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正传的赏析。 1500字左右。

急需阿Q正传读书笔记 1500字左右~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之作.这篇小说十分的短,但从几个方面写出了当时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他有些卑怯,善于投机取巧,自高自大,狡猾.
阿Q是一个落后的雇农.作为一个落后的流浪的雇农.他的个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生活方式,个性、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不仅与赵太爷迥然不同，就是与王胡、小D等也显然有别。正想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有着“农民式的质朴，但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如阿Q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摇船便摇船”。这不仅正面说明了阿Q作为一个流浪雇农的贫困生活，而且从侧面表现了阿Q从本质上说来那种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当然，阿Q也有一些流气，但这除了社会的影响以外，应该说主要是受了压迫的结果。这些地方都很简单，也很明显，一般人也都承认的。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是：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要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当时的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去找答案。 这就是我对《阿Q正传》的一些理解，希望大家能批评！！

阿q正传读后感 范文二：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于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原名叫周樟寿，字豫才，18岁改名树人。“鲁迅”这个笔名是他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的。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鲁迅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杰作。它写于1921年，最初分章发表于《晨报副镌》，后收入《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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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历史舞台，以主人公阿Q的活动为线索，以批判阿Q的病态心理精神胜利法为重点来组织材料。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从中国的现实社会出发，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概括出阿Q的典型性格，而且着眼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设计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作为阿Q生活的典型环境。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在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而又自我解嘲，自我陶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是阿Q这样的下层农民所特有的，也反映出某些国民性。

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丧权辱国的形式，仍然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的安慰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再放眼今朝，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可是仍然有许多的“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的堕落成为社会负担，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

“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鲁讯用《狂人日记》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赵太爷父子是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善性，而是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懦。他们剥夺了阿Q的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自己可以妻妾成群，却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吾妈求爱的阿Q，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他们卑谦地称阿Q为“老Q”，当看到革命风暴势不可挡时，他们又投机钻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力量。


在塑造阿Q这个典型形象时，鲁迅先生非常讲究情节的张弛、明暗的详略：对主人公阿Q的活动是露，对其他陪衬人物则是藏，对阿Q在未庄的活动描写得繁，在城里的活动则轻描淡写。此外，鲁迅先生还特别工于讽刺手法和幽默语言。

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可作如下陈述：着眼于启蒙，写出旧中国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愤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那沉睡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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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鲁迅先生在荆天棘地的艰苦环境里运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进行战斗，为我们留下了《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除外)。《呐喊》收集了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小说14篇，于1923年8月出版。《彷徨》收集了从1924年至1925年创作的小说11篇，于192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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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享有世界声誉，当它一收笔，便被介绍到美、法、日、俄等十多个国家，至今已有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

《阿Q正传》从它诞生至今，已过去七十多个年头，“阿Q”已成了常挂大中国人民口上的一个常用名词，“阿Q精神”也成了自潮或讽刺他人的用语。

《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佳作。作为一部描写“中国的人生”、开掘“国民魂灵”的作品，它具有深广的社会概括力。

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是，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于“优胜”，其精神实质即是“精神胜利法”。阿Q形象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典型，也正是因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精神胜利法。

在任何历史时代里，统治阶级在经济及思想上总是占统治地位的。即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外族侵入或是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们对于外来的新的统治者，固然成了奴隶，但对中国劳动人民说来，他们却仍旧是主子，依然可以爬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农民长期受此剥削和压迫，正象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从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所谓“太平盛世”，算是他们“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到了所谓“乱世”，连做奴隶的“资格”也没有了，这就到了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总之，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永远不过是在做着奴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很快就由封建社会改变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奴隶们除了侍奉封建统治者以外，还得侍奉外来的帝国主义者。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者，也更加用力压榨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奴隶命运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就愈来愈惨烈了。

由此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完全合乎社会历史的现实情况的，并没有什么神秘不可理解的地方。其归根结底说来，主要就是受了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残酷剥削及思想毒害的结果。

正常的精神安慰对人的心理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从失落中走出来，都必须学会调节心理，使它获得某种平衡。否则，我们将长期处在名利的斤斤计较中而痛苦。阿Q的错在于他没有任何的原则，凡事都计较，凡失败都要求得到某种程度的超越。而他又不是通过现实的奋斗来实现，只是作一番精神上的假想，求得虚妄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麻痹人的斗志，为我们的苟且偷生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不利于现实的改造，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是我们应该扬弃的，是与正常的精神安慰有着本质的区别：面对生活内容的不同。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的事，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失败，面对这种处境，怎么办呢？当我们事业失败时，我们不妨对自己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当我们受人欺侮时，我们不妨对自己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我们失恋时，我们不妨对自己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因为只有以积极的、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

这样写
一、突出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
从最后三章看，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作者突出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Q平时有一种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当举人老爷的船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人心摇动，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思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由深恶痛绝而转为“神往”，并要“投降革命党”。而当他公开宣布造反，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情景，“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因而思想更加兴奋，喜不自胜，于是就产生了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婚配问题上获得翻身的一系列“革命思想”。而当“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政权仍然被“原官”把持，也就是说，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时候，阿Q就变得“很容易闹脾气”，“总觉得自己太失意”，特别是当他到静修庵去革命碰了钉子，去“结识”假洋鬼子遭到了挫折以后，其情绪更是一落千丈，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甚至由忧愁转为恼怒，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报复心理。阿Q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无不深受时局变化的影响。作者正是在阿Q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而又始终不觉悟这一基本的性格特点。同样，小说中的反动人物也因时局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在革命风声高涨时，他们一方面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机关算尽，施展阴谋，或讨好自认为是革命党的阿Q，或相互勾结投机革命。时局趋于平稳时，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以革命者自居，“目空一切”，甚至挥动“哭丧棒”镇压革命。作者正是通过心态的变化刻画他们奸狡、阴险的性格特点的。
在社会生活中，时局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时局的变化对社会人群牵系最大最普遍。从时局的影响方面去描写心理活动，更能揭示人物的思想本质；同时也丰富了人物心理的时代内涵，使人物的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物心灵的胶片上留下了当时的人生世相、时代风云影象，从而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二、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性格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共性概括得越广泛，这种形象就越有代表性，揭示的社会问题就越有普遍性。个性是指这个人物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物的独有的性格特征。个性越突出，人物形象就越鲜明，越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共性和个性又是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阿Q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主要是通过心理描写来实现的。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可说是《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重要特色。从共性方面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是长期的封建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沉淀与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失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阿Q正传》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是骂自己，可见其心理内涵包容了多么深广的内容。同时，阿Q向往革命，渴望改变艰难处境的强烈愿望，也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心声。从个性方面看，阿Q的心理活动又总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喜欢自夸也许是旧中国国民的共同弱点，但自夸的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地主、资本家以钱财傲视他人，官僚们以权势地位傲视他人，知识界也可以知识傲视他人，然而所有这一切于阿Q无缘，他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就只好拿“先前”来傲视他人：“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阿Q的自夸，不可能是别人的。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这也许是许多人共有的心理，然而喜欢奉承自己的内容却有个性之别。阿Q对“真能做”的“颂扬”“很喜欢”。因为这与他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工作很合拍，偶有“颂扬”，也就感到很对味甚至不辨是真心还是讥笑，而感到“很喜欢”。这种心态自然也就为阿Q所独有。偏执守旧是封闭落后国家国民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在阿Q身上却表现得极富于个性。一方面因进了几回城而“更自负”，另一方面又认为城里人“条凳”的叫法和用“葱丝”的做法是错误的、“可笑”的。然而阿Q怎么知道这恰是他自己的可笑之处呢?这与他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的未庄农村，对世间事孤陋寡闻有关，除了县城，他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以进城自负。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未庄，习惯于未庄的生活方式，凡与这种生活方式稍有不同，他就认为是错的、“可笑”的，正是阿Q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偏激守旧的通病在他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现。改变艰难处境虽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愿望，但阿Q又有不同于其他任何贫苦农民的独特的心理内涵。其他的贫苦农民也可能想象到自己参加革命党的情形，但不会是革命党走过土谷祠，前来招唤他，“于是一同去”，因为这于阿Q最便当。其他贫苦农民也会有政治上翻身的要求，但不一定把小D看做第一个该死的，因为小D曾夺了他的活路，与他有过“龙虎斗”的前仇。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阿Q独有的心理特点。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点，还体现在阿Q心理内涵中变化因素与不变因素相统一的过程中。阿Q身上最突出的莫过于“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又有所不同。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就报复以“你还不配”；当挨了打时，就有“儿子打老子”的想法；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想“告一状”，使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从而在精神上获胜。但是，在这些变动着的心理内涵之中，从本质上看，又是由“精神胜利法”一线贯穿的，这又是不变的。阿Q对革命党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的头脑里就出现了威武雄壮的“白盔白甲”，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的脑海里就呈现出“白盔白甲的碎片”，这是变动的，但他向往革命以后，始终想到“白盔白甲”，直到抓进城里杀头，他还表明要“投”(革命党)，这又是不变的。由此出发，鲁迅先生曾断言：“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变的要素更多的体现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不变的要素更多地体现了人物的心理共性。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阿Q的思维方式上。当阿Q遭受屈辱或前途受阻，就产生逆反心理，设法报复对方，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态，也可看做是阿Q的心理共性。然而唯阿Q逆反得奇妙。他头上长了癞疮，讨厌别人拿它开玩笑，这种护短的心理或许人皆有之，但阿Q拿自己的癞疮作为嘲笑对方的材料(“你还不配……”)，并进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屈服于强敌也许不是阿Q独有的，但他由此“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并进而由“第一个”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把自己与状元等同起来，从而蔑视对方，这可就是一种超常的思维方式了。他报复赵太爷，报复王胡，报复假洋鬼子都采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阿Q的心理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遭受屈辱之后，千方百计把他认为最光荣或最权威的事物与自己挂上钩，从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鲁迅先生称之为用“妙法克服怨敌”。不管这种思路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荒唐，或者行不通，他还是死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不放。这样，他在现实中总是失败的，而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这是一种在强压下被扭曲了的病态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许很多，最根本的还得从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方面去寻找。他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是一个极贫极弱者，社会强加给他的屈辱，他无力抗争，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就只好用自欺的方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封建文化对他的长期毒害，也是造成这种奇特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他对秀才、举人、状元以及家族威风的崇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鲁迅先生曾对阿Q“永远得意”下了一个评语：“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再看阿Q把癞疮看成是高尚、光荣的标志，与封建遗老们把封建文化的糟粕看成“国粹”，其思维形式是何其相似乃尔!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比从心理活动上去表现更为重要。因为：其一，思维方式的形成比心理活动的形成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沉淀，而且是心理活动开展的方式和导引，从而也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社会的病根。其二，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所以成为狂人，就因为他具有狂人式的思维方式一样，阿Q其所以成为阿Q，也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阿Q式的思维方式。阿Q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先生致力于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的成功。我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上的高明之处，也是超过其他作家的伟大之处。
三、描写心理活动的技法丰富多采
鲁迅先生对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也是很讲究的。运用丰富多彩的技法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是构成《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这里我想从丰富多采的技法中举出几例略加说明，作为认识这一艺术特色之一斑。
1、通过绘制心理图画，传达心理信息。作者在表现阿Q的一些重要的心理活动时，运用了绘画的方法，描写出来的心理活动给人以浓烈的图画感。最能体现阿Q“革命”要求的是阿Q宣布“造反”的当天晚上在土谷祠里迸跳出来的一系列思想。作者用了四个自然段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每一个自然段都是一幅形象鲜明的图画。根据画面内容，我们可以依次把它们称为：革命党威武的行军图，阿Q在政治上的翻身图，阿Q在经济上的翻身图，第四段是关于阿Q选择配偶的，不妨称之为“选美图”。这些画面传达出重要的心理信息，是我们认识阿Q思想性格的主要依据。他把革命党想象得很威武，并且亲切地招唤他参加，这反映了他参加革命党的热切愿望，但他把革命党想象成“白盔白甲”，手拿“钢鞭”、“钩镰枪”，这又反映出他对革命党的无知，表现了封建文化对他的很深的影响。他想象自己参加革命党后在政治上翻身的痛快劲儿，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反映了他受压迫之深重，翻身愿望之强烈，但他要把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不分敌友的乱杀一气，说明他只不过把政治上的翻身看成是泄私怨而已。他对改变长期拮据的经济状况也有强烈的要求，但从画面上传达出的心理信息看，他只不过是把经济上的翻身看成是自己便于拿东西，并要奴役同自己一样长期被奴役的小D，实际上他不过是把革命看成是谋一己之私利罢了。革命成功了，要有比较理想的配偶，这也无可厚非，但他的挑选却浸透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审美意识。我们说他始终不觉悟，主要是指他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而又始终不觉悟是阿Q思想性格的核心，这是对心理画面传达的心理信息作了分析、抽象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也正是这一矛盾的思想性格决定了阿Q悲剧的结局。心理活动的画面化，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生动，使人物形象更显得栩栩如生。当然，心理信息可以不借助画面得以传达，但小说毕竟是形象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形象化的心理描写比直露的说教总要好些。绘制心理活动的图画，传达人物的心理信息，也许不是鲁迅先生的专利，比如，莫泊桑在《项链》中对玛蒂尔德的心理描写就很富画面感。但两者的方法又有不同之处。玛蒂尔德的心理图画是作者从旁代为描绘出来的。阿Q的心理图画是作者让人物通过想象幻化出来的，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从画面形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运用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手法，更多地体现了民族的风格，从而形成了阿Q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
2、通过推动人物触发联想，丰富和深化心理内含。在阿Q被押赴刑场游街示众之际，有一段关于他的极精采的心理描写：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人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这段心理活动由相似联想构成。作者在这里是通过联想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更深入更彻底地透视了人生世相，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愚昧、麻木的灵魂，昭示了愚昧、麻木的严重危害性：不仅帮助封建势力吃掉了阿Q的肉体，而且吃掉了阿Q的灵魂。这就是中国革命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也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还可以据此窥见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药》和本篇中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要使中国有希望，必须揭露、批判国民的愚昧、麻木疗救国民的灵魂。正是这样的心理描写，带来了心理内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3、运用切合情景的语言引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当阿Q高兴地想开去时，就用“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引出。当他去“结识”假洋鬼子受挫时，发出愁思，就用“于是心里涌起了忧愁”引出。当他被押赴刑场，就用“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引出。这些提起式的语言，富于变化，新颖、别致，切合情景。它们或烘托心情，或点染心境，是心理描写的辅助笔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其形象性、生动性是那些满篇“你想”、“我想”、“他想”的失血语言无法比拟的。

也就这样了

　　一、突出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
　　从最后三章看，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作者突出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Q平时有一种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当举人老爷的船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人心摇动，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思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由深恶痛绝而转为“神往”，并要“投降革命党”。而当他公开宣布造反，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情景，“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因而思想更加兴奋，喜不自胜，于是就产生了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婚配问题上获得翻身的一系列“革命思想”。而当“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政权仍然被“原官”把持，也就是说，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时候，阿Q就变得“很容易闹脾气”，“总觉得自己太失意”，特别是当他到静修庵去革命碰了钉子，去“结识”假洋鬼子遭到了挫折以后，其情绪更是一落千丈，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甚至由忧愁转为恼怒，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报复心理。阿Q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无不深受时局变化的影响。作者正是在阿Q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而又始终不觉悟这一基本的性格特点。同样，小说中的反动人物也因时局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在革命风声高涨时，他们一方面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机关算尽，施展阴谋，或讨好自认为是革命党的阿Q，或相互勾结投机革命。时局趋于平稳时，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以革命者自居，“目空一切”，甚至挥动“哭丧棒”镇压革命。作者正是通过心态的变化刻画他们奸狡、阴险的性格特点的。
　　在社会生活中，时局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时局的变化对社会人群牵系最大最普遍。从时局的影响方面去描写心理活动，更能揭示人物的思想本质；同时也丰富了人物心理的时代内涵，使人物的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物心灵的胶片上留下了当时的人生世相、时代风云影象，从而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二、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性格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共性概括得越广泛，这种形象就越有代表性，揭示的社会问题就越有普遍性。个性是指这个人物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物的独有的性格特征。个性越突出，人物形象就越鲜明，越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共性和个性又是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阿Q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主要是通过心理描写来实现的。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可说是《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重要特色。从共性方面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是长期的封建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沉淀与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失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阿Q正传》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是骂自己，可见其心理内涵包容了多么深广的内容。同时，阿Q向往革命，渴望改变艰难处境的强烈愿望，也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心声。从个性方面看，阿Q的心理活动又总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喜欢自夸也许是旧中国国民的共同弱点，但自夸的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地主、资本家以钱财傲视他人，官僚们以权势地位傲视他人，知识界也可以知识傲视他人，然而所有这一切于阿Q无缘，他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就只好拿“先前”来傲视他人：“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阿Q的自夸，不可能是别人的。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这也许是许多人共有的心理，然而喜欢奉承自己的内容却有个性之别。阿Q对“真能做”的“颂扬”“很喜欢”。因为这与他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工作很合拍，偶有“颂扬”，也就感到很对味甚至不辨是真心还是讥笑，而感到“很喜欢”。这种心态自然也就为阿Q所独有。偏执守旧是封闭落后国家国民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在阿Q身上却表现得极富于个性。一方面因进了几回城而“更自负”，另一方面又认为城里人“条凳”的叫法和用“葱丝”的做法是错误的、“可笑”的。然而阿Q怎么知道这恰是他自己的可笑之处呢?这与他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的未庄农村，对世间事孤陋寡闻有关，除了县城，他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以进城自负。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未庄，习惯于未庄的生活方式，凡与这种生活方式稍有不同，他就认为是错的、“可笑”的，正是阿Q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偏激守旧的通病在他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现。改变艰难处境虽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愿望，但阿Q又有不同于其他任何贫苦农民的独特的心理内涵。其他的贫苦农民也可能想象到自己参加革命党的情形，但不会是革命党走过土谷祠，前来招唤他，“于是一同去”，因为这于阿Q最便当。其他贫苦农民也会有政治上翻身的要求，但不一定把小D看做第一个该死的，因为小D曾夺了他的活路，与他有过“龙虎斗”的前仇。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阿Q独有的心理特点。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点，还体现在阿Q心理内涵中变化因素与不变因素相统一的过程中。阿Q身上最突出的莫过于“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又有所不同。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就报复以“你还不配”；当挨了打时，就有“儿子打老子”的想法；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想“告一状”，使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从而在精神上获胜。但是，在这些变动着的心理内涵之中，从本质上看，又是由“精神胜利法”一线贯穿的，这又是不变的。阿Q对革命党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的头脑里就出现了威武雄壮的“白盔白甲”，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的脑海里就呈现出“白盔白甲的碎片”，这是变动的，但他向往革命以后，始终想到“白盔白甲”，直到抓进城里杀头，他还表明要“投”(革命党)，这又是不变的。由此出发，鲁迅先生曾断言：“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变的要素更多的体现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不变的要素更多地体现了人物的心理共性。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阿Q的思维方式上。当阿Q遭受屈辱或前途受阻，就产生逆反心理，设法报复对方，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态，也可看做是阿Q的心理共性。然而唯阿Q逆反得奇妙。他头上长了癞疮，讨厌别人拿它开玩笑，这种护短的心理或许人皆有之，但阿Q拿自己的癞疮作为嘲笑对方的材料(“你还不配……”)，并进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屈服于强敌也许不是阿Q独有的，但他由此“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并进而由“第一个”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把自己与状元等同起来，从而蔑视对方，这可就是一种超常的思维方式了。他报复赵太爷，报复王胡，报复假洋鬼子都采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阿Q的心理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遭受屈辱之后，千方百计把他认为最光荣或最权威的事物与自己挂上钩，从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鲁迅先生称之为用“妙法克服怨敌”。不管这种思路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荒唐，或者行不通，他还是死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不放。这样，他在现实中总是失败的，而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这是一种在强压下被扭曲了的病态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许很多，最根本的还得从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方面去寻找。他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是一个极贫极弱者，社会强加给他的屈辱，他无力抗争，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就只好用自欺的方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封建文化对他的长期毒害，也是造成这种奇特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他对秀才、举人、状元以及家族威风的崇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鲁迅先生曾对阿Q“永远得意”下了一个评语：“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再看阿Q把癞疮看成是高尚、光荣的标志，与封建遗老们把封建文化的糟粕看成“国粹”，其思维形式是何其相似乃尔!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比从心理活动上去表现更为重要。因为：其一，思维方式的形成比心理活动的形成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沉淀，而且是心理活动开展的方式和导引，从而也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社会的病根。其二，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所以成为狂人，就因为他具有狂人式的思维方式一样，阿Q其所以成为阿Q，也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阿Q式的思维方式。阿Q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先生致力于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的成功。我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上的高明之处，也是超过其他作家的伟大之处。
　　三、描写心理活动的技法丰富多采
　　鲁迅先生对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也是很讲究的。运用丰富多彩的技法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是构成《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这里我想从丰富多采的技法中举出几例略加说明，作为认识这一艺术特色之一斑。
　　1、通过绘制心理图画，传达心理信息。作者在表现阿Q的一些重要的心理活动时，运用了绘画的方法，描写出来的心理活动给人以浓烈的图画感。最能体现阿Q“革命”要求的是阿Q宣布“造反”的当天晚上在土谷祠里迸跳出来的一系列思想。作者用了四个自然段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每一个自然段都是一幅形象鲜明的图画。根据画面内容，我们可以依次把它们称为：革命党威武的行军图，阿Q在政治上的翻身图，阿Q在经济上的翻身图，第四段是关于阿Q选择配偶的，不妨称之为“选美图”。这些画面传达出重要的心理信息，是我们认识阿Q思想性格的主要依据。他把革命党想象得很威武，并且亲切地招唤他参加，这反映了他参加革命党的热切愿望，但他把革命党想象成“白盔白甲”，手拿“钢鞭”、“钩镰枪”，这又反映出他对革命党的无知，表现了封建文化对他的很深的影响。他想象自己参加革命党后在政治上翻身的痛快劲儿，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反映了他受压迫之深重，翻身愿望之强烈，但他要把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不分敌友的乱杀一气，说明他只不过把政治上的翻身看成是泄私怨而已。他对改变长期拮据的经济状况也有强烈的要求，但从画面上传达出的心理信息看，他只不过是把经济上的翻身看成是自己便于拿东西，并要奴役同自己一样长期被奴役的小D，实际上他不过是把革命看成是谋一己之私利罢了。革命成功了，要有比较理想的配偶，这也无可厚非，但他的挑选却浸透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审美意识。我们说他始终不觉悟，主要是指他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而又始终不觉悟是阿Q思想性格的核心，这是对心理画面传达的心理信息作了分析、抽象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也正是这一矛盾的思想性格决定了阿Q悲剧的结局。心理活动的画面化，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生动，使人物形象更显得栩栩如生。当然，心理信息可以不借助画面得以传达，但小说毕竟是形象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形象化的心理描写比直露的说教总要好些。绘制心理活动的图画，传达人物的心理信息，也许不是鲁迅先生的专利，比如，莫泊桑在《项链》中对玛蒂尔德的心理描写就很富画面感。但两者的方法又有不同之处。玛蒂尔德的心理图画是作者从旁代为描绘出来的。阿Q的心理图画是作者让人物通过想象幻化出来的，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从画面形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运用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手法，更多地体现了民族的风格，从而形成了阿Q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
　　2、通过推动人物触发联想，丰富和深化心理内含。在阿Q被押赴刑场游街示众之际，有一段关于他的极精采的心理描写：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人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这段心理活动由相似联想构成。作者在这里是通过联想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更深入更彻底地透视了人生世相，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愚昧、麻木的灵魂，昭示了愚昧、麻木的严重危害性：不仅帮助封建势力吃掉了阿Q的肉体，而且吃掉了阿Q的灵魂。这就是中国革命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也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还可以据此窥见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药》和本篇中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要使中国有希望，必须揭露、批判国民的愚昧、麻木疗救国民的灵魂。正是这样的心理描写，带来了心理内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3、运用切合情景的语言引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当阿Q高兴地想开去时，就用“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引出。当他去“结识”假洋鬼子受挫时，发出愁思，就用“于是心里涌起了忧愁”引出。当他被押赴刑场，就用“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引出。这些提起式的语言，富于变化，新颖、别致，切合情景。它们或烘托心情，或点染心境，是心理描写的辅助笔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其形象性、生动性是那些满篇“你想”、“我想”、“他想”的失血语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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