病、饥的作品，则是脱去讽喻色彩，显示出移情的特点。杜甫身逢乱世，流离所失，生活上饥寒交迫，精神上孤独寂寞，这种情绪的外射，便使他笔下的动物也带有相类似的特点。“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雨四首》其四），“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一），“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晚行口号》），“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寄杜位》），“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送高十五书记十五韵》），这些动物饥饿状态的描写，无不明显地带着诗人自身的体验，而对这些不幸的小动物的关注，正是杜甫爱心所至与小生灵心息相通的表现。
　　杜甫的物与思想，还深切地表现在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大量描写。物我同一，与庄子的“物化”说有内在联系。杜甫确有“物化”的境界，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但那只是一种瞬间的体验，杜甫并没将这种意绪化为自己的人生境界，否则，一个“物化”的人是难于成为社会良知，为担当道义而苦苦磨砺自己的。杜甫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现为把“物”看作自己的朋友，即所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而不是要化为蝴蝶，逃离天地之间。杜甫笔下的自然界，常常充满温暖的情调，富于人情味，那些小动物更是一些与诗人心息相通的充满灵性之物。《鹦鹉》云：“鹦鹉含秋思，聪明忆别离。翠矜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此诗借咏物念开元旧事，但鹦鹉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懂得喜怒哀乐的形象。《三绝句》之二：“门前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诗人与鸬鹚完全是亲密的朋友。杜甫具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常常在诗中与小动物对话，交流感情。“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赵次公注：“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九家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三）“与物委蛇”即“尔汝群物”。正是物我交流，沟通的意思。
　　杜甫爱物，不仅仅是单向的感情投入，那些可爱的物，尤其是动物，有时还显得比人类更懂得感情，给诗人以温暖和安慰。因而也显得更加可爱，值得友爱。《得舍弟消息》：“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结句十字，把世态炎凉，人情反覆，诗人的孤独寂寞，家犬的通灵与忠诚，写得何等生动形象，又何等沉痛哀伤！杜甫晚年，流落潭州一带，故土尚远，举目非亲，社会的冷漠无情促使他与自然景物及动物更加融洽，亲密无间了。那一时期，杜甫眼中的燕子或许是最富人情味，给诗人许多安慰的生灵。《燕子来舟中作》写道：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曾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燕子与诗人是故交，懂得友情，所以也同病相怜。诗人相识相怜者惟燕而已。燕子呢？娓娓细语于船樯，穿花落水，三匝不去。诗人见此更加伤感。《杜诗镜铨》卷十二引卢德水评语云：“只五十六字，比类连物，茫茫有生世无穷之感，但觉满纸是泪，公诗能动人若此。”此类感受，杜诗颇多。如“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发潭州》），也是表现的人世冷漠，动物有情的倾向。
　　杜甫爱物，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一种独到的感受。尽管杜诗中有不少同情病马、穷猿、饥鸟、病柏、枯棕的作品，相对而言，杜诗笔下的自然界，还是一个和谐、安宁、富有秩序和规律的世界（那些“病物”之不幸，常常与人类的摧残有关）。动植物除了充满爱心，还表现为生活上的有节有序和自得其乐，没有等级差别，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是一个与人间世界迥别的“世外桃源”。这个和谐的世界是诗人的政治理想的“物化”，它明显寄托着杜甫的某种憧憬。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寒暑易节，山川如故。这个“理想国”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独立运行。年复一年，战乱未休，“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伤春五首》其一）春天不因人间的争战杀伐而姗姗来迟，仍然花红柳绿，各得其所：“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花柳更无私”（《后游》），或者“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早花》）在诗人眼中，自然界的代谢节序，自成规律，不为外界干扰，各得其宜，和睦安宁，与人世间的种种喧嚣烦恼形成鲜明对照。“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过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怀》）“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惟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春花之无忧，秋菊之傲然，都反映出诗人对自然界宁静与和谐的境界的赞美，又反衬出诗人不安宁的生活状况。
　　草木如此欣欣向荣，自得起乐，动物更是安详自在，逍遥无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梁燕，水鸥，风蝶何等自在潇洒。这些描写都流露出了诗人对自然界亲近融合的“物与”情怀。
　　纵观杜诗，咏物诗之多，是空前的。除上面讨论过的作品，尚有《苦竹》、《蒹葭》、《胡马》、《??》、《孤雁》、《促织》、《萤火》、《归雁》、《白小》、《猿》、《鸡》、《鹿》、《丁香》、《栀子》、《丽春》、《花鸭》、《黄鱼》……明人钟惺评杜甫这些篇什“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赏玩者，有劝戒者，有指点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灵者，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辩。咏物至此，仙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唐诗归》卷二十一）钟惺指出了杜诗那多变的手法，而这也是对杜甫爱物思想的一个最好说明。

答：（1）《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

1）《史记》的悲剧人物大致可分为：一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二是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气节，为忠于自己的国家而英勇献身的，如屈原；三是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项羽；四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蒙恬、李广；五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拼死的，如“荆轲”。

2）《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极力描摩人物的神情口吻。例如《项羽本纪》在介绍项羽有家世之后，只写了项羽少时学剑和观秦始皇出游两个细节，这位豪放不羁、才力过人，胸怀大志的贵族后裔的形象就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了。二是善于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如《项羽本纪》中最精妙的场面描写是鸿门宴。三是善于通过渲染气氛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如《项羽本纪》写到项羽被韩信打败，被困于垓下时是四面楚歌，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竟落到这步田地，这已经够使读者为之感慨嘘唏了。在这样的气氛中，项羽再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这就更加构成了一种无限悲凉的气氛，寄寓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惋惜之情。

3）《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互见法”，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

（2）强烈的抒情色彩。司马迁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他的文章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1）《史记》中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诗，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史记》中的有些篇章作者还特意引入一些歌谣谚语，让作品人物‘自己’的即景作歌，突出地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

2）《史记》的文章常常夹叙夹议，这些议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廉颇蔺相如列传》。

（3）《史记》语言的总体风格是朴拙、浑厚、气势沉雄，使语言与其所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和谐。这种特点在那些记述悲剧英雄人物的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试论《庄子》哲理与诗意交融的特点。

答：庄子追求的逍遥游的境界，本身就带有艺术的特点，富于艺术魅力，所以说逍遥的境界就是艺术的境界。庄子哲学的核心就是人生问题。

①饱含激情的笔触，描写体道、得道的情景，形成了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注重表现生活理想和内心感受，全书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更富于艺术魅力，《逍遥游》中，大到“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小到浮游野外的尘埃、草芥；从志向短小“决起而飞”的斥鴳，到御风而行的高人；从八千岁为春秋的椿树，到“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而真正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庄子笔下的这类境界，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更富于艺术魅力。

②以艺术的态度来体味人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在《齐物论》中，由庄生梦为蝴蝶，产生了“蝴蝶之梦为周与”的奇想。《秋水》中，写庄子站在濠梁上，感受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这些饱含着审美感受的故事，把读者带入物我两忘的诗的意境。庄子为人傲岸不羁，潇洒脱俗，书中大量记载了他放旷豁达的言行。

③强烈的抒情色彩。庄子主张齐物，在他的作品中跳荡着强烈的激情，不仅表达了对生活的理性认识，更包含着深厚的情感体验。《徐无鬼》中，庄子站在惠施墓前，深情地发出感慨，在对友人的怀念中流露出世无知音的孤独感。《大宗师》的结尾记载了子桑对悲惨遭遇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归之于命运的寓言。强烈的抒情性，使庄子的作品达到了哲理与诗意的和谐交融。

3、以《离骚》为例，说明屈原的艺术成就。

答：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开辟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通过此诗展现出屈原杰出的艺术成就。

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对自我形象的描写。屈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备受打击，作者在长期政治上斗争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加以升华，运用想象进行高度的集中概括和大胆的艺术夸张。他一再克服这痛苦的经历，这是具有伟大心灵和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够作到的。这种对未来的道路进行过苦苦的探寻的心情在《离骚》中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所体现。这种情怀与伟大的人格，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峻洁、高大。

②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他的整个心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这种至死也不忘怀祖国的真情，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因素，体现在作品中基调就是苦，感情核心却是恋，这种苦恋使屈原在精神上经受着巨大的折磨，在作品表现出浓郁的悲剧情调及无限的悲愤，在失望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作品融进一种缠绵凄婉的悲剧气氛，如《离骚》中‘惟昔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表达出了作者的那种危机感与无奈的恋之情。

③浓郁的浪漫主义思想。在创作中驰骋想象，采用夸张的手法，使作品充满着激荡人心的浪漫色彩。作者运用想象，大胆的夸张，使作品奇诡动人，在《离骚》中。诗人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乘坐美玉、象牙的宝车，由飞龙驾驶，腾空而逝，辞国远游”，上天入地的，富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感情。屈原善于把神话传说与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运用神话素材抒情写志，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使他的诗歌别具风格。

④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独具特色的“比兴”的表现手法。《离骚》突破了《诗经》中既有的“比兴”手法，开辟了香草美人的典范。在屈原笔下，花鸟虫兽、日月风雷、仙灵神鬼、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都成了诗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意象。比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奇特性为诗人驰骋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⑤在文学形式和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极富开创性。汲取楚地民歌的丰富营养，又吸取散文的章法和句法，创造出一种句式长短不齐、音节抑扬顿挫、章法灵活多变的“骚体”诗。不受形式的拘束，使诗的结构错综变化。《离骚》善于运用楚国的民间方言口语来写，带有大量的“兮”字，诗歌语言丰富多彩，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和叠音词，创制对偶句式，使诗歌句式整齐、韵律和谐，增强了诗的音乐美。此外，《离骚》中含有不少散文化句式，大量运用“之”、“乎”、“者”、“也”等语助词，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法形式，创造出了舒卷自如的新诗体。屈原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论述《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

答：《史记》中的人物个性形象鲜明、生动，为我们展现了一首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无一例外的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美学理想，《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有几个方面。

①注意刻画细节，极力描摩人物的神情口吻。在《项羽本记》中，关于项羽瞋目镇敌的细节描写，最能表现这位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威势和气概。据司马迁说，项羽是重瞳子，就是一眼双眸，显然“炯炯有神”一词已不足以形容这双重瞳之目射出的威严之光。司马迁紧紧抓住项羽这一容貌特征进行细节描写。项羽威严的目光，竟使惯于骑射的高手目畏手软，又使久经沙场的骑将人马俱惊。《史记》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作者精心选择、提炼而得。这些人物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较之千军万马的会战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

②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鸿门宴”一节，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作者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③通过渲染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项羽打被败后，四面楚歌，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本来已经使人感慨嘘唏了。在如此气氛之下，又写他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左右皆泣”，更加构成了一种无限的悲凉的气氛。

④运用互见法写人。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基本上如实记载了项羽一生的功过是非，作者的态度和评价也基本上是客观的，既写了他“气吞山河、功盖天下”的一面，也写下了“凶狠残暴”的一面。但对于项羽的弱点，司马迁还是本着本传略，他传详的原则，用互见法补足人物的全貌。《高组本纪》载刘邦、项羽形成相持状态时，刘邦出了项羽十大罪。关于项羽十大罪状，《项羽本记》也多有涉略，但借刘邦之口集中道出，确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

5、论述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答：李商隐的诗歌内容丰富，师承极广，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阮籍旨趣遥深、难以情测的风格，杜甫的忧国伤时的精神和沉郁顿挫的诗风，韩愈的雄奇横放，李贺的幽冷奇艳，六朝诗歌的精工秾丽，以及民歌的清新流丽。

①构思缜密，情致深蕴。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力避平直之语，诗中大量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造成一种缠绵顿挫，缜密深曲的特色。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锦瑟》中，诗人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田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

②长于用典，精工贴切，含而不露，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如《安定城楼》，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不得志和失落之情绪，“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诗中以这两位古人自比，显得既含蓄而又贴切。“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雏竞未休”借用庄子寓言告诫一些人不要妄加猜疑，从而表明自己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典故的灵活运用比直抒胸臆有更好的效果，诗人通过典故可以表达更多的思想内容，这是直抒胸臆不能所做到的。

③锤炼字句，工于造语。李商隐的诗语言凝练而丰富，不但注重锤炼实词，选择虚词，运用叠字，同时注重对成语典故、民谚方言的敷色加工，使诗歌语言造境新颖，蕴涵丰富。《向晚》“花情羞脉脉，柳意怅微微”中叠字的运用，创造出了声、色、情俱佳的境界。另外，李商隐的诗歌中，在后世有大量精美典雅的名句传世。如“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使干”等等。

④总之，李商隐诗秾丽而时带沉郁，摇拽而不失厚重。丰富深厚的思想内容与曲折见意的表现形式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形成“深情绵邈”、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以其意蕴的深婉、词采的精美和朦胧的美学追求，为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为古典诗歌以及后世词、曲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论述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

①内容平淡自然，内容贴近生活，亲切淳真，富于真情实感。所描绘的场景、叙写的事情，为人们熟知习见。通过朴素自然的田园风光的描写，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不加雕饰，把生活的情景和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清新自然的特点。如《归园田居》中的“少无适俗韵”的描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平淡自然，这些生活情景及诗人的志趣，心情，都是诗人真实的感受，写得十分亲切。

②浑融完整，意境高远。作者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田园诗中多有精彩的景物描写，取与自己心境相合之景入诗，既有客观实境，又有意中之境。使自然景物都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无穷。它往往与具体的景物和诗人的真挚感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以情景为主，把人们引向一种更加高远而深沉的境界，这种情、景、理的高度融合，即诗与哲理的结合，更使陶诗意境高远，清新拔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很朴实，但又含有一种韵味，是不经意的看到了南山，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常亲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平淡的语言中得到了表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是一种客观的景物描写，从”飞鸟相与还“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充分的肯定和满足的情感，韵味很深。

③精工而本色的语言。陶诗的语言朴素、直率，毫无斧凿之痕，平淡、本色，简练朴素，明白易懂，但绝不是浅薄粗俗。他诗中那些看似极其普通的“田家语”，实则是经过艺术提炼的，是诗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中的“翼”字、《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均能于本色中见精工，于朴素中见华采。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7、分析岑参、高适边塞诗的异同。

答：二人都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都创作了许多广为流传的边塞诗，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描述了边塞的风俗风光。但二人的边塞诗又具特色，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内容方面。岑参的边塞诗成就最高的是在边塞风光、边塞生活的描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入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出一幅边地雪景。充满着异域情调和浪漫色彩。高适的边塞诗则以思想深刻见称，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比岑参的诗更强烈。《燕歌行》，诗中通过对比手法，写出了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更更可贵的是同情下层士兵，还通过对比，揭露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平待遇，指出这是造成边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就难怪使士兵们“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种前后呼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兵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遣责。使诗的思想性更为深刻。

②艺术方面。岑参的边塞诗以壮丽姿肆的浪漫主义为主要特色，形式上用自由的七言歌行体，自己另立新题，善于表达更丰富思想感情，描写边塞的奇和丽，采用丰满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多变的节奏，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内容上除写军旅生活外，同时还抒发报国豪情，特别是表现边塞风格、边地风俗方面，风格上是浪漫主义。高适的边塞歌和岑参的热烈浪漫、想象夸张不同。最大特色和最高成就在于思想深刻，触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内容，现实意义比岑参诗更强烈。其诗作常常是直抒胸臆、直陈其事、直议其理，比兴寄托，寓情于景，含蓄委婉的描写较少，显得更凝重深沉、浑厚苍老。体裁更习惯乐府旧题和整齐的五七言体。如“校慰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既写出了军情的紧急，又通过“羽书飞传”“猎火照山”等进行形象的描写，使整首诗具有高亢悲壮的格调。

③清朝王士桢说：“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大致说出了两人的区别。

8、论述《史记》“无韵之离骚”的含义（《史记》的抒情性）。

《史记》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鲁迅曾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①所写人物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文章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了客观地记载历史，而是要通过写史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达到他改造或改良现行社会的目的。《史记》是一部饱含作者激情的文学著作，它是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悲愤诗。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指出自己因为被处以腐刑后，决定发愤著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对现实抗争，让后人通过《史记》去理解自己的理想和冤屈。

②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诗。《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写屈原在困境下创作《离骚》，表现出屈原不公的待遇，表达出很深的感慨。又因贾谊写过《吊屈原赋》，亦为感伤诗人。司马迁将屈原、贾谊两个怀才不遇的诗人放在一起同时写，从形式上更像抒情诗。

③多处引由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这些歌谣谚语用于刻画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使读者恍睹其容，恍闻其曲，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项羽本记》中，垓下之围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用《垓下歌》作为项羽英雄末路垓下之围的序曲，将楚歌原本具有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抒写了英雄末路之悲与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的一面，呜咽悲慨，凄凉动人。

④夹叙夹议。议论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廉颇失势时与人的对话的描写，抒发了他对世态炎凉之感慨，对廉颇不怕死的精神，给予赞扬时，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他的景仰之情以及司马迁本人的生死观。

⑤语言的总体风格朴拙、浑厚、气势沉雄。在记叙悲剧人物的篇章中（如《项羽本记》），突出了体现了《史记》语言的风格。《史记》语言风格多样，随各篇内容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使语言与其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和谐。辛弃疾曾用“雄深雅健”来形容《史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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