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小说的关系

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小说的关系~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京派小说”：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北京较少受南方激荡的政治风云的冲击，进入一个黑暗的相对沉静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便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批评与否定的锋芒指向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对民族的文化范式、审美心理等深层积淀却未有触动。“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对生活进行主观化的过滤与净化，展现具有古朴美、清纯美的人生图景。代表：沈从文《边城》。王向辰、凌叔华、林徽音、废名《竹林的故事》、萧乾等。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支、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源来于五四小说，同时又不同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主体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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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中国妇女苦难命运的大成；还有七斤一家闹了一场虚惊，他们自己根本
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吉光屯里的人们围绕着对长明灯到底是吹熄、
还是任其长明，展开了关乎生死的争论，结果是主张吹熄的人被打成了
疯子，那一盏灯“绿莹莹”的小灯火亮个没完没了，实际上象征封建社
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悲剧在寒石山也一样在上演着，那里的人们都
沆瀣一气地逼迫觉醒者变成了孤独者。
还有阿Q无端被杀。阿Q这样的生命在中国并不希罕，但是他的死却
离奇得值得写一个传记。鲁迅写小说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格
调的，这样写也是为了让疗救者注意农民问题。对闰土、祥林嫂体现了
“哀”多于“怒”，对阿Q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原因也耐人寻味。 鲁迅
的小说虽然对国民性的愚昧多讽刺和鞭挞，但是他对女性常常留着情面，
祥林嫂未必少愚昧，但是在旧社会女性比男性所受的苦更多几重，作者
不愿意再过多地清算她所应该负的历史责任。只要女性不是像“杨二嫂
”、“阿金”那样“伶俐”和逞能，作者总是手下留情的。闰土的精神
麻木因为连接着“迅哥儿”的友情便多写他的不幸：“多子，饥荒，苛
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无疑是故事语境
谐和的要求。但是对于阿Q的描写则呈现出“怒”多于“哀”了。阿Q属
于整个中国，鲁迅把他当做解剖民族劣根性的一个样板进入故事， 阿Q
形象的“乡土味”于是被淡化了，反之其“中国味”则被强调了。未庄
是虚拟的一个村庄，赵姓与钱姓也是任意设置的。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性
带来了普遍性、典型性的艺术效果。鲁迅说过，他的阿Q 虽然生活在绍
兴，但是他的形象“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
的影子来”，至于示众的场面，“我用的是那时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
，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
变换，使看客觉着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个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
么，航船可以化作大车，七斤也可以叫做‘小辫儿’的。”〔 1〕（ P
147）有意削弱阿Q的地方乡土性特征，强化他的民族性特征，只是为了
实现其创作思想，即表达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与鲁迅同时期创作乡
土小说最具相通构思的是同乡许钦文。他的《老泪》早于鲁迅的《祝福》
，不知道他写的黄老太太到庙堂中赎罪的情节是不是启发了鲁迅写祥林
嫂的“捐门槛”。但是我们知道鲁迅的《幸福的家庭》是“拟许钦文”
《理想的伴侣》的。他的乡土小说与鲁迅的创作思想在“揭出病苦，引
起疗救的注意”上有共同点。他像鲁迅一样也不是不写风俗画，但是正
如鲁镇的冰冷和阴郁，他的作品中也少欢容而多悲哀，以表现出当时作
家所崇尚的平民意识。同为浙人的许杰创作的小说中，悲惨故事也多与
反礼教这一个社会问题相关，《大白纸》中的香妹被不合理的婚姻逼疯
、远卖，《赌徒吉顺》主人公沦为赌徒之后竟然典当了妻子。许杰在《
飘浮·自序》中说，他写的都是“无灵魂的人生”。王鲁彦的笔致冷峻
而且深刻。他写的《一个危险的人物》、《阿卓呆子》、《自立》、《
鼠牙》多是写愚昧无知的人群冷漠，也有鲁迅之风。尤其是他的《柚子
》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一点沈从文也看出了，他说：“鲁彦的《柚子》
，抑郁的气氛遮没了每个作品，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
似处，当时正是《阿Q正传》支配到大部分人趣味的时节， 故鲁彦风格
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7〕（P180）因为题材的趋同， 连风格也
逼似的范例并非绝无仅有。台静农的小说《红灯》、《人彘》、《新坟
》、《负伤者》、《天二哥》也多写礼教压迫之下的人们的愚昧和不争
气。这也是参与新文学革命变动的有力表现，只是他们在题材的提炼上
总是不如鲁迅来得更为集中而且痛切地深刻。
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中我们应该谈到的还有语丝派小说家冯文炳。
他的乡土小说与同时期的乡土小说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
使他成为20年代语丝派为主导的乡土小说与30年代的京派小说之间的一
个中介人物。鲁迅说过，废名的小说从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
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
作品。可惜的是大约”〔1〕（P223）。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 我们也
许并未留心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和《社戏》中的一群可爱的
娃娃们与京派小说之间的联系。因为鲁迅的独特艺术选择，他写于五四
时期的小说多写人生悲剧苦痛，但是他也通过孩子们的身上描画了中国
农民质朴的人性之美：闰土身上勃发的生命力与自然之美融和得如此地
恰到好处；《社戏》中孩子们的质朴和天真又富有智慧正是极古朴的农
民所固有的美好性格。这一题材在鲁迅的小说中并没有能继续下去。我
们似乎只有在他的回忆散文中大略了解到他的这一追求。但是语丝派的
冯文炳在这一题材上把文章作到了佳处。
其实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语丝派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
倾向：一种是鲁迅为代表的干预现实、热心于社会批评的“人生倾向”
；一种是周作人代表的追求宁静、恬淡、纯真的“人性倾向”。这正是
中国传统文人的“入世”与“出世”两种倾向走向现代的新风度。“人
生倾向”虽然反儒家，但具有儒家思想内核，是“有所为”的；“人性
倾向”并不说继承道家，他们的文学意境多少带有道家的恬淡和佛家的
解脱味儿，在他们那里是“一切静观皆自得”。“人性倾向”的作家除
了周作人，最集中的表现者就是冯文炳。这在周作人也是承认的。也难
怪冯文炳的所有书都由周作人为之作序了。冯文炳已经与五四时期众多
的小说主要构思路向不同，强调通过文学净化人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学
中最容易复活的文学意识。它后来一直顽强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创作思
想。冯文炳后来发展为废名。语丝中的“人性倾向”也就变为京派文学
的主调。
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性质
我们在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中，一来从时间、空间和内容上把乡土
文学限制得过于狭窄，二来又常常把乡土文学当成民间文学。这样的认
识是不利于我们进行文学研究的。
首先，我认为乡土文学不能只是五四以后特定情况下的文学现象。
要研究这一个问题，只能从题材上加以认定，并且将这一题材现象加以
扩展，才能准确地把握问题。
再有，不能把乡土文学当成民间文学。乡土文学与民间文学是不同
的两个概念。
由于以上的误会，我们很容易发现“乡土文学”与“乡土”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着名实相悖、名不副实的三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毫无疑问，乡土文学是作家乡土情结的产物。可是，
从乡土文学的作者看，乡土文学大都不是在乡人所作。这有点像鲁迅所
说的隐士的概念。鲁迅说，真正的隐士是乡间的农民，他们“朝砍柴，
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没有时间吸烟、品茗、吟诗作文，一称为
隐士，倒是不怎么“隐”了。〔1〕（P223）乡土文学这样一个词， 从
字面上看有点类似“土特产”，一般人也是这样认识这种形态的文学。
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土特产是指囿于一地的地理、气候、
人文等条件长期传承、积淀下来而形成的某种地方性很强的物产。文学
如果真如土特产那样，就不叫乡土文学，而应该叫做民间文学。五四的
“乡土文学”作家差不多都是生在乡土，而又离乡背井，只身乡土之外
才开始创作，至少是在心灵上有一个逃离乡土的意识才产生真正的乡土
文学。这一事实表明，乡土文学作家大多被来自乡土以外的新文化思潮
激动或者裹挟，从而关心着乡土以内的世界；从而又关心乡土以外的世
界。正如创造社成员身在国外却以强烈的爱国感情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局
势变化。因此，我们进行乡土文学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层性质。这
种现象可以叫作“离乡反观现象”。反观，实际上是一种反思。纯粹的
迷恋故土，并不能产生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因为一处乡土就是相
对独立的一个封闭性环境。在封闭的环境下，人们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没有气压的变化就不会有风雨和激流，就不会有现代意义
的文学。乡土文学实际上不过是用乡土题材写成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
与其说它们忠于乡土，不如说忠于中国某一时代。浏览中国现代的乡土
文学，每一个时期，乡土文学负载的文学任务是并不相同的。
第二个现象，从作品的接受者来看，乡土文学多半并不是写给乡人
读的。当时主要是考虑给知识分子阅读，以激起他们改革的兴奋和思考
。这一特点来自晚清启蒙主义者的影响。我们知道晚清思想启蒙时期，
中国文学有一个让人最不满意的现象，就是当时的文章是：俗者滥而不
雅，雅者矜而不俗。晚清的大量白话小说泛滥，简直可以说那时有过一
个白话文的运动，但是这些作品多思想陈旧，缺乏现代性，还不能从根
本上取代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作为新思潮的梁启超等人的“新文体”，
思想激进、热烈，可以代表当时的启蒙意识，可是他们的作品采用的几
乎都是半文半白的语言，用这种文体是不能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学的先
驱者们，因此大力提倡白话文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艰难境遇的考虑，他们
要写得既通俗，也要思想崭新。这二者都做了巨大的努力，可是通俗也
还是向着知识阶层开放的，他们的作品如果硬要给乡人看，人家多半也
并不一定感兴趣。鲁迅写的小说，他的母亲也不喜欢读，她说她还是爱
读张恨水的小说。鲁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现在没奈何，也只好
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
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8〕（P
24）赵树理的那位二诸葛式的父亲不仅不爱读鲁迅小说，也不会爱读赵
树理的小说。这就很明白地表明乡土文学有乡土以外的特殊追求。这一
点，新文学的倡导者其实是很明白的。鲁迅的书当然有浓厚的农民情结
，但是他是“写”农民，而不是“写给”农民的。《故乡》根本不是写
给闰土们看的，而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所以从五四开始就有提倡文学
大众化的说法。看来通俗化与乡土化实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第三，从创作思想看，乡土文学的构思并不局限于乡土，而常常是
笔在乡土，心向华夏。换一句话说：作家关心的“农民问题”，并不一
定都是“农民关心”的问题。农民关心的是什么？阿Q 每天关心的是为
头上的癞疮疤辩护，同王胡比捉虱子能否取胜，与小D 打架能否赢等切
近的利益（？）；闰土关心的是衣食、儿女、祭祀；爱姑关心的也是她
的离婚问题，更准确地说关心的是她自己不让丈夫给赶出去。作者与主
人公思维的区别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表达的：“他的愿望切近，我
的愿望茫远”。二者并不相同。我们注意到周作人在1923年为刘大白的
诗集《旧梦》作的序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
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
‘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
成谐和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
，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9〕（P117 ）这与鲁
迅说过的“有地方色彩的，容易成为世界的”〔10〕（P391）意思大体
一致。他们的意思可不是主张把文艺的题材拘泥于乡村，而是让乡村走
向世界。这又是我们常常误读的。
所以，乡土作家关注乡土问题，归根结蒂，他们在关心人生的同时
关心的是人性问题。了解这一个特点就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五四文学的基
本精神。从而比较准确地认识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科学地位。不
过，要认识文学的基本规律，必须排除来自许多方面的障碍，一是来自
作者自述的局限；二是来自史家的偏见。也就是说历史现象有时是比较
隐蔽的，有时表现得比较显露；有的表现得直接，有的表现得不那么直
接。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能仅仅靠作家自己公开承认的创作
意图，虽然那一直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最权威的。实际上，除了这一层
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沉淀在作家内心和沉淀在大众内心的、时时影
响着作家的集体文化意识。这比起作家临到拿起笔来时想到的创作目的
要重要得多。因而批评常常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发掘。这是我们研究
文学常常忽略的方面。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就说
过，把作家的“创作意图”视为文学史是十分错误的。“一件艺术作品
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
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
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
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历史重建论宣称这
整个累积过程与批评无干，我们只须探索原作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即
可。这似乎是不必要而且实际上已不可能成立的说法。我们在经历批评
历代的作品时，根本不可能不以一个二十世纪人的姿态出现：我们不可
能忘却我们自己的语言会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我们新近培植起来的态度和
往昔给予我们的影响。我们不会变成荷马和乔叟时代的读者，也不可能
充当古代雅典的狄俄尼索剧院的观众。想像性的历史重建，与实际形成
过去的观点，是决然不同的事。”〔11〕（P35 ）考察乡土文学的现代
性质不仅是要给乡土文学一个准确的存在判断，也是同样有着当代意义
的一个问题。
20年代的乡土小说虽然各具自己的性情，但是他们又都服从了五四
新文学运动的整体思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行为的直观性与其
目的性之间总是难以修成一条豁然敞开的通道，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正常
的文化现象。立足于表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或者解决社会问题，当然
是一种五四精神最为直观的表现；但是立足于写乡土人性的落后与经济
之落后交织的情形也是五四思想革命所关注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克罗
齐讲“历史乃当代史”的历史，现代性理论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写《野蛮人的思想》（或译为《野性的思维》）的人类学理论
，也都是为了研究当代世界文化。但是在小说创作中强化一种主体意识
或使命意识，恐怕不是今天的青年读者和评论者所感兴趣的创作倾向，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另外加以讨论的。但是王元化先生在谈到
这一问题时曾经征引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艺术作品可能是某种思想
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作者在他创作的时候听从了这个思想，而是因为那
作品的作者被现实的事实所征服，而这思想正是自然而然地从这种事实
中流露出来的。”然后他说：“作家在写作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效果问题
，但是，这种考虑首先必须尊重生活的真实，不能违反艺术的规律。只
有在作家的思想感情适应并服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情况下，他才能使自
己关于社会效果的考虑步入正轨，否则就会出现有时令成功的作家也难
免感到不安的二元化倾向，这也就是说，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
出来的潜在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强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
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牾的矛盾，从而造成思想感情本身之
间的分裂。这势必破坏了艺术必然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12〕（
P73）所幸的是，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家多是有丰富生活阅历的。 他们
的创作即使是有些单纯的，也并未发生那种“不安”。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N〕.北京，1916—8—15.（创
刊号）.
〔5〕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周作人.思想革命〔J〕.每周评论，北京：1919（3）：11.
〔7〕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8〕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周作人.旧梦·序，自己的园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0〕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2〕王元化.文学沉思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支、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源来于五四小说，同时又不同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主体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京派小说”：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北京较少受南方激荡的政治风云的冲击，进入一个黑暗的相对沉静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便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批评与否定的锋芒指向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对民族的文化范式、审美心理等深层积淀却未有触动。“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对生活进行主观化的过滤与净化，展现具有古朴美、清纯美的人生图景。代表：沈从文《边城》。王向辰、凌叔华、林徽音、废名《竹林的故事》、萧乾等。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支、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源来于五四小说，同时又不同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主体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支、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源来于五四小说，同时又不同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主体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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