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社会与经济》----得到冯启娜
该书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是,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格兰诺维特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而且,经济学家写论文还特别爱引用他,所以他还得过经济学的“引文桂冠奖”。
一位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受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呢?
这是因为格兰诺维特一辈子就在干一件事,就是跟经济学抬杠。而且是跑到经济学的地盘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跟经济学正面开杠。因为杠得有姿势、有水平,所以,格兰诺维特不仅在社会学学科具有很高的威望,一些经济学家也被他给带跑了,开始按照他的方法开展经济学研究。
那么,格兰诺维特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在两个学科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呢?答案就在他的这本新书《社会与经济》里。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出版过一部巨著,叫作《经济与社会》,讲的是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这本书倒了个个儿,把“社会”放到了“经济”的前面,叫作《社会与经济》,强调社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并且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提出了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你如果想了解这个话题,这本书是最系统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入口。
这本书的笔法,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洋洒洒,而是另外四个字:艰苦卓绝。格兰诺维特在23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第一稿。然后,23年间,一遍遍地修改。可以说是,每句话都有出处,无一处无来历。
资深媒体人段永朝老师打了比方,非常地形象。他说,格兰诺维特就像地质学家一样,用探铲、用手镐、用毛刷,在岩石断层中,仔细辨认着过往理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介绍完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内容。格兰诺维特笔下的三次交锋。
第一部分
在书里,格兰诺维特首先立了个靶子,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比如,现代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在农业社会,孩子是投资品,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人们愿意生;而现在,孩子是消费品,养孩子不划算,所以生育率就降低了。
再比如,为什么大家都爱听流行乐,不听古典音乐了呢?经济学家解释说,是因为时间成本不一样。流行乐短平快,马上就可以得到快感;而古典音乐,你得花时间去学习、去分辨。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古典音乐就没那么受欢迎了。
你看,传统的经济学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本来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主张。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发现,理性人的假设出了大问题,于是开始往上面打各种各样的补丁。
其中,最著名的一派叫作“行为经济学”,专门研究人理性的漏洞,也就是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禀赋效应。你口袋里的100块钱如果丢了,你会很心疼;就算你再捡到100块钱,也弥补不了这份心疼。还有心理账户效应,你买一件衣服,会为10块钱讨价还价;你如果买一辆车,可能再多跟销售聊两句,就能便宜1000块钱,但是你却觉得,不便宜也无所谓。同样都是钱,你看待它们的方式却很不一样。这就是心理账户效应。买衣服的钱和买车的钱,是存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的。行为经济学是今天的显学,你如果关注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发现很多奖项都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
但是,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行为经济学干的事情,顶多算作小修小补。打完补丁之后,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还是不符合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
就像15、16世纪的时候,托勒密的地心说出了问题,你为了把数字算准,加上800个本轮、均轮,也无济于事。得有一个类似于日心说这样的概念出来,才能一下子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这就要讲到《社会与经济》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交锋了: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经济学假设里的人,不管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的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人。你看,那些行为经济学的实验,都是随便找一人搁到实验室里,剥离了一个人全部的社会关系,然后去考察他。
但实际上,人是活在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关系又约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
比如,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一家店如果开始排队,那么就说明价格定得不够高,应该立即涨价。你看,这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吧?
但实际情况呢?可能是不该涨价,也不能涨价。比如说,台风来了,出现了食物短缺,超市能涨价吗?涨价的话,这家超市以后就在社区里混不下去了。社区居民会觉得,你在道德上有瑕疵,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砸掉你的店铺,抢走店里的东西,因为这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坐公交车的时候,你没有座位。你能掏出钱,跟旁边的人说,我买你一个座位吗?估计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就是市场失灵,是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应该允许座位买卖。可是在社会学看来,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社会规则要求我们,可以给老弱病残免费让座,但是拿公交车的座位卖钱,那可不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你看,这又是一个超出了理性和非理性维度的例子。
你可能会说,这两个例子里,人们之所以没有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逃避惩罚,而逃避惩罚的背后,也是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作“土豪劣绅”,说的是当地主的为富不仁,剥削和压榨佃农。但其实,所谓的“土豪劣绅”,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在农业社会,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地主是佃农的庇护者。今年如果遭了灾,粮食收成不好,地主会少收一些租金,甚至会给佃农送去一些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么,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呢?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是因为城市化。城市里生活条件好,地主就搬到城市里去住了。那农村的地怎么办呢?交给代理人打理。一旦出现了代理人,那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就变了。以前咱们都是邻居,乡里乡亲的,互相得有个照应。现在我跟你也不认识,这层道德义务感就解除了。代理人收租子,那就是执行任务。不管你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我都得一分不少地收上来。
你看,在刚刚的这个例子里,起作用的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所塑造的认同感,是认同感所约定的道德观念。它们不是外在的、强制的,而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这是格兰诺维特和经济学的第一个交锋。
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刚刚我们讲到,社会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行为非常地重要。但奇怪的是,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关心的话题。即便提到,也是一副瞧不起、看不上的态度。
比如,亚当·斯密就说:做同一种生意的人很少会见面。他们如果见面,一定了为了串通起来,抬高价格,没安什么好心。亚当·斯密甚至建议政府说,不要把交易登记的名册公开,因为这样会使交易中的人找到其他的交易者。
你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讨厌社会关系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最完美的市场。而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各自独立决策,不受社会关系的影响。
但是,格兰诺维特不这么看。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你可能听说过,叫作“弱关系”理论。讲的是,找工作这件事,看着是一个市场现象,一个经济行为,但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非常地重要。他做过一个调查,发现60%的好工作,都不是通过正式的招聘渠道来的,而是通过熟人介绍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到我们呢?格兰诺维特发现,你要求助的不是亲朋好友,而是那些跟我们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亲朋好友跟我们的圈子差不多,掌握的信息也跟我们差不多,他们知道的工作机会,你也知道。反而是那些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信息,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弱关系”理论。
其实,何止找工作,企业招聘也一样。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作“内推”,就是内部推荐的意思。老板们都喜欢通过老员工推荐的方式,来招聘新员工。原因很简单,员工既然在一家公司工作,那么他是不敢糊弄老板的,推荐的人一定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新员工入职以后,老员工也觉得有义务帮助他融入这家公司。自己介绍进来的人如果出了事,那还了得,面子上是挂不住的。
你看,一个是招员工,一个是找工作,这些最纯粹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通过熟人关系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所以,格兰诺维特就说,经济学排斥社会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真实世界,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你去看那些经济犯罪,什么诈骗、传销、非法集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熟人进行的。合法的生意那就更多了。人们会因为是朋友,而一起做生意。人们在做生意的同时,也会说交个朋友,而不是一门心思地赚钱。
所以,要搞清楚经济是怎么运转的,你必须研究社会关系。更进一步说,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也就是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网络”。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格兰诺维特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信任现象。
什么是信任?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一个最经典的定义:所谓信任,就把自己置身到任由他人伤害的境地。你品一品,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信任一个人?就是这件事明明有风险,但是你不管不顾,还是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他了,这就叫信任。比如,你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这就是一种信任,你相信他会对孩子好。还有,你把钱借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信任。你既没有跟他签合同,也没有派一个人天天盯着他看,但是,你相信他会还钱。
你看,信任能够促进合作,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但是,传统经济学很少讨论信任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都觉得,信任只是小范围的现象,熟人之间才讲信任。现在是陌生人社会,得讲利益,只有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基础。至于信任,有没有不重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比如设立第三方监管账户,或者开展信用评级。
那么,熟人社会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东亚文明,都爱搞关系,爱把人分成亲疏远近。这种文明是不是就很难建立大范围的合作了呢?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叫作《信任》的书里就说:家族企业盛行的地方,比如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很难发展出大型私有企业。一个地方要想发展,只能走一条路,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所以,学者和商业记者一直都在唱衰家族企业。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硬邦邦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家族在企业中的角色都没有下降。不信,你看一下世界财富500强的名单,超过1/3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包括沃尔玛、米其林、路易威登、宝马,还有巴菲特的摇钱树伯克希尔-哈撒韦。你还可以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你会发现,家族企业的业绩要比非家族企业好得多,规模也比非家族企业做得大。
这就奇怪了?我们说的可是“家族”,一个家族再大能有多少人?这些人怎么可能管理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企业呢?
你别说,还真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研究。比如说,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发现这些家族企业早期都集中在小型服务业、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行业,但是后来,就扩张到了制造业、银行业、橡胶采集业,变成了一个既跨国家又跨行业的超级巨无霸。这个扩张是怎么发生的呢?
研究者发现,家族企业的扩张,靠的不是企业本身越变越大,而是它们成立或者收购了很多子公司,然后通过控股和交叉持股等方式,掌握这些子公司的控制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外来者可以投资,但是没有发言权,不会稀释家族的控制。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子公司里,家族成员是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担任重要职务。围绕这些家族成员,又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圈子,担任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些职业经理人向家族成员效忠,家族成员又向整个家族表示忠诚。在这样的社会网络里,维系合作的是亲情和信任,不是什么法律合约。
你看,对家族企业的重新认识和发现,打破了福山的“信任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讲究家族团结和熟人社会的东亚文明,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把小范围的信任,转化成建构大型经济组织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信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朋友之间的信任,到员工和老板之间的信任,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都是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信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这是《社会与经济》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交锋。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切社会变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你想,什么是社会?社会只是一个虚头巴脑的名称,真实存在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体来推测、来理解。
比如说,需求。所谓的需求,就是所有人愿意购买商品的简单相加。还有制度。所谓的制度,就是个体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明的办法。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理性选择论”。很多经济学模型都可以归到这个理论里。
但是,格兰诺维特说,不对,这种思维方式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什么是“化约主义”的错误呢?就是,按道理,社会层面的现象只能用社会来解释,个人层面的现象只能用个人来解释。从个人的行为,到社会的风尚之间,中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如果不填平这条沟,断然地用个人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就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
这个沟怎么填呢?格兰诺维特说,你需要在中间搭一座桥,那就是社会网络。如果说,个人是一个微观概念,社会是一个宏观概念,那么,社会网络就是一个中观概念,它把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你可能有所了解,他们是14-17世纪欧洲的名门望族,不仅把持着欧洲的银行业,还出过4位教皇和2位法国王后。这个家族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解释是,因为某一个英明伟大的人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比如,乔凡尼·美第奇把家族产业从羊毛加工转移到了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再比如,柯西莫·美第奇夺取了政权,成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还有,大名鼎鼎的洛伦佐·美第奇,用钱烧出了一个文艺复兴。
这些解释,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这些解释都犯了用个体解释社会的化约主义错误,它忽视了中间的那一层,那就是社会网络。
美第奇家族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叫作“结构洞”。结构洞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它讲的是有两群人,彼此互不往来,那么,在这两群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空缺,叫作“结构洞”,谁占据了结构洞的位置,谁就能享受到一个特殊的红利。
那么美第奇家族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洞呢?你熟悉历史的话会知道,美第奇家族天然地横跨了两个社会网络。一边,是贵族。美第奇家族出身贵族,它通过跟贵族联姻,拉拢贵族的支持。另外一边,是新兴资产阶级,也就是暴发户。美第奇家族擅长做生意,很愿意结交这些暴发户,也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而贵族和暴发户,这两群人原本是不相容的。贵族嫌弃暴发户没文化、没地位;而在暴发户眼里,贵族是没落的,穷得叮当响。这两群人互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第奇家族就有这个本事,把两个圈子连接起来,让贵族的权力为暴发户所用,让暴发户的财富为贵族服务,两群人都离不开他。所以,一时之间,美第奇家族的风头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美第奇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重要的是,它还做了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赞助了文艺复兴。美第奇家族赞助了包括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还赞助了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科学家伽利略。那美第奇家族为什么要赞助文艺复兴呢?是因为热爱艺术科学吗?是为了献爱心、做慈善吗?都不对。它这么做,是为了掌握权力。
以往,我们讨论“权力”,讲的都是个体对资源的占有,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实际上,在社会学家看来,你占有资源,别人依赖你,听你的,这只是权力最初级的形态。权力更高级的形态,是合法性权力,也就是你的职位给你带来的权力,你通过选举或者上级任命而获得的权力。而权力最高级的形态,是议程设置,也就是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比如“什么资源是重要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观念。影响这些观念,其实也是一种权力。
举个例子,老板的话,你得服从,因为你指望他给你发工资,这是基于依赖的权力。部门领导的话,你也得服从,因为领导是公司任命的,这是基于合法性的权力。但是,权力还有刚才讲的第三种类型,就是议程设置,换句话说,就是改变大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美第奇家族就很擅长议程设置。它不仅仅是有钱这么简单,它是把钱变成了一件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审美偏好和文化软实力,加速了宗教世俗化的新趋势,缔造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回到前面的问题,社会是如何演进的?局部地看,我们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把它归结为具体个人的努力。但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中观的社会网络,看到美第奇家族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洞的位置,看到资产阶级兴起和宗教世俗化的时代背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像齿轮一样,是环环相扣、层层传递的关系。缺掉中间的任何一环,我们对事实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
批评完经济学,格兰诺维特又把靶子指向了社会学自己。他说,经济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个人来解释社会。而社会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社会来解释个人,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也是一种化约主义的错误,它有一个名字,叫作“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比如,我们中国人爱谈论的“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为我们的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们每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还有学者研究了汽车产业链在全球的分布,发现韩国的汽车组装产业非常强大,中国台湾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非常发达,而阿根廷干什么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解释说,是因为汽车组装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韩国的文化传统更适合建立这样的超大型企业;而汽车零部件行业,需要的是一批反应灵敏的小公司,这种制造方式在台湾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至于阿根廷,既没有建设大型企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建设小型供应链的文化传统,所以,什么汽车产业都搞不起来。
你看,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背后其实隐隐地包含了“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认为,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更加先进,更加适合工业化、现代化;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后,你的工业化、现代化怎么也搞不起来。但是,格兰诺维特就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制度和文化,与其说是个体行动的脚本,不如说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菜单。
格兰诺维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韩国。韩国的工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文化传统吗?不对呀,在半个世纪以前,韩国是一个既贫穷又落后的国家,恰恰是文化决定论者眼中落后制度和文化的代表。但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铁腕政策。比如说,政府借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建设大型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还有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最后这些措施带领韩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
在韩国的身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影子:有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有日本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有韩国特色的家族财阀。它不是某一种国民性的结果,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所决定的。它是一颗种子,自带信息,然后吸收阳光雨露,开花结果。
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三次交锋。
第一个交锋,经济活动中的人是什么样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不仅是理性人,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怎么展开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社会网络中展开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种社会关系尤为重要。
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社会的演进,是个人、网络和社会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为个人行动提供了一个背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影响和改变社会。
你看看这三个句式,都说得不那么干脆。既不简洁,也不漂亮。但是,它符合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复杂才能解释复杂。
之前,我们追求简洁的解释,不是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完美的,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衡量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有了计算机仿真技术,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座城市的人际关系图谱,可以动态地追踪一个行业的兴衰起伏,可以把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现象还原为真实的复杂网络。所以,无论是经济学也好,还是社会学也好,我们都应该切换到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格兰诺维特有一句口头禅:“It’s not wrong, but it’s not enough。”翻译过来是:“这个解释没错,但是这个解释不完备。”听完《社会与经济》这本书的解读,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社会与经济》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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