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序》所阐述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什么~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刘蕴之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㥮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名称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者
作者: 夏京春
工作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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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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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北京工商大学 夏京春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之说”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 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长,时间长了,也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羸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主要内容的话，司马迁自己有介绍如下：于是卒述陶唐以来（41），至于麟止（42），自黄帝始（43）。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崇彊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彊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彊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彊，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埶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彊，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彊，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秏。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脩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騄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偩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为汉宗籓。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籓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戹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偩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籓，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彊。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厓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彊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卼于魏齐，而信威于彊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彊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籓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埶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籓，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埶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首先推荐你看一下潘吟阁写的《史记货殖列传新铨》，他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视司马迁，并结合国际国内的经济事例，对《货殖列传》作出总的分析，较为深入的阐明了司马迁的思想。
其次，http://www.studa.net/lishi/060416/11425174-3.html，可以参考一下。

1要联合政府发展经济,得到政府支持,经济发展不受阻.比如魏国的白圭原来是丞相.
2尽量发展垄断行业,像薛国的猗顿,专门经营盐铁
3笼络人心,管仲,姜尚就是例子

比较客观的评价了现实，可也没摆脱重农揖商思想。认为商业的繁华“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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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19727411784： 请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相关内容,简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 ？
鄢彩七厘：[答案] 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

东方市19727411784： 请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相关内容,简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详细一点 - ？
鄢彩七厘： 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这一章中专门记载了什么内容?对今天有什么启迪?？
鄢彩七厘： 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告诉我们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写的景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 ？
鄢彩七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他的经济观点,在承认人的趋利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市场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促进社会的发展.他支持人民经商致富,认为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

东方市19727411784： 材料一: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是固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材料二:永嘉世(... - ？
鄢彩七厘：[答案] 1、材料二中描述的江南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而材料一中江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 2、西晋后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去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秩序安定.而北方在西晋末年,先后发生了...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提到:“... - ？
鄢彩七厘：[选项] A. 当时士农工商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 B. 当时通过经商致富的人比从事农业或手工业要快 C. 西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松动 D. 表明当时政府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业

东方市19727411784： 结合《史记》作品实例,谈谈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倾向 - ？
鄢彩七厘：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这篇 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简介,<史记>简介 - ？
鄢彩七厘：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春秋以来的30多个大商人立传,赞扬商人的智慧和经营艺术.他的这一做法 - ？
鄢彩七厘： C 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鼓励商业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非违背了历史潮流,排除A项.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排除B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主张重商的人日益增多,司马迁的做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想法,并非纯粹是个人意志,排除D项.

东方市19727411784：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指开发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 ？
鄢彩七厘：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