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王肯堂与上层文人的书画交游,以韩世能和董其昌为例

作者&投稿:宫欧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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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肯堂是晚明著名的儒医,他博学广识,不仅在医学上成就卓著,也在律法、佛学、书画等方面有所关注。其性情平和、宽诚待人,故与其志趣相投的好友甚多,如王锡爵、焦竑、韩世能、王世贞、董其昌、钱谦益、汤显祖、袁宏道、陈继儒等人。书画交游是王肯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著作中经常谈及韩世能、董其昌和一部分徽州鉴藏家。王肯堂在京为官时不仅可以和这些精英阶层密切接触,还观赏到了大量的内府珍藏和部分鉴藏家的藏品。这是他社会上书画品鉴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段。是时,书画流通的频繁也促使王肯堂交往了一大批藏友,即使是辞官归田之后,他仍与故交有往来。

一王肯堂与韩世能

韩世能是苏州府长洲人,字存良,号敬堂。于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考中进士,后通过庶吉士选拔入翰林院,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他为人谦逊,不言人非,乐于结交朋友,朋友对他评价甚高。他对于书画又颇为钟爱,甚至浸染书画之癖。通过书画,他结交了一大批的好友,王肯堂即是其中一位。

《郁冈斋墨妙》篆书题签

王肯堂与董其昌等人在翰林院任职期间,韩世能是他们的馆师。韩氏非常器重学生王肯堂,对他评价甚高。在入选庶吉士的三年中,王肯堂阅读了大量的馆藏古籍,所谈之学囊括万殊,包含百家。韩世能每邀王肯堂到家长谈,于星历太乙壬遁等学,无所不究。韩世能叹曰:“惜子不遇赵文肃公,文肃公为馆师时日,孜孜为余辈苦口,如子所谈者无所不谈,惜吾辈素不谙习无所领解,三十年来仅见子耳。”在韩世能看来,王肯堂可谓学问广博,且勇于钻研,以查究竟。当时韩氏常患膈痛,遍访名医未愈,王肯堂为其诊断开药,曰:“夫劳饿而发,饱逸则止,知其虚也饮。”在书画交往方面,王肯堂《郁冈斋笔麈》记载大量与韩世能交往的史实。韩世能是王氏鉴藏生涯中影响最大的收藏家。

随着严嵩和张居正等权臣倒台,大量书画藏品流入民间,这刺激了京城地区的书画流通。韩世能趁势搜求了不少书画。韩世能藏品的另一来源就是朱希孝。张丑记录了这段史实:“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而韩存良太史素号博雅,于朱公称石交。朱寻卒,书画悉归之太史。名物会合,信有数哉。”朱希孝死后,其藏品悉数归韩世能。韩世能收藏日益雄富,在那个时代能与其匹敌的鉴藏家并不多。张丑与韩世能关系密切,曾受其子之请,两次入韩府观赏府藏书画奇珍,并代为编目。张丑对在韩家所见的珍品作了详尽的记载,并编录成目,这便是书画史上著名的《南阳书画表》。该书所载上至魏晋,下到宋元,可谓件件价值连城。

张丑称:“维时韩存良宗伯,以妙年登读席,位帝师,爵元老,兴灭经绝,人文攸系。生平别无嗜好,绝意求田间馀事,奉薪所入,悉市宝章,晋、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数百本,多与名流品定甲乙。”王肯堂因和韩世能交往甚密,可遍观韩世能家藏。他谈及韩世能家藏称:“故宗伯韩敬堂先生多藏晋唐真迹,甚奇且富。盖从天府散在人间者,非人间有也。”

明 王肯堂 跋《黄庭经》之一

对于王肯堂的鉴赏能力,从一例可看出其赏鉴是得到韩世能肯定的。“韩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题云《展子虔春游图》,余谓是唐以人笔,先生不怿,问子何以知之,曰:子虔北齐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今《宣和画谱》中亦未载。”他通过所画人物身着唐人衣冠,鉴定非展子虔所画,乃出唐人笔,由此可见王肯堂鉴定的思路和广博的学问。通过梳理,我们把他们的交游分成三种情况:(一)韩世能携藏品到翰林院,教习督课之余,同学生一起品鉴把玩;(二)来往于韩府的赏鉴家和好事者甚多,王氏也是其中一位,他经常登门拜访,韩府一定程度上成了与好友观赏书画的博物馆;(三)借观现象,王肯堂曾借部分作品刻入《郁冈斋法帖》,但多是钩摹好的本子,韩世能对藏品甚为爱惜,不愿借原迹钩摹。下面就这几种情况一一列举。

韩世能经常将家中的藏品取出供学生们观赏品评,《文姬归汉图》上有韩世能一段跋文,详细记载当时的情景:“余每携至公署,教习督课之馀,常批玩之。时同观者,门人陶望龄、焦竑、王肯堂、刘曰宁,为余和墨作字者黄辉,焚香从事者董其昌,执笔者世能也。时万历辛卯(一五九一)十月十五日。”由此可见,韩世能经常将藏品带到翰林院,闲暇之余品鉴书画。而且他们的鉴赏行为甚为端雅,有人研墨,有人焚香,韩世能执笔题跋。类似的情况,董其昌在跋《平复帖》时亦提及:“时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当时的收藏家并没有将藏品秘不示人的观念,而是经常将藏品分享给同道好友,韩世能也不例外。这既可以鉴别真伪,又可以相互提高鉴赏水平,寻找一种欣赏过程中美的共鸣。

王肯堂多次被邀请到韩氏府上,“余为庶吉士时,先生为馆师,数款余斋中处。方择日,辄出书画以娱。余辄为竟日留,故赏玩最熟。”这里记载到,馆师韩世能多次邀请王肯堂到家中,王肯堂择吉日拜访,而赏玩书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董其昌与陈继儒关系密切,两人曾一起拜访过韩世能。“丁酉三月十五日,余与仲醇在吴门韩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颜书《自书告身》、徐季海书《朱巨川告》,即海岳《书史》所载,皆是双璧。又赵千里《三生图》、周文矩《文会图》、李龙眠《白莲社图》,唯顾恺之作右军家园景,直酒肆壁上物耳。”而陈继儒也是王肯堂有交往的朋友。

当然,韩世能也不是所有藏品都出借,如一些珍贵藏品便不随意借予他人。“余为庶常时,馆师韩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迹绢本示余。乃宋德寿殿题,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书画,赐以此卷。赵孟頫跋记其事甚详,且云:‘见此,如岳阳楼亲听仙人吹笛,可以权衡天下之书矣。’当时以馆师严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难摹,略可仿佛于非烟非雾间耳。因书曹娥碑识之。”对于此件藏品,韩世能特别爱惜,不愿借人,董其昌亦不敢借来临摹。

明 王肯堂 跋《黄庭经》之二

《郁冈斋笔麈》和《郁冈斋法帖》记载了一大部分题跋与韩世能的藏品有关。韩世能家藏黄素《黄庭经》,王肯堂对此评价甚高。韩世能就曾以油纸摹本相示,王肯堂遂摹而刻之。韩世能还藏有唐榻《戎路表》,甚为精彩,称:“与世传本绝不同,钟帖去真不远,无若此者也。”“余昔从先生求摹而不可得,先生殁,余从伯子银台君摹得之,因勒石,公诸世,且以为诸帖弁焉。”可见,韩世能虽然愿意拿出来与大家一块观摩,但出于对藏品珍惜和保护,并不愿意将原本出借。

韩氏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去世后,其收藏皆数传给儿子韩逢禧,而后藏品就慢慢散落了。韩逢禧曾携颜真卿《摩利支天经》给王肯堂看,而后此卷为吴康虞所得。“韩公子持以示予,恍然若见故人。乃欲余忍死题数语,岂以予言足为此卷重乎,予且愧死矣。”王肯堂曾于癸丑三月在韩氏家中见过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和两卷《摩利支天经》,而此时已物是人非。王肯堂念及韩氏,悲矣痛矣。

王肯堂与韩世能的交往,使得他能遍观韩府的收藏。他曾多次被邀请到韩府,这在《郁冈斋笔麈》中作详细的记载,虽然记载有时也是有选择性的。据张丑《南阳书画表》记载,韩世能收藏历代名家墨迹七十多件,魏晋时期的近二十件,大部分是王羲之的作品。其余包括唐、宋、元诸名家。在韩府看到的藏品中被王肯堂讨论的多是王羲之的书迹。可见他主张学习晋人,推崇晋法。

二王肯堂与董其昌的交游

钱谦益在谈及其生平好友时,尝将董其昌(玄宰)、王惟俭(损仲)、李日华(君实)三人并称,为忘年之交。“天启中,余再入长安,海内风流儒雅之士,为忘年折节之交者,则华亭董玄宰、祥符王损仲、嘉兴李君实三君子为最。”并夸赞三人:“玄宰词林宿素,以书画擅名一代,其为人萧疏散朗,见其眉宇者,以为晋宋闲人也。损仲博极群书。每徵一事送一难,信口训答,轩渠之意见于颜面,每过余必夜分乃去。君实落落穆穆,骤而即之,不见其有,可慕说徐,而扣其所有,则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穷。”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一

又称:“士大夫风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损仲、云间董玄宰为最,君实书画亚于玄宰,博雅亚于损仲,而微兼二公之长。落落穆穆,韵度颓然,可谓名士矣。”在他看来,三人相比,王惟俭与董其昌以好古博物为最,而李日华虽书画不及董其昌,博雅不及王惟俭,但兼二公之长。

万历时,仕宦风气对王肯堂与董其昌等文人的仕途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二人爱好虽较为接近,但为官的态度和方式却大为不同。

万历二十年,朝廷在与王肯堂同年的进士中选拔入职馆阁的成员,竞争甚为激烈。《万历野获编》载:“王宇泰(肯堂)为文肃至契,已居馆元。而董思白(其昌)名盖一时,不得见遗。唐完初(效纯)为荆川先生冢孙,乃父凝菴太常,又次辅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图必得。则江南四府已用三八,万不能再加矣。”可见,董其昌和王肯堂皆跻身于候选者之列。时王锡爵主持馆选,王樵与王锡爵私交甚好,王肯堂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王肯堂却无心于官场竞争,他致信父亲王樵,希望把名额让给他人。“吴人一时并留二人,恐当路难之,必须一人引避。”他不愿与好友董其昌竞争,打算将名额让出。王樵劝说:“但汝来言与董玄宰俱在应留之列,但合天下留此三人或四人,而吴人一时并留二人,恐当路难之,必须一人引避,以待两次补官,庶不相碍。此固有理,但汝馆元也将及三年,学有成效。内阁查平日考校,先后名次,重加考试,以定去留,又明例也。汝与玄宰论平日考校先后,则不相上下;论馆序,则汝是馆元。既到馆,则论馆中次序,岂论二甲三甲。汝以玄宰为二甲之首,而欲让之居先,恐无是理。”王樵认为儿子庶吉士读书三年,成绩卓著。并且已身居馆员,有足够的资格入选,从多个方面劝阻肯堂不该放弃。这年三月,王肯堂入选馆阁。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二

董其昌和王肯堂仕途生涯类似,一生中大多数时间赋闲在家。但是由于二人的性格和为官方式的不同,使得两人在仕途生涯上不同。相比之下,王肯堂性格直率,没有像董其昌那样圆滑,反复出入于官场杂流之中——一觉政治风气不对,便辞官归隐;当时局稳定时,又买官再进入官场。

但二人在其他方面有同样的嗜好,如禅学佛理、书画鉴藏,这让二人可以交流往来。前文所载韩世能详细记录了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十月,与学生共赏《文姬归汉图》之雅事,时王肯堂和董其昌皆在场,一同赏鉴,品第甲乙。董其昌也在其文集中提及登韩府之门,借观大量书画名迹之事。

关于韩世能有时也不愿借藏品给董其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记载甚为有趣:“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其中小楷,有韩宗伯家《黄庭内景》数行,近来宇内法书,当推此为第一。而《戏鸿》所刻,几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韩胄君(即长子)诘其故,韩曰:‘董来借摹,予惧其不归也,信手对临百馀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与抚掌不已。”从韩世能这句话我们可以窥探出,董其昌为摹刻《戏鸿堂帖》多次想借观韩府名迹,但是韩氏爱惜藏品,又考虑的董氏人品,怕借观不还。于是随笔临之交于董其昌,但是董其昌却不分真假,收入帖中。

《郁冈斋笔麈》曾记载了王肯堂于翰林院为官时,有一古董商持一卷《澄清堂帖》给二人看的事:“余在翰林时,有骨董持一卷视董玄宰,玄宰绝叫,以为奇特,余告以吴江本,玄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秘,不复肯出,无何王君物故,闻近亦归太仓王荆石先生。”董其昌见到该帖可谓惊喜,已经有购买之心。而王肯堂见过此帖,告知此乃“吴江本”,古董商得知此帖之珍贵,遂不肯出。万历丙戍(一五八六)九月,王肯堂到吴江时,曾得观《澄清堂帖》十馀卷,字画流动,笔意宛然。后万历二十五年秋,访王锡爵先生,“出以见示,则已亡失太半矣。玄宰钩数十行附《戏鸿堂帖》末,无复笔意,后跋以为贺鉴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澄清堂帖》传至王锡爵手中,已经亡佚。董其昌为了能长期观摩此帖,遂钩摹数十行附在《戏鸿堂帖》末,王肯堂严肃地批评《戏鸿堂帖》丢失了原帖的笔意。

《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篆额

万历十九年是王肯堂在京为官的第三年,焦竑、董其昌、王肯堂三人共做一件书事。翰林院修撰焦竑撰文,庶吉士董其昌书丹,检讨王肯堂篆额,共同书写了《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立于正阳门瓮城关帝庙。“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时人专攻篆隶之人并不多见,而王肯堂好古,于篆隶书用功颇多,此事也能反应出时人对王氏篆书的肯定。

王肯堂曾收藏《长风帖》《贤室帖》《飞白帖》三帖,在史馆之时常与董其昌品鉴把玩。“昔在史馆,同年王检讨尝携此卷视予,解‘状谓’二字曰‘壮温’。检讨深於医理,其语当不谬,后有‘睿思东阁’小玺,盖宋时大内宝藏,虞氏天球也,来初学宪重还旧观。今日於名园展玩永日,大可消暑,当辟尘犀,诚为厚幸。”王肯堂解释“状谓”二字为“壮温”,董其昌认为有道理,并称此卷出于宋内府。董其昌这段跋文题于万历庚午六月(一六三〇),此时王肯堂尘归于土。此卷有学者认为是米芾临本,王连起先生认为宋高宗临本,众说纷纭。

自王氏辞京官之后,书画交往就没有那样频繁了。《韵石斋笔谈》记载过董其昌过访郁冈斋之事:“董思翁于万历甲辰岁,游茅山,过访宇泰,批阅此图(《天池石壁图》)极其欣赏,以为烟云生动,林壑虚闲,诚笃论也。”董曾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作《仿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一卷。八年以后,游茅山时专程拜访故友,从王肯堂处见到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真迹。董其昌之山水得法于黄公望,能得观此图乃平生之愿。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三

董、王二人年轻时就相识,且同好禅理,常讨论理。《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载万历乙酉(一五八五)仲秋与董其昌和紫柏大师讨论禅理之事:“余与董玄宰侍紫柏大师于金陵之摄山中,日相与纵谈无生,且谓枯坐默照为邪禅,非深泛教海不可。”

与王肯堂有书画交游的文人还有很多,王锡爵也是重要的一位。他与王氏家族的私交甚深,因收藏了《澄清堂帖》,前来观摩的人很多,王肯堂曾不止一次登门拜访,即是为了欣赏此帖。由此看来,书画鉴藏是生活遣兴的一部分。它作为文人的一种共同爱好,成为维系文人交往的一种纽带。王肯堂借此雅好在当时也成为上层交游纽带上重要的一环。

(本文作者任职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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