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陈独秀和胡适报刊活动和报刊是想的形成原因

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陈独秀和胡适报刊活动和报刊思想的形成原因~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1]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胡适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胡适出生于皖南山区素有“绩溪牛”之称的绩溪。那儿襟山带水，风光旖旎。即使在今天热火朝天的市场经济中，这里依旧群峦重叠山峰苍翠，既无机器轰鸣之忧，亦无溪水污染之患，民风依旧淳朴。胡适的性格很像这里的田园山水，一派自然风光——“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与他交往你会有那种青山绿水间春风拂来沁人心脾的感觉。这大概也是胡适一生朋友多的原因。胡适自己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陈独秀生于皖北长江边的安庆，气势恢宏的长江襟怀坦白，一泻千里，奔腾入海。陈独秀的性格就如这长江，百折不回，愈挫愈奋，且光明磊落。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胡适出大名肇端于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与陈独秀一同祭起了文学革命大旗，呐喊民主与科学。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17年1月，胡适那篇被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义旗首先“发难”，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两三年间的潜心思考，现在瓜熟蒂落了。他从文化意义上为中国进入新时代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化界之雷音”。紧接着陈独秀就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先锋”的头衔赠与胡适：“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表示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时间，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而在这之前，胡适就已开始思考并为白话文造舆论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说：“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常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国之白话是也。”还说，“此问题至重大，不当以意气用事，当从容细心研究之”，并建议大家以“国文”为题进行讨论以求共识。倡导白话文，胡适功莫大焉。鲁迅与周作人在1909年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这部小说集曾被胡适誉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作品”，可是它在十年间总共只售出了二十册。当鲁迅用白话文写出《狂人日记》后却一版再版。试想，倘若不是白话文的推广，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有如此的传播么历史的演变又将是怎样的呢﹖这里，不妨听听胡适的说法：“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917年9月，在陈独秀的竭力推荐下，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了教授。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为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提供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羡慕的宽容。一时之间，北大的学术思想气象日新，整个校风郁郁然充盈活力。胡、陈在蔡元培的旗帜下一道对北大进行着教育的改造。然而，这样的志同道合并没能持续几年。1918年12月，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对《每周评论》的创刊，胡适有一番说法。他说：“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可见胡适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不断谈政治是不满意的，所以才有了《每周评论》。但是胡适与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因有了《每周评论》而偃旗息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不可避免了。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这份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胡适的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争论的高潮中，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不过，随即而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却结束了胡适与陈独秀那几年亲密无间的合作。经胡适等人的营救出狱后，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于是李大钊主编了1919年六卷五号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新青年》从此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在上海与当地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结识，不久就把《新青年》改由他在上海编辑，成为主要宣传建党的刊物，并逐走上了政治救国的道路。对此，胡适是不满意的。他写信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仍旧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胡适要陈独秀、李大钊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被他们所接受。陈独秀在《新青年》专门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批评“《新青年》同人中多数向来绝口不谈政治”的错误。他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而此后的文章中，陈独秀更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了。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陈独秀则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陈二人之间志同道合的蜜月结束了。于是，胡、陈的分道扬镳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前者叫问题派，后者叫主义派。虽然政治主张相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可从陈后来的遭遇中看出来。陈独秀一生遭绑架—次，四次被捕。遭绑架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了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也有二人都爱国，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终其一生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陈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但二人也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能容忍异己。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变化。胡适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后来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栽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栽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对于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评传-------------------------------------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因为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大获成功，所以办《新青年》报以提倡民主、自由，将矛头直指维护专制制度的纲常礼教；另外，白话文运动也传播了民主科学思想，促进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

新青年》报以提倡民主、自由，将矛头直指维护专制制度的纲常礼教；另外，白话文运动也传播了民主科学思想，促进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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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富开乐：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虽然短短八十多年的时间,但其间发生的事件却远远超出了其所承受的历史容量:军阀割剧、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类政治运动.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却并未因此减弱,反而随着时...

玉门市15935285566：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意义 - ？
嬴富开乐：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

玉门市15935285566：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前期和后期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 ？
嬴富开乐：[答案]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玉门市15935285566： 新文学的历史事件 - ？
嬴富开乐： 新文学指“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体系.新文学是以白话文写作,具备“五四”精神,并依赖于新媒介传播的文学样式.新文学在思想上强调人本意识,在体裁上以新诗、小说、散文为主,既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学资源,亦继承了中国传...

玉门市1593528556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或思潮有哪些? ？
嬴富开乐：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为学术界一种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玉门市15935285566：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的特征? ？
嬴富开乐： “五四”新文学作家,泛指“五四”运动时期,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为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沿着近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为了实现文化转型,他们采取了一种革命性策略,并把这一革命发挥到了极致.

玉门市15935285566：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以及为什麽开展新文化运动?时间、人物、地点、意义 - ？
嬴富开乐：[答案]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 地点:从上海到全国 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

玉门市15935285566： 五四运动前主要有哪些探索?这些探索结果如何?历史结论是什么? - ？
嬴富开乐： 推荐的答案是中共诞生的思想背景历史背景!!!参考答案:主要探索:1、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其失败.结论:地主阶级挽救不了中华民族的危亡.2、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戊戌六君子被杀,最后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挽救不了中华民族的危亡.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之路,结果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中国走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而失败.结论:资产阶级革命派挽救不了中华民族的危亡.4五四运动后中共成立,1949新中国成立,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呵呵 我是历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