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现当代政治建构的内容和特点

作者&投稿:金看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800字论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一轮发展时期,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主题。与所有的社会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文化建设必然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决议》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并从四个方面原则上规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决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思想上保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我们也要看到长期以来,一些党员和干部中程度不同的产生了“信仰危机”,有些人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国民心态中存在物欲化、粗俗化、躁动化、冷漠化、无责任化和虚假浮夸化等“六大负性倾向”。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经济关系和不同利益的人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多元化的态势,这些都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方面。面对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维护社会和谐,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导向性。其次,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目的在于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开放的,它不是“专制化”或绝对的“一元化”,而是强调对多元价值观的“引领”。它的建设还要从国情出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文化应该是多元一体的,充满活力的、具有指导性、包容性和整合性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才能最终完成先进文化对消极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批评,以及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现代化整合。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思想道德建设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任务。《决议》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耻、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最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领域和地方存在着是非、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掺假制假、以次充好、欺行霸市、偷税漏税、商业贿赂、行业腐败、不讲信用等现象,成为当前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体系,确立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加强对青少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3、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一个国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建设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文化氛围。另外,要积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坚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单位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积极舆论导向作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互联网等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思想和舆论氛围,使各类媒体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
  4,和谐文化重在创建。《决议》提出:要“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在创建活动中,“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建和共享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文化既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文化,也不是传统的市井文化,而是先进的,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民的、大众的、共享的文化。和谐文化创建活动在于全民的积极参与。文化是可以物化的,文化是可以实践的,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在开展文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创造了许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文明社区活动的具体形式。这些活动大多具有群众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不仅传播了先进文化,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在和谐人际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A

在我国漫长的文明史中,素有重视意识形态的思想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我们看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既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迷信意识形态、独尊意识形态的弯路教训,也有市场经济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淡化意识形态、消解意识形态的论调。“对意识形态而言,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它意识到现实极端地漠视其价值。”[2]78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兴起、思想文化日趋多元的新形势下,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我们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涉及到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引人思考的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我们思考的结论形成这样的主要观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

在其当代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国家用来指导自身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思想理论学说以及制度政策安排。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意识形态是关于意识的意识,关于观念的观念。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乃是一种深层次、反思性的研究,开启了人类对自身、对社会认识的新境界。尽管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探讨始于法国启蒙运动,但真正开启意识形态研究之门的是马克思。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全新意识形态理论之后,人类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认识就出现了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条路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国外,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有无阶级性、意识形态是否虚假、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方式、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意识形态能否为社会知识所取代、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等方面进行讨论。尽管受到了国外思潮的影响,但我国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唯物史观之核心出发,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发展创新等重大问题,并对国外的意识形态研究成果译介解读,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大体说来,国外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脱离社会性、抹杀阶级性,国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偏重于强调社会性、推崇阶级性。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获得国家政权的历史条件下,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揭露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出阶级社会里旧意识形态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全社会的意识。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自然会将阶级性作为首要标准来判定意识形态的性质,但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原有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以阶级性为首要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显然不合时宜,而且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或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而得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后的结论,或者把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一概看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加以拒斥。

正是在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阶级性这一点上,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化的发展史。我们现在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既不能无视其阶级性,也不能偏执其阶级性。就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在“类型”上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类”,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型”。意识形态“类”只是意识形态的共性,而意识形态的“型”则是意识形态的个性。结合意识形态的“类”研究意识形态的“型”,凸显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有助于我们以把握意识形态共性特征为基础,深刻认识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个性特征,并在比较中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解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对意识形态“型”的研究,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切入点。

研究意识形态“型”的核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一场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变化,已被人们深刻感受、普遍认同,但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已经有哪些变化、应该有何种变化,在理论研究中却是少说鲜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因此党的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度契合的,这也就框定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即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其内核是党的思想理论。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既落后于党的思想理论,也落后于意识形态的实践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来研究、认识意识形态,缺乏意识形态转型的自觉意识。

意识形态转型不是性质转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终极价值从未改变,转变的只是围绕如何实现终极价值目标所体现出来的具体价值理念、思想理论创新和法规政策完善。能否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类型及其转变做出准确概括,直接关联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把握,关联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成效和发展方向。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对意识形态的类型转变认识不清、把握不准、观念模糊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构成了意识形态转型的宏大背景,意识形态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条件,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社会转型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研究既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也提供了必要性依据。

二、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选择与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实践,托起了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研究。由政治制度革命、产业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所共同催生的现代性研究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近代以来就未曾停止。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即现代化实践,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了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3]69社会思潮不仅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倾向,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的涌动方向及其程度,会对意识形态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相继涌现,对人们的思想乃至国家意识形态产生着各种影响。其中,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问题上,形成了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三大思潮,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们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不同感受与愿望。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主张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滞政治改革的市场化转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左右杂糅的两歧性和社会分化导致了思想分化,坚持新启蒙立场的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体制,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吸取灵感,尝试重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

新左派思潮是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新左派及其思潮尽管尽显忧国忧民之思,对现实的批判思想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但在总体上新左派用意识形态的“放大镜”看待一切。自由主义思潮自改革开放之初传入中国,主张全面推进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声称中国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样板,认为应该实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上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这些问题上,凸显了改革与现代化问题在思想观念中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冲突。尽管这些社会思潮都标榜自己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其主张中也各有合理的成分,但其实都是从概念词句出发而全然不顾中国实际的思想观念。

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推动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决定,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绝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以这一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创新成果,就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总是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和“回声”。马克思从经济、阶级(人)、社会三个基本视域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基点:一是生产力基础,二是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是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出发,先把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本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出作为社会新阶层的私营企业主,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按照我国现行法规规定,私营企业主即指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投资者,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其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这样一个历史循环,不但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且也折射了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实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既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又积极推动了这一社会变迁;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但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中国现实,则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悖境。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理论的争论焦点,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论争的关键词。因而,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作为研究视角来观察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不但会使意识形态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实践性,透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互构的复杂关系,找到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实践视角。就是说,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既可捕捉到意识形态对改革实践的引领,又可反观改革实践对意识形态的推动。综观我国建国以来国内、国际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不同主张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线。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条主线汇集为一点,就是怎样认识和看待作为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分水岭的群体——私营企业主。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兴起的社会现实,涉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从私营企业主兴起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使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把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发展的历史脉搏。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换。提出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和谐型意识形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特点的概括,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是有依据的。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

建国初,以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革命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在建设阶段的意识形态理应体现建设型特征,但在当时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当生存与发展面临矛盾时首先是要选择生存,因此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也必然体现为革命型。即便如此,以革命型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在树立理想信念、建设思想道德、繁荣文艺创作等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建设成就,凝聚、焕发、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之后,意识形态应该及时进行转型,突出建设型特征。而我们实际上却走向了相反的方面,强化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型特征,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直到这时,革命型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需要已经完全背离。突出“斗争”主题的强大的革命型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在整体社会意识上陷入了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之中。对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计划经济要历史地看待,而对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全面否定。

从私营企业主命运起伏的视角,我们可以具体地探讨中国革命型意识形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没有正确处理马克思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中国在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差异,私营企业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对象。中国意识形态纯粹公有制的价值理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双重改造”的政策主张等诸层面的核心概念是“革命”,呈现出“革命型”特征,在发展中出现了曲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286按照苏联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中,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暂且不论这种解读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义,仅在理论上忽略马克思、恩格斯的“私有制”概念指称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上走入了误区,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应该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
作者:霍宪森
发表时间:2005-1-25 10:50:5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一一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问题的思考霍宪森 一、 关于问题的提起我写的《论创立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立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一一论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一文,于2005年1月12日在燕南学术网中国研究栏目发表之后,随即有两位学友先后对这篇理论文章发表了个人的网上评论意见。其中有一位学友认为,文中提出的观点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一般要求,因而是糟得很,是胡扯淡;而另一位学友则认为,文中提出的观点充分体现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本规律的内在要求,因而是好得很,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政治实践价值。应该如何看待两位学友对我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所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提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评价意见和看法呢?我认为,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前者以完全否定的评价意见给我以激励,还是后者以充分肯定的评价意见给我以鼓励。他们都能对我个人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所以,我对他们两位学友都应该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是,从两位学友对我文章观点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根本对立的评价意见中所体现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结合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中所反映出的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实际问题来看,我认为,我国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学爱好者,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上,当前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种是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种是现实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由于书斋型的研究方法明显具有就书本理论研究书本理论,凭个人的主观愿望, 脱离开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去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因而使研究结果及其政治观点有着较多空谈性的特点,而现实型的研究方法明显具有就现实社会 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的实际问题研究书本理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着眼于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中去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因而使研究结果及其政治观点有着较多实用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为了更好地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学在新时期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促进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应该尽快从书斋型研究向现实型研究转型。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书斋型理论研究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书斋型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严重脱离开了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那样一种就书本研究书本、就理论空谈理论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避开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改革,而去片面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和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对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中的具体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使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执政方式在其中能够得以科学定位的问题。所以,如果避开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改革以及如何对其执政方式给以科学定位的问题,去片面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就难免会使研究结果及其理论观点自然陷入书斋型研究领域,使其与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严重脱节。但是,从近几年来看,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例如:在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作为一般政治学爱好者,在对作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内容的国有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研究和设计上,就明显犯了避开党委来设计构建国有企业内部政治领导体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所以,尽管他们对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设计的如此严密,如此完美,但却又难免会是一种书斋型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而使他们所设计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必然是一种书斋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因如此,才会导致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工作,或者走了弯路,或者误入歧途。并最终落入书斋陷阱而难以自拔。再例如:在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方面,我们那些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设计上,也同样犯了避开党委(或村党支部)来设计构建村级内部政治领导体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所以,尽管他们对村级自治领导体制设计的如此民主,如此完美,但却又难免是一种书斋型的村民自治制度。正因如此,才会导致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同样因落入书斋陷阱多走了弯路,而使我们目前不得不考虑重新研究设计真正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内在要求的那样一种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结构。。二是脱离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去主观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并通过总结分析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逐步趋于清晰。这就是,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包括诸如关于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实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与统一起来的规律;关于既要授权于党委,又要限权于党委,使党委严格限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范内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使党委机构直接作为公共权力主体代表党和人民对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实行科学的、民主的依法执政的规律;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应该由各级公共权力中的常设最高决策领导权(简称决策权)和常设最高决策监督权(简称监督权)两权分立、使它们二者相互分工制约与合作,从而确保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进而确保使各级公共权力都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规律等,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应并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律。它们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补充,相辅相成,从而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体系。因此,我们只有严格按照这些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才能确保使研究结果及其理论观点符合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否则,就难免会使理论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书斋研究领域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导致其无论提出的观点多么好听,设计的方案多么严密和民主,结果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成为一种虚功夫、花架子,好看而不会中用。从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政治学界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上,一些专家学者所研究设计出的政体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诸如所谓“党政分离”的思路;“党政合一,寓党于政”的思路;“由地方党委书记兼同级人大主任”的思路;“行政三分制”的思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思路;“多党制或一党多派”的思路;还有那种以各种理由总是试图把各级党委机构实际置于我国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之外或之上,从而使各级党委机构在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外部或上部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其所谓间接宏观调控作用的思路,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路,都是一些严重背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本质要求的,因而都是只凭主观愿望,脱离开了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实际情况的书斋型的观点和思路,都是一些虚功夫,貌似有理而不中用。三是脱离开现实中国国情,用或者僵化固守国际共运史上由巴黎公社所创造和由斯大林所发展了的两权合一模式,或者教条式地照搬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提供出的所谓成熟经验和国际惯例的固定思维方式,来抽象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近年来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一些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其中有些所谓专家学者,实际上就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翻译专家和翻译学者。他们通过大量出书、写文章等多种途径,把西方各国历史上古今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所谓政治学理论和思想观点,诸如所谓“政府干预市场而导致腐败”的思想观点;“现代化进程导致腐败”的观点;“高薪养廉‘的观点;“强国家弱公民社会导致腐败”的观点,等等,不加任何分析或者以高度赞赏的心理翻译介绍到我们国家中来。但在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并通过研究剖析去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上缺乏真功夫,不愿下真力气。因此,使他们所翻译介绍到我们国家中来的一些政治学思想观点,多数都是一些只限于纸上谈兵的书斋型的政治学理论观点,或者不好用,或者在我们国家内部根本就不能用。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全在于实际应用和实践。同时,我们常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应该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学少练虚功,多想实招,使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有所作为中努力为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实实在在的重大理论贡献。为此,我认为,当前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应该注意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要在紧密结合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的改革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注意防止理论研究中出现“三个不”的错误思想倾向。一是认为,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改革和定位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党建理论研究部门和党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一个研究内容,因而它不应该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围内的一个研究内容。二是认为,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改革和定位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冒有风险的政治理论问题,因而中国政治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不便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它只能留待党建理论工作者们去专门进行研究和探讨。三是认为,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不应该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中的一个必备专门常设机构,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学不必要把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定位问题,也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专门研究。上述三种认识,都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能彻底克服上述不应该、不便于、不必要的错误认识和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政治学就将会在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总是使自己处于那种不应有的被动地位。 2、要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并充分尊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特别注意克服和防止理论研究中出现两个方面的偏向。一是把既要授权于政府,又要限权于政府,使政府严格限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的这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也同时认作为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在对应该作为被授权和被限权的所谓政府即公共权力主体的确定范围上却又错误地认为,这里所说的政府即公共权力主体,只是应该包括理论上的那种由所谓立法机关(即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各级公检法)等组成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正在直接掌握和行使我国各级全部政府公共权力,因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我国各级第一政府的各级党委机构,却不应该被包括在内。并由此错误的断定,各级党委机构既不应该是一个被各级人民直接授权的公共权力主体,因而它同时也不应该是一个被各级人民直接限权和被各级人民直接监督的公共权力主体。正因如此,才导致我国政治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这种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领导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二是把经过西方政治实践证明是一种科学权力结构形式的西方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关于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机构组成的那种所谓“三权分立”和分权制衡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也同时认作为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公共权力结构所要采取的一种最佳结构形式。但是,由于这种方式难以或根本无法给各级党委机构在各级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的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必备常设公共权力机构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固定位置,因而又总是错误地试图把各级党委机构实际置于我国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之外或之上,从而使各级党委机构同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外部或上部对国家和社会实施所谓间接宏观调控、间接宏观管理、间接宏观执政和间接宏观领导。正因如此,才导致我国政治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这种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领导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由于上述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不符合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实际情况,严重脱离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内在要求的思维方式,同时,由于这两种思维方式又一直是在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向起着极大的误导作用。所以,对这两种错误的思维方式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都必须注意加以彻底克服和防止。否则,就难免会使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由于掉入书斋陷阱难以自拔,而结果导致或者多走弯路,或者误入歧途。并由此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3、要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科学总结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同时努力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注意做到三个正确理解。一是要正确理解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发展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并努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二是要正确理解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并努力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中那些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的,那些真正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和普遍适用性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来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三是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要敢于正视和承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上现实存在着的主要缺陷、弊端和问题,又要注意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切实避免因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只能体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本质要求的一些具体模式和做法,而妨害和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总之,我认为,只有切实做好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才能确保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尽快实现从书斋型研究向现实型研究的转变,确保使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适应我国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在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使中国政治学也能同当代中国经济学一样,通过自身有所作为同时成为中国社科界的一门显性学科。以上所言,是事关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未来走向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这里也只是单纯指出了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各位专家学者在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现实存在着的一些缺陷和问题,甚至对有些问题还可能说的过于严重,而只字未提中国政治学界同仁近年来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成绩。另外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眼力受限,对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发表个人看法,难免有说的不当之处。因此,希望中国政治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学友同仁,都能够多多担待,都能够本着向前看,谋长远发展的原则,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围绕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共同思考和研讨。都来评论一下我的以上所言是否真正具有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讨论的价值和实际意义。都来评论一下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否真正应该尽快实现其从书斋型的三权分立模式研究向现实型的党委立宪的两权分立模式研究转型。当然,对我不当之处,也恳请诸位专家学者给以批评指正。附:主要参考文献 2005年1月22日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省直分校通讯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79号邮编:250014 电子信箱:huoxiansen@mail.china.com 附:主要参考文献 1、《论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书,霍宪森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此书内容已由学说连线网以1、2、3、4、5、6《论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六篇论文形式发表。 2、《论创立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立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一一论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12月29日学说连线网国家政治栏目。转载于2004年12月30日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学术观点栏目。 3、《论建立中国特色的横向权力监督体制》,霍宪森, 发表于2003年12月4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频道理论研究栏目。 4、《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含义及其具体实现形式一一在与时俱进中深化对民主集中制基本问题的认识》,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9月10日中国政治学网政治学前沿栏目。 5、《“四三三三”结构是我国基层单位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霍宪森,发表于2003年4月1日中国人大新闻网。 6、《“三二二二”结构是我国县级党组织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论县级党组织领导体制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11月21日中国农村研究网。 7、《“四三三二”结构是我国县级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论县级领导体制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7月23日中国农村研究网。 8、《西方国家权力制约论》,叶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9、《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高新民、农华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0、《十六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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