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到今天为止，社会效率最高的国家（地区，城市）

城市化的好处和弊端~

一、城市化的好处：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聚落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1、人口转化
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逐渐转移。
2、产业调整
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3、工业发展
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4、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5、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6、发展的动力
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无非两种，一种是推力，一种是拉力。推力指使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来到城市的因素。
推力如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社会服务资源短缺等；拉力如就业机会多，社会服务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文化设施齐全等。

二、城市化的弊端：
1、生物圈
减少生物多样性


2、岩石圈
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土壤污染，地面下沉
3、大气圈
空气污染。加剧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


4、水圈
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多；水质恶化；水资源短缺；酸雨


5、交通
交通拥挤


6、住房
住房紧张
7、就业
就业困难


8、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混乱（高犯罪率）
9、道德风气
道德风气日下


10、社保
社会保障压力快速加压，社保缺口难于填补。
11、经济影响
地价上涨，成本上升。

12、粮食问题
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土地，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政局稳定。
13、大城市病
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交通拥挤、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困扰着城市的进步。中国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开始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而许多特大城市也开始着手兴建“卫星城”希望能解决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
14、城市职能转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扩展资料：
城市化的方面：

1、旅游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可以说“城市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以旅游业为导向的“非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是一条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方向，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实现城镇化的主导性原则，引导城镇化建设走“美丽”之路，让“美丽中国”成为宜居、宜业和宜游的中国。
其次，要坚持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维持和强化地方个性，把文化塑造作为牵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通过文化建设使地方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游规划、组织好产业业态，旅游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倡导的是“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新型的实体经济为主体，
构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带动物流、资金流”的新型产业结构，用创新的业态创造出比传统业态更好、更高、更有质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
最后，要着力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和社会贡献度，以旅游产业的高贡献率使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主导性产业，同时发挥旅游产业吸纳就业数量大、容纳就业口径宽等优势，
使其成为承载地方就业的基础性行业，让旅游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吸纳地方就业、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旅游的介入可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农民福利、城市建设等的谁来投资的问题。产业的布局发展问题解决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投资问题和发展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用旅游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2、人的城市化
中央多次表态城市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城市化大趋势的市场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区、新城的报批，一些新区、城市副中心规划大批量出台，预计未来将会有大规模新城涌现。
首先，调整与改革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弱化GDP等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导向的指标，强化一些新型的集约型的经济评价指标。
其次，从调控角度而言，通过长效调控机制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础。形成了相对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这样才会避免房地产投机与炒房市场行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而出现的“空城”现象。
第三，房地产不再依靠“政策市”这条路来刺激区域规划与房地产市场开发，而是根据区域产业布局需求，使城市、资本、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发展，逐步进行城市化的过程。
第四、发展产业新城，要产业先行，切实做到“产城融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市化

弊端:
最近不断有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的报道，说我国2003年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超过原来计划指标，还说我国城市已进入“加快发展期”，甚至有的报道称目前出现城市化“大跃进”。这样造势，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好事？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效果？

按照原来规划，我国城市化水平到2005年达到35％左右，到2010年达到40－42％。换句话说，我国已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权威部门提出，我国在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要达到65％，再进而达到75％。

笔者的疑问之一是，我们城市化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太急了。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

疑问之二是，我国是否有必要，将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发达国家一样高，要达到75％以上。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城市化水平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容易懂得的道理；我国在80年代以前城市化水平低，现在仍然不够高，需要提高，这也毫无疑问。但各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应该一样？中国国情与迄今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发达国家差别巨大，中国城市化标准是否一定要像它们看齐？21世纪的城市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城市化标准是否应该有些区别？

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人口太多。13亿人口，比目前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二是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现在科学条件下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可利用的国土承受目前的人口数量已属负担过重，这方面的条件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差；三是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如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更远。鉴于城市人口对资源的消费量远远大于同样数量的农村人口，我们在实施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资源与合理的城乡人口分布比例相适应的问题。既然我国基本资源状况远不如发达国家，我们城市化水平为什么定得同他们一样高呢？如果2020年我们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现代化程度越高。这是迄今为止对城市化意义的认识。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对城市化的标准的认识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甚至家里办公，同样可以获得信息、同样可以开会，同样可以交易，同样可以完成许许多多事情，而且大大节省时间、减少大量物流方面的消耗。再加上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愿意都往污染严重的大城市里挤。于是，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一点也不会降低现代化的程度。我们在21世纪推进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这些新因素，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走弯路。

疑问之三是，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会不会造成某些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后果。现在有一种感觉，我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而主要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自然发展。如平均每年要以多块速度城市化，到哪个年代城市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最近又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城市化比任何单个产品和单项经济指标，要复杂百倍，它涉及人口布局、资源配置、环境、社会各个方面。行政和计划的作用是城市化所必需的，但主要应体现在，集中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根据历史、现状和将来，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搞好综合平衡，准确定位城市功能，确保城市特色，而不是强调指标和进度。

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至少四个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

一是大量耕地非正常减少。城市一般都建在自然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同样也是最好的农业区。按规划，我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6%的土地，比例似乎不大，但面积不小，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我国平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占掉那么多好地，原来想通过城市化让留在农村的人口获得较多耕地的初衷如何能兑现？事实上，由于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快，圈地之风仍然盛行，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仅最近几年净失耕地就达3800万亩，造成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也是粮食产量接连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是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产生大批失业、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各种危机风险增加等现象。有专家说，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产生“城市病”的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片面性，产业结构与布局的不合理性，以及“低密度扩张”的发展方式，提出“发展克服城市病”、“规划减少城市病”、“管理医治城市病”。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上能不能做到指导思想没有片面性，规划能不能做到科学合理，管理能不能做到严格到位。今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上海一场大风大雨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和大范围停电事故，就暴露我们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问题不轻。

三是房地产“泡沫化”。现在许多城市建房太快太多，占用大量银行资金，如果严重供大于求，或价格超过市民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大量房屋空置，酿成经济危机。经验证明，由房地产泡沫化引起的经济危机，需要好多年才能缓过劲来。

四是城市“废墟化”。可能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出现大批楼宇空置；二是本世纪中我国人口将出现的下降趋势。根据我国人口政策的设想，达到17亿最高峰以后，总人口将逐渐下降，最终达到7亿左右的理想规模。那么今天搞了那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将来会不会出现有一天没有那么多人去居住？

我国的城市化，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而且关系到明天，关系到后代。城市建了，是不能轻易拆掉的；城市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是难以恢复的。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



好处:

先谈谈收入,城市化大的区域肯定比城市化小的区域收入要高,直观的说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比如上海市民,很多的居民也是居住在拥挤狭小,破烂不堪的城中村小瓦房,失业在家的也不在少数,可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放地产开发商开始波及到居民的住房,拆掉狭小的住房,赔款是不能少的,并且还要安排象样的居所,于是这样的居民就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了,住好房子,多余的赔款可以存进银行养老,还可以买社会的福利了.
另一方面,在一般性的小区和龌龊的小区,中低挡房子(祖宗留下的)的房主,根本就不担心收入的问题,在上海5,6个平方的小瓦房,一个月的房租在350-500这个层次,要知道,这样的房子除了放一张床之外,连放桌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但就这样的房子一般人也住不到,我也到过类似的地方,亲眼见到好几个人住一个房子的,一张大床,也部分哪个是老婆,还是女儿,还是儿子,统统住一块.着实让人觉得意外.算算房主的收入吧,这样的小房子只要有五六间,收入都达到2000-3000元了,再加上自己有定所,根本不用工作就可以天天打麻将了.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其他地方的人面前颐指气使了.
上海的房价有些高,上述现象已经波及到上海的农村,这样就造成了短期的城市人口的优势,但深入思考,这样的优势意义深远.
反观农村,就以生我养我的邳州农村吧,尤其是10年以前的光景,城市化根本涉及不到农村,收入来源靠养殖业和种植业,产业化很低,老实说,很多老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为0,即使中间有较富裕的商人,平均的指标也被这部分人抹杀掉了,经济指标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没有达到饿死人的地步,但是在大城市看来,我们的情况比非洲还糟糕了.
即使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存在,虽然有改观,但基本矛盾没解决,商人多了,创业者多了,富裕的人比以前多了,可是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呢,这部分人的收入依然很多为0.算平均收入被落下的太远.归其原因,城市化的好处没有享受的到.
再看看招商引资,大城市的外资显然比小城市或农村强的多,再拿上海来讲,城市人口可以从房地产和房租当中收益,但已经不是中心城区的人口这方面就差了,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到外企打工,经常见到生产流水线上的50-70岁的老太太,老大爷拿着放大镜在检查电路板,有时候眼睛红肿也再所不辞,加班到夜里11点坐工交回家,生活是够艰苦的了,要是我父母的话,肯定不允许这样做.可他们为了高消费的收入,要不怎么生存?
看看我们老家的老太太老大爷吧,年龄大了放风筝吧,去走亲戚吧,在家清闲吧,大部分是儿女养活的,无庸质疑,收入为空,尤其是农村的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因为享受不到上述的城市化带来的福利.综合一下,收入指标也高不了,但是也无须大城市的同情,我们依然有肉吃,依然有酒喝,毕竟老百姓不会想的那么多.
再研究问题的另一面,一味的享受城市化就是好事吗?我看也未必,再拿上海来说,这边的民营经济比起外资显得很糟糕,很多街道看上去萧条,和大上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符,人的竞争力一般,不象宣传的那样,叫做"精明的上海人",至少我觉得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做错了,粗的不算,细的算......
记得由于工作的原因,曾经在少偏的地方租房子,但是就因为没有网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周遍的上海人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好不容易听说附近有一家年轻的儿子有电脑,我去说服,要以一个月几百元的价格缴费,可是他全家都反对,说是有病毒,一个网线只能接一台电脑的笑话.
没来上海之前总觉得上海的商业氛围了得,大街上应该人潮汹涌,可是来到后才发现我错了,这边的商业氛围真的一般,靠近徐家汇的桂平路之类的,连个商店都开不起来,原因是上海这边喜工作,厌经商,曾经听说上海人半夜出门也不属实.
总之,不管是哪里人,只要努力总有回报,城市是人的城市,农村也是人的农村,发挥人的能动性,好的生活终究能享受!

中国香港!!!绝对是中国香港!!!

因为香港有最完备的公务员制度。

一、历史
1842年8月29日，英国政府强迫清朝签订南京条约， 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1843年4月， 英国向其任命的香港总督先后颁发了《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这是两个关于香港政治体制最早的重要法律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建立了香港的政治制度。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和香港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香港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

第一，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性质。香港总督是英女王派驻香港的代表，是香港的首长，下设行政局、立法局协助他工作，有很大的权力，但最终权力集中于伦敦。香港制定的法律不能违反英国政府的训令，英王对香港制定的法律有否决权，英王会同枢密院、英国议会都可为香港制定法律，《王室训令》第二十六条还规定有十项内容的法案，总督不得以王室名义批准。《英王制诰》强调要维护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权益，凡授予总督的一切权力，总督必须认识到只能按照伦敦给予他的指示去行使这些权力。由此鲜明地体现了香港政治制度的殖民主义特色。从英国占领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大都是英国委任的，只是到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英国才急急忙忙提出要在香港实行代议制，1985年才有了部分民选议员的产生。行政、立法两局中开始时没有华人，到1880年立法局才有一名华人议员，到1926年行政局才有一名华人议员，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行政、立法两局中才逐步增加了华人议员。

现在的《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是经过修订后于1917年重新公布的，1917年后又有一些改变，但这两个文件的许多条款仍保留了19世纪时的原文。香港的实际情况虽有些变化，如从1991年香港立法局开始实行部分直接选举，1993年香港总督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行政、立法两局中华人议员增加了，高级行政官员中华人的数目增加了，但是香港政治制度的殖民主义性质基本没有改变。

第二，总督高度集权。香港政治制度的这一特点与殖民主义性质是紧密相联的，只有赋予总督以巨大权力，才有利于维护殖民主义的统治。香港政府出版的年报也承认：“港督是英女王在香港的代表，具有指导香港政务的最高权力，名义上又是香港的三军总司令”。《英王制诰》亦规定香港一切文武官员及平民都必须顺从英王委任之港督。可见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即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香港也没有，长期没有选举制、代议制，全港都服从港督一人。

总督的权力主要有：1.享有英王授予的一切权力。即《英王制诰》所称“王室授权并指令港督兼总司令行使在他职权范围内之一切权力”；2.享有巨大的行政权。港督有权召开行政局会议，向行政局提出议案，在征询行政局议员意见后作出决定，有权否决行政局议员的意见并呈报王室，有权根据英王透过一名重要国务大臣的训令委任行政局议员、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主席并主持行政局会议，可见行政局是总督的咨询机构。总督还有权依法任命法官、太平绅士及其他官员。总督之下还有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布政司和他总管的各政府部门对总督负责；3.享有立法权。总督有权参照立法局的意见及得该局同意制定法律，有权可随时解散立法局，有权批准或拒绝立法局通过的法案。1993年后香港总督虽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但立法局并不享有完全的立法权，作为总督的立法咨询机构这一性质并未改变；4.享有一定的司法权。除有权任命法官外，总督有权赦免刑事案的共同犯，令其提供证据，把首犯或其他犯人绳之以法，有权将罪犯释放或有条件释放、赦免或减刑、缓刑及减免罚款、怠金或没收物；5.享有军权。总督在平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但英军司令应向他提供部队的兵力和香港的防务情况，在紧急时期总督可以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维持香港的安全，事先不要请示英国政府，只有在国际事务中动用军队则须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

第三，长期形成的英国式的司法制度和公务人员制度。一百多年来，香港根据英国的司法制度和公务人员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比较完备的相应制度，这种公务人员制度在维护香港的行政工作效率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香港现在设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由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组成，对刑事和民事案件都有无限制的审裁权。最高法院的首脑是首席法官，法官称为按察司，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可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香港还设有地方法院，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民事可处理一定金额以内的案件，刑事可处理较为严重的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可向上诉法院起诉。香港还设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裁判司署法庭审理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律政司可根据案情的严重性申请将它转解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讯。其他专门法庭是指儿童法庭、死因裁判法庭、小额钱债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土地审裁处、色情物品审裁处等法庭。法官通常是由一个独立的司法人员叙用委员会向总督推荐，由总督委任。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实行遵循案例、独立审判、公平诉讼程序与陪审制度的原则。

香港的公务人员制度基本上是模仿英国的文官制度，它的特点是：1.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严格考核、论功行赏；2.公务人员制度法制化。对公务人员的地位、职责、权利和义务等都有法规的明文规定，这样有利于公务人员的连续性、稳定性，只要依法办事，就可长期任职；3.公务人员专业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要求，日益要求公务人员专业化；4.公务人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为了执行公务，要求公务人员不得参加某些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5.公务人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比较优厚。

第四，有较多的咨询机构。这是香港政制的又一特点。香港的咨询组织一般分为五大类：即向部门首长提供意见的法定组织（如保护稀有动植物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意见的法定组织（如教育委员会），向部门首长提供意见的非法定组织（如劳工顾问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意见的非法定组织（如交通咨询委员会），以及执行某项事务的委员会（如香港考试局），共有咨询委员会500多个， 获委任进入委员会的约5000余人。这些咨询委员会在沟通香港政府与居民的意见和维护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社会结构

在任何历史时期中，社会总是以其特定的结构形态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有机整体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体系中各个阶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比较持久、稳定的模式。一方面，社会结构规定着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分层；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阶层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分层理论是社会学的专门理论，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影响较大。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人是统治阶级，那些不占有或不控制生产资料并被剥削的人是从属阶级。韦伯把阶级的概念分解成彼此不同而又彼此有关三个因素，即权力、财富和声望，由此提出了所谓“三元分层标准”，即从权力地位、经济地位和声望地位三个维度研究社会地位的差异。[1]

在近现代城市社会中，由职业、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权力与声望等因素形成的不同社会层次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二战前的香港社会中，由上述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划分是明显存在的。另外，由于香港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现实，在决定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中，种族因素的作用极为突出。总体来看，在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上，外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占居着社会中上阶层的位置，其中以英国人为主的欧美人高居于社会等级的顶峰。其下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华人中上阶层，再下面则是华人社会下层。本文将对每一社会阶层的角色特征与互动作用进行详细的分析，由此对二战前香港的社会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一、外国人社会

二战以前，香港的外籍人口数量通常占总人口的2%-3%，其中欧美人士约占一半，其余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战前的香港具有殖民地社会的鲜明特征，在这个华洋共处的社会里，外国人和华人有着全然不同的职业结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外国人这一少数群体构成了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

从经济上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英商资本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其中最具实力的四大英资集团是汇丰、渣打、怡和和太古。汇丰及渣打两家银行控制着香港的金融体系，地产界则往往以置地公司的态度决定进退。二战前中环最贵重的土地及最有名的建筑物，差不多都为置地及其他英资公司所占有。[2]

从政治上看，欧籍人士及其他外国人在港英政府中把持着大大小小的行政职位。1914年政府公务员为4447名，其中欧洲人为515名，所占比例是11.6％。1930年，在10004名公务员中，欧洲人占956名，所占比例仍是11％。1920年代，香港大学已经培养出了华人毕业生，英国殖民地部从节省工资的角度出发，同意香港政府某些部门自主聘用港大毕业生出任年薪5千元以下的职位。但是，类似的任用极为稀少。政府各部门首长都是外国人，他们以华人工作效率低下、不够可靠为由拒绝聘用华人。只有教育司署聘用了30名毕业生做教师，而工务署则表示不希望聘用本地的毕业生。[3] 就连政府部门中的许多低级职位，如警队中的督察、狱卒、卫生局的帮办、工务局的管工以及各政府机构中的文员等等，也多优先考虑外籍人士，给予华人的机会很少。例如，1939年，香港警察部队的构成如下：欧洲人306名，占13.8％，印度人774人，占34.9％，本地华人844名，占38％，来自威海卫的华人296人，占13.3％。[4] 这与外国人在香港总人口中所占2％-3%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欧洲人把持各种职位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各部门首脑认为，欧籍下属比华人更可靠，更少贪污腐化，工作效率更高。此外还有一个效忠大英帝国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任用制度能为欧洲人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希望在香港发展的低级欧籍官员子弟常常做为实习职员进入某些政府机构，他们很快会被提升到高级职位上，以英镑计付工资。[5]

从职业构成看，绝大多数外国人从事着中高级职业。在1901年的人口统计中共有3981名外国人明确报称了自己的职业，以从业人数多少为序，依次为职员770人，占外国人职业人口总数的19.3%，政府雇员558人，占14％，商人309人，占7.8%，更夫202人，占5％，工程师140人，占3.5％。[6] 30年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详见下表：

表一：1931年香港外国人职业分布表

职 别 人 数 比例（％）

公共行政及防务 10745 57.4

职员 2038 10.9

交通运输业雇员 1384 7.4

专业人士 1286 6.9

商业、金融保险业 999 5.3

金属工人 146 0.8

其他 2110 11.3

合计 18708 100.00

资料来源：《1931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书》第144页，表35。

上表显示，政府雇员、商人、职员、专业人士仍然是外国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外国人除了占居着政界、商界以及技术部门的重要职位外，等而下者也在各类政府机构及商业机构中担当文员。此外，在外国人群体中也有体力劳动者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但其数量都比较少。

从收入及生活方式看， 由于外国人占居了高就业层次的先机，外国人的收入水平相当之高，生活非常优越。1901年，华人苦力的平均月收入为9元，相当于年收入108元。而在欧洲人中，将月薪数万元的总督和布政司扣除在外，其余任职于政府部门者年均收入为1892元。[7] 欧洲人认为，在香港月收入不足80元的人（即年收入960元）是非常穷困的：“他们的运气极差，这样的收入是一种耻辱”。[8] 当时富有的欧洲人家庭仆从成群，一家大约要雇佣12－15个华人做佣人，分司厨师、管家、保姆、洗衣、裁缝、花匠、轿夫、车夫、洒扫等各职。[9]

据1921年《德臣西报》报道，欧美人士的生活因收入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等级，住在山顶区的相对富有，其次是低级政府官员的子弟，这些人或在警队、清净局等机构中任低级职位，或在公司中任低级雇员，其年收入从150英镑到500多英镑不等。还有一些人因职业关系只能过较低水平的生活。对于居港欧美人士生活的总体状况，该报道指出，“如果以家乡的穷人概念来衡量的话，根本不存在穷人”。[10]

总的来说，战前香港社会中外国人高人一等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占居着过多的社会资源，享有种种特权。当然，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内部也有高下之分。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来港的欧美人士从一开始就是以掌控香港政治、经济命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或者是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商场上的大班，属于社会等级中的最高阶层。由于英国统治者对华人始终心怀疑虑，他们更愿意信任其他的外国人，因此，香港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英国统治的便利，获得了优于华人的地位。他们能够在社会上谋取到较好的位置，可以轻易地跻身于中上层社会。葡萄牙人与印度人是香港的两个主要外国人群体。从葡萄牙人的情况看，其成年人几乎全部经营生意或做职员，即使最穷的人也不愿从事体力劳动。[11] 印度人与香港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香港是半永久性居住，主要从事贸易、商业和工业。[12]

事实上，前来香港的欧美人，尤其是英国人，并非其社会中的精华。有学者指出，“由于维多利亚这个细小的港口，贫瘠、遥远、落后，缺乏诱惑性和历史感，不及印度之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充满了冒险的机会，来港的欧人大都只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能力、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13] 就是这些才具平平的欧西人士和他们所信任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种族的优势，成为香港社会中一个地位特殊的社会阶层。

二、华人社会中上阶层

香港开埠早期，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外国人社会对应存在，并绝对处于社会下层。19世纪下半期，华人社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少数华人凭借着经济上的成功使自己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区别开来。华人社会明显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一）华人中上层社会的规模及其构成

香港华人中上层社会的出现完全是华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结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处于某个统治者集团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有政治影响的地位之外，因而往往在特殊力量驱使下开始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的最能干的成员，由于在为国家服务方面没有任何机会，所以力求在这个领域满足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承认的愿望。[14] 香港华商的发展历程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在英国统治者独揽了政治权力以后，华人的发展空间基本上只剩下从商致富一途。英国管治香港后，利用当地优良的港口条件，大力建设海港设施，使香港发展成为英国进行远东贸易的重要枢纽，19世纪下半叶，香港确立了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而兴起的各种商业活动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华商群体逐渐崛起。由于香港华人社会中既不存在官僚阶层，也不存在绅士阶层，香港的华人中上层社会成份比较单一，主要由大大小小的华商所构成。

19世纪下半叶，买办与行商是华人中上层社会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

买办是典型的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群体，他们是成功的“中间商人”。香港开埠后，华洋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华人以其勤俭的性格与丰富的商业经验成功地填补了这个空隙。开埠初期，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了一些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他们靠着语言上的便利条件，在主要从事东西方贸易的经济环境中获益匪浅，成为外资洋行、银行、大公司的华人买办。到19世纪下半期，买办的势力已经相当之大。

华商阶层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利用英国人所营造的贸易环境而独立发展起来的行商，他们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行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南北行，主要是运销南北各地货物。二是金山庄等向海外华人社会运销货品的商行。近代以来，由于大批华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这些地区对中国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一批行商应运而生。专责贩卖货品供应北美的称为金山庄，供应南洋的为南洋庄，此外还有秘鲁庄、安南庄、吕宋庄等。其中以金山庄最具代表性。

从当时华人社会领袖的构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买办和行商势力之大。1869年华商创办东华医院时有倡建总理12人，他们都是华商精英，其中以买办和行商占主流。另据统计，从1869年至1899年历届东华医院的362名总理中，买办和南北行商所占的席位最多。此外，金山庄、公白行、米行、匹头行商人的地位也比较引人注目。1887年至1899年保良局历任总理116人中，南北行商、买办、金山庄商人地位突出，钱庄、银号、绸缎、花纱布和洋货店商人也举足轻重，情形与东华大同小异。[15]

20世纪以后，华人中上层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显著变化。首先，由于华人资本的进一步崛起，中上层社会的规模逐步扩大。当时，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航运业、金融业的勃兴，而人口的急速增长，刺激了地产、酒店、零售百货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兴旺。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里，香港华人在各经济领域开疆拓土，华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此时，华商的总体经济实力尚不及英资强大，但是，华商经营的工商企业数量已经占居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上半期香港华人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中，华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1894年，港九华商开办“南北行约90余家，次则金山庄约有百余家。”[16] 而根据1915年《香港中华商业交通人名指南录》的统计，当时香港华商开办的商行数量为南北行84家，金山庄239家，从事西班牙和东南亚各地贸易的商行186家。此外，尚有上海庄等从事对国内贸易（广东除外）的商行百余家。[17] 上述数字仅为规模较大的商行。实际上，该《指南录》中共列有大小商行约1700家，从事各种货物的进出口业务。[18] 可见，从事进出口生意华商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南北行、金山庄为代表的华资行商，大约掌握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19]

第二，华商在商业经营方面进行了新的拓展。随着人口的增长，香港本地的百货市场渐趋成熟。一批澳洲归侨顺应时势，将西方百货业经营的先进观念引入香港。1900年，以澳洲归侨马应彪开设先施百货公司为发端，华商开始进军百货业。此后，永安百货公司、大新百货公司、中华百货公司先后成立。到30年代，先施、永安等公司已发展成多元化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香港最早一批华资现代企业集团之一。[20]

第三，华商在金融保险领域涉足的范围日益广阔，介入的程度也更加深入。20世纪以前，香港只有外国银行，与外国银行并存的是华人开设的银号。20世纪初叶，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在香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12年香港首家华商银行－广东银行成立，其后，东亚银行、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康年储蓄银行、香港嘉华储蓄银行、永安银行等华商银行陆续在香港成立。[21]

第四，华资进军制造业。19世纪，香港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与造船修船有关的行业。而且，“大多数重工业如船厂、水泥厂、糖厂及公用事业，如香港电车公司、电力公司、煤气电话公司都是欧洲人所有和经营的。[22] 20世纪以后，香港华人在欧洲人所不屑一顾的小型制造业中大展身手，使香港近代工业几乎成为华资的一统天下。事实上，1910年代以后开设的工厂皆为华人所拥有。1930年代，华资工厂的数目增长相当快。“注册工厂数目由1933年的403家增至1938年的829家”。[23]

第五，华人富商通过参股的方式进入欧洲人的公司，从而进一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20世纪初，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英国公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华人，包括那些在港注册的资金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公司里都有了华人董事。”。[24] 例如，刘铸伯在许多西方人经营的企业中有投资，与欧洲人结成合伙关系，身为香港电车公司、马尼拉金矿公司、上海保险公司董事。[25]

对于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1910年代中期香港华人首富何东爵士这样写道： “香港的各行各业均有华人参与。…… 由华人集资、华人主管及雇用华人的公司从事着火险、水险、人寿保险、航运、地产及造船修船等业务，这在本地已非罕见。今天，它们已跻身于成功企业之列，与英国人的同类公司友好竞争。……广东人与生俱来的精明促成了其商业上巨大成功，他们已跻身于大企业之列，不比外人逊色”。[26] 1917年香港英文报纸《孖剌报》撰文指出， “今日华人居民与60年前的华人居民有许多不同之处。那时，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男仆或苦力，有极少数人是店主。…… 今日，香港吸引着富有的退职官员，甚至有北京政府的退职官员。同时，在我们中间也成长起富有的华商阶层，他们掌握着香港财富的一大部分”。[27]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在工商业领域获得成功，华商群体的数量日渐庞大，这直接导致了华人中上层社会规模的扩大。

其次，华人中上层社会的构成与以往明显不同。

第一，买办的数量大为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由买办转变而来的成功商人。20世纪之后，随着买办制度的日渐式微，原先的洋行买办凭借着过去积累的资本及其所掌握的现代工商业经营手段，驾轻就熟地进行投资经商。在由买办转变而来的商人中，最成功者莫过于何东。何东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多年，1900年以后自营商业，成为香港首富。[28] 再比如曾任渣甸洋行买办的何甘棠也成为相当成功的商人。容子名家族祖孙三代都充任渣打银行买办，其本人则成为港中巨商之一。[29]

第二，来自其他行业的华商数量有所增加。在华商群体中，行商的势力仍然是不可小觑，这是由香港转口贸易港的地位所决定的。与此同时，随着华人所涉足的经济领域日益广阔，来自于其他行业的华商也纷纷晋身于上流社会。例如，李右泉少年时来港学习经商，后来在香港创办了多家工厂，是杰出的企业家。许爱周是航运业巨子，澳洲归侨马应彪、蔡兴和郭泉等人是以百货业而发达，简东浦则是东亚银行的创办人。

第三，一批华人专业人士成为中上层社会的成员。香港华人的崛起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起步的，20世纪以后，华人也开始在其他领域显露头角。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华人深谙现代西方专业人士服务之道，成为医生、大律师、律师、记者、教师、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经理人员。如曹善允、罗文锦是先留学英国，后在香港执业的律师。还有如李树芬等人是留学归来的开业西医。这批专业人士虽然不是经商出身，但以其专业技能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另外，居于社会中层的华人数量有所上升，主要包括知识分子、文员等。据陈谦在《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中记载：二战前在香港开办学校必须有保证人，而可以作保的人则有“香港太平绅士、医生、牙医、律师及持有香港政府发给专门技术执照者如司机、官校教员等。”[30] 由此可以想见这批专业人士已经跻身于社会的中上层。

（二）华人中上层社会的特点

20世纪以后，增添了新鲜血液的香港华人中上层社会产生了如下的新特点：

其一，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华人明显占居优势地位，逐渐成为上层社会中的顶级人物。开埠初期，受外国传教士影响，香港出现了第一批会讲英语的华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代接受英语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华人脱颖而出。他们大多生长于香港，毕业于政府所设立的皇仁书院和拔萃书院。有一部分人还有海外游学，尤其是英国留学的经历。这一批华人在香港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获益颇丰。他们在经济上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创办的企业往往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如简东浦之开办东亚银行，郭泉兄弟之创设现代百货业。在政治上，他们日渐成为港英政府加以倚重的对象。对战前香港知名华人的传记略加分析便可发现，具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华商在获取社会职位方面明显处于上风，而缺少西式教育背景的华商的活动范围多局限于华人圈。另外，香港社会中，成为专业人士或在政府获取行政职位都必须以西式教育资格为基础。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接受过西式教育或具有西化倾向的华人日益成为社会中的精英。

其二，世家的形成。开埠以来，华人中上层社会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寒微，靠着白手起家获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20世纪以后，华人中上层社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因此，华人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显赫家族。这些家族的祖辈多是贫贱的广东人，凭借着广东人长于经商的天赋而发达。他们成为富商之后多培养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由此保证了这些家族在香港能够长盛不衰。二战前可圈可点的显赫家族主要有：何东家族、利希慎家族、冯平山家族、周少歧、周

古雅典共和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之所以只能昙花一现，就是因为它们过早地实行了民主。在生产力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即机器大生产时，如果太过民主的话，事情无论大小，都要讨论来讨论去，造成效率十分低下，严重耽误、阻碍生产力及社会的发展。

生产力及社会的持续发展是由思想哲学（即认识一切事物规律的智慧，包括如何学习、如何观察、如何思考、如何探索研究、如何处理矛盾、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等等）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来保证的。

虽然古雅典共和国和古罗马共和国有深刻的思想哲学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因为其太过民主，讨论来讨论去，效率十分低下，严重耽误、阻碍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比如，耽误了有关发展农业、经济和军事的决策的形成、通过和实施。

相比之下，中国却延绵数千年至今（其中有150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由于中国既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稳定的），又有深刻的思想哲学（诸子百家的思想并非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高度专制（这种专制可使得各项法律制度、经济决策、军事决策等等快速形成并付诸实施，效率比古雅典共和国和古罗马共和国高得多）。

由此可见，社会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有明君，而不是民主。

最近欧洲宪法未能通过，从而使欧洲无法统一，就是因为太民主，什么都要由民众投票决定。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统一的欧洲绝对比分散零碎的欧洲更有优势。如果欧洲有一个专制的明君，欧洲就会更强大、更有竞争力。现在印度社会的效率也十分低，民主大大超前生产力是其主要原因。

有人可能要问，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是专制的，为什么灭亡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虽然专制，但其专制程度不如中国，而且其思想哲学更是远不如中国（埃及只有众多荒诞的神话）。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社会有了众多的机器大生产，而封建统治者们却对机器大生产了解极少，当然很难作出合时宜的决策，所以众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参政，强烈要求由他们来决策，这就必须推翻封建统治者，建立众多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

在人类可遇见的未来，不会有绝对的民主。美国的民主，从本质上说，也只是美国财阀统治集团的民主，其他任何不利于美国财阀统治集团的言论、行为都要受到批评、禁止甚至惩罚。

所以，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更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民主的发展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走在生产力的前头

大国有大国之策，小国有小国之术。如果脱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周边环境等等单纯的谈社会制度不能很好的解答这题。我认为目前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资源如此贫乏的国家。。。

美国、俄罗斯——国力昌盛
瑞士、挪威——人民富裕

日本，他的年产总值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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