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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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特点~

  一、以简驭繁

  书法艺术的形式,最为简单不过——只有汉字、只有黑白的组合,至多加上纸色和装裱形式的变化以及红色印章的搭配。但是,这最简单的形式中,却包含着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形态。

  首先,字体的复杂性。汉字的历史形态本身是丰富多样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商周的金文、到秦汉的篆书隶书草书、汉代以后的行书楷书,还有处于这些形态之间的各种过渡样式,各种历史形态和过渡样式之间,又是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的,彼此之间进行沟通的可能性极大。可谓林林总总,自身构成了复杂多变的系统。书法以汉字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先天就具备了优越的基础,具备表现形态的丰富性。这一点,由汉字衍生的日文、韩文和线性的西方文字是望尘莫及的。

  其次,结构的可塑性。汉字作为记录工具,每个字都有其构形上的基本要求,以保证字义识读的准确性。但是,这个要求并不是僵化的。只要保持其点划和结构的相互位置关系基本稳定,其正斜、长短、方圆等等,在处理时都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具体到每一个书写者的笔下,汉字的形体总是千变万化而非千人一面的,即使是清代馆阁体也不例外。

  其三,点划的多样性。每种汉字字体,都有相应的点划形态上的基本规范。但这同结构一样,并不是僵化的。在书写过程中,其具体形态具备极大的可塑性。而汉字书法的书写工具——毛笔,在塑造点划形态上具有优越的性能。两相结合,使得汉字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元素——点划的形象,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

  最后,篇章的综合性。由单字、单词组织起来的汉字篇章,同其他文字的篇章一样,总是在符合语法的前提下,具有无限组合的可能。而汉字的结构与点划本身是多变的、复杂的,组合成篇以后,彼此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较之一般文字的篇章关系更加复杂。

  此外,作为一幅完整作品组成部分的印章和装裱艺术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

  可见,在这最为简单的形式中,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形式关系问题!中国书法正是由此出发,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提炼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形式处理问题的概念,形成一套关于形式美的观念体系,并辐射到其他艺术形式上。林语堂说:“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画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千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他甚至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这些观念(以及形式和结构的原则),还影响到了 “中国绘画的线条和构思”、“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正是(书法所探索出来的)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二、以静寓动

  中国书法是一种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它的作品,最终体现为凝定在纸上的形态,无论是悬挂墙上还是置诸案头,都是一种静态的欣赏。

  但是,好的书法作品却总是给欣赏者以动感。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过程的物化,仔细寻绎,都有可能从其最终形式中找到运动过程的痕迹。然而,汉字书写过程的运动性质却是独特的: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点划书写的起、行、收的各个环节和字形书写的笔顺、章法安排的前后顺序,都有基本的规范,其运动方向是任何一个接受过汉字书写基础训练的书写者都了然的。其运动过程往往还不许重复、不可逆转,因此指向性相当明确。这一特点,与音乐、舞蹈十分接近。

  如此,则欣赏者从凝定的作品中读到的往往却是书写的运动过程,感受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纸上的运动节奏。南宋姜夔说:“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皆支离而不相贯穿。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他又专门提出一组关于书写速度的互为矛盾的概念——“迟速”——加以讨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必先能速,然后为迟。”盛熙明与姜夔有同样的感受,他说:“每观古人遗墨存世,点画精妙,振动若生。”显然,在他们的眼里,书法作品充满了节奏变化。

  创作者同样对作品的这种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自觉的关注。陈献章是一个哲学家,同时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在他看来,“动”才是第一位的,他所求的“静”,并非作品凝定的静态结果,而是一种审美品质,是作品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宁静不乱的气质,是作者心胸修养的反映。

  在汉字书法中,草书给人的动感最为强烈。萧衍《草书状》说草书“有飞走流注之势”,宋曹说:“草书贵通畅。……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唐代著名草书家张旭,曾经观看舞者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因而得悟草书的精意,杜甫有诗赞述此事,在书法史上传为佳话;又传闻他曾经见到公主和担夫争道,由彼此之间的动势而领会草书的要诀。因此,在后来的艺术家心目中,张旭的书法,已经充分表现了天地间各种事物的运动本质,故韩愈赞誉他说:“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但是,并非只有草书才能够体现运动之美。事实上,即使是最为工整端正的楷书,也能够(应当)表现动感。清人刘熙载《书概》一方面说楷书“详而静”、草书“简而动”,另一方面又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认为“动”“静”之间是辩证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沈曾植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指出楷书常常从行书中获取动感,篆书也常常从隶书的流动中得到启示。

  早在唐代,张怀瓘就已经把书法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如果没有“独闻之听”,是无法来讨论书法这“无声之音”的。近代以来的学者,同样赞成这一观点。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徐悲鸿说:“中国书法……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沈尹默也说:“(书法)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三位大家同以音乐比拟书法,正是看到了书法中蕴含的如林语堂所说的“韵律”之美。

 
 三、纵横有象

  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其结构、点划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不是写实的。经过书写的逐渐改造,发展出各种文字形态,特别是草书、隶书、楷书之后,篆书中残存的一点“物象”更是全无踪影了。楷书的横、竖、撇、捺,尽管各有各的形象,然而哪一笔也不是自然物象的传摹;至于每个单字,与物象本身的外形特点,更可能是矛盾的,例如“日”字已变成方形,与太阳这个物象的圆形特征完全不同了。

  但是,汉字起始时字形是以象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先民的观念中,汉字是圣人“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而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影响深远,造成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极重要的一种诉求:以形写象。希望在抽象的点划、结构乃至章法中,表现出或欣赏到自然的大美。

  在古文字阶段,尤其是小篆以前,汉字随体诘屈,自然物象的形式以一种相对直观的方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这种特点,易于使人们在阅读时同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美的联想,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形式美的欣赏、玩味,并反过来生发出在书写中表现自然美的要求。

  对自然美的要求,体现为两个层次。 第一,从作品的形体联想到自然物的种种情态。对这一层次的表述,主要集中在东汉至魏晋时期。

  传为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所著的《笔论》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字势》称赞古文说:“其文……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就而察之,有若自然。”又引蔡邕《篆势》:“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撇,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引崔瑗《草势》云:“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峙,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甚至对七种汉字基本笔画都提出了象物的书写要求:比如要求“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当然,这里的“象”并非外形的直接描摹,而是质感、力感或势的相似。

  传为蔡邕所作的《九势》把上述种种表达,加以哲学化,提炼为书法艺术的生成论,说:“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美是书法美的源本,它通过作品的“形势”而展示出来。

  第二,楷隶文字通行以后,抽象点划全面取代了残存着物象轮廓特征的篆书线条,从形象中直接领悟物象之美已不太容易,于是对书法自然美的体验,更多地转向深层次的精神、气势。

  张怀瓘《书议》认为,书法“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这一相是“无形之相”,是取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神意(而非外形)融铸而成的书法形象。韩愈赞誉张旭说:“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翁方纲甚至说:“世间无物非草书。”在这个层次上,韩愈的“寓”是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寓”就是寄托,自然之神意,寄托在书法的形象之中,为人所感知。——“形”与“象”不是在“物”(对象)的外形情态上(客观),而是通过“人”(主体)对“物”的精神意态的感受上(主观)得到统一。

  清代书学家刘熙载提出:“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强调“人”的行为应当体现“天”的精神。一方面是“肇于自然”(客体向主体),一方面是“造乎自然”(主体向客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此完成了书法学领域内表述的完善。

  四、书为心画

  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句话,本是用来描述文章意义的,但后来却成为关于书法与人的关系命题的经典论述。刘熙载《书概》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把它上升为对整个书法艺术审美本质的一种界定。

  艺术是人的创造。书法与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必然反映创作主体的心智、性情、修养乃至技术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早在汉代后期书法的艺术性质初步被社会所承认的时候,赵壹就已经指出这一点:“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传为锺繇所作的《笔法》说得更加简洁:“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但是书法艺术在此方面的表现,又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特殊性。唐代张怀瓘说:“文则数言及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文章言志抒情,犹可饰伪,而书法则无从遁形。

  文章可以模仿,而书法在学习过程中虽然也模仿,甚至有些传世经典作品就是拟作;但即使是最严格的手工复制,也必定会留下书写者本人特点的蛛丝马迹。故唐代孙过庭《书谱》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92;侹不遒,刚佷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

  文章可以反复地加工修改,而书法创作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可以捕捉书写者的即时情绪和心态。孙过庭分析王羲之的各件作品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有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因此他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王澍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并且引申来评判颜真卿的作品:“《祭季明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其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此《告伯文》心气和平,故容夷婉畅,无复《祭侄》奇崛之气。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情事不同,书法亦随以异,应感之理也。”项穆《书法雅言·心相》对此作了简明的总结,明确地把书的“相”作为已经显现的人“心”。他说:“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彩,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

  既然书相即是人心,则关于人心的各种要求,也就相应地在理论上被提出来,对书法审美作出规定。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德”,然而“德”却是“如其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代颜真卿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在宋代,而使他成为唐代书家冠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忠孝”形象。黄庭坚认为,苏轼之能拔萃于宋代书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学问文章之超卓:“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道德、学问、文章,都是人格的一个部分,如何转化为书法的形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强调,使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许多观念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提高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来自于中国古代至今一代又一代书法巨匠的辛勤汇总和艺术实践。由于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起源于对形象的理解与艺术的浓缩,使现在书法作品肿依然可以令人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灿烂。
中国书法从诞生起传承了几千年,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帝王将相、豪杰侠士、平民百姓,流连、徜徉、沉醉于其间,并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有人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中国书法艺术像一根魔柱,只要你有机会靠近它,就会被它紧紧地吸住。当你沿着这根魔柱往上爬的时候,任你用尽气力,使尽招数,总是难达其顶。
明代的项穆在他的《书法雅言》中是这样描述书法艺术的,他说:“能随形而绰其态,审势而扬其威,每笔皆成其形,每字各异其体。”
中国书法艺术的这种特有魅力,不仅吸引着东方人,同样也吸引着西方人。远隔重洋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对中国书法艺术知之甚少的美国人费正清·赖肖尔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是这样赞叹中国书法的:“书法在东亚是一种伟大的艺术!”

扩展资料: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著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
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於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
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具有很深的玄妙。 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到东汉、魏、晋时期,草书、楷书、行书、诸体基本定型,书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为一代又一代人们所喜爱。
书法,是在洁白的纸上,靠毛笔运动的灵活多变和水墨的丰富性,留下斑斑迹相,在纸面上形成有意味的黑白构成,所以,书法是构成艺术;书家的笔是他手指的延伸,笔的疾厉、徐缓、飞动、顿挫,都受主观的驱使,成为他情感、情绪的发泄,所以,书法也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书法能够通过作品把书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等悄悄地折射出来,所以,通常有字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说法;书法还可以用于题辞、书写牌匾,因此,也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总之,书法,是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艺术,是更倾向于表现主观精神的艺术。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正像在西方美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造型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而列为中国美术之首。当把书法与绘画并提时,又将书法摆在绘画前面,称之为书画,如书画同源、琴棋书画、书画缘、能书会画等等。书法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特别是在宋元文人画出现以后,绘画用笔讲究从书法中来,水墨写意与书法的行草意趣相通。中国古代雕塑中也蕴含着书法的特征。中国古代雕塑的纹理即是线的组合,造型的装饰性与书法中的篆隶保持着内在联系。中国古代建筑从布局到主体的梁柱结构,都遵循对称、均衡、主从关系等法则,园林建筑中的含蓄、借景,以及亭、台、楼、榭追求的空灵、飞动等都与书法的结体、章法和节奏、气韵密切相关。至于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书法的影响。书法可以视为中国美术之魂。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艺术青春常在。在每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审美欣赏角度不同,又随着文化地发展容入,书法有着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完善。浏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为精辟的总结:
晋人尚韵--晋代书法流美妍媚,风流潇洒,反映了士大夫阶级的清闲雅逸,流露出一种娴静地美。
唐人尚法--唐代书法法度严谨、气魄雄伟,表现出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力度美。
宋人尚意--宋代书法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凤,正是在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的局面下,文人墨客不满现实的个性书法,以书达意,表达一种心境。
元、明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江河日下,反映在书法上则是崇尚摹古,平庸无奇。
至于明末书坛反流俗的狂飚,以及清代后期崇尚碑版金石之风的兴起,正如地下奔突的岩浆,黑夜中闪掣的电光或是火石,折射出一个社会巨大变动的征兆。真所谓披图幽对,思接千载。
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淅地看到他与中国社会的法发展同步,强烈的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中国书法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高级艺术的特征。书法艺术在群众中以逐步普及,也愈加受到大家的青睐。 书法的涵义及其艺术特征是什么?
书法是以线组合文字的艺术形式, 它主要通过用笔用墨、结构章法、线条组合等方式进行造型和表现主体的审美情操。
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是:
(1) 线条与组合;
(2 ) 具象与抽象;
(3 ) 情感与象征。
草圣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人曾任常熟县尉。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而闻名。唐朝文宗皇帝曾向全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斐旻的剑舞可成为天下的“三绝”。
诏书一到洛阳城,顿时轰动了那些饱学之士。他们纷纷向张旭道喜,庆贺他以卓绝的努力夺得了最高奖誉。张旭作揖一一致谢,并设宴款待洛阳名流。席上,有人提议张旭谈谈草书到“绝”的秘诀,张旭推辞不过,谦虚的说:“各位见笑了,我自知浅陋,皇上奖掖,收之有愧。说到秘诀,无非在‘用心’两字。”
张旭沉吟片刻,他油然想起杜少陵曾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便说:“少陵曾对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烈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想必诸位是知道的。在邺县,我有幸见过公孙大娘的舞姿,每次看时,都引起我的联想 :她将左手挥过去,我就立即触到这次姿态像个什么字 ;他跳跃起来旋转,我想草书中的‘使转’笔锋的驰骋应如此罢!他那整个起舞的姿态音容,给我一个全面的草书结构的启发。”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叶砸帐醯闹醋诺恼媸敌凑铡D压趾笕寺奂疤迫耸榉ǎ?耘贰⒂荨Ⅰ摇⒀铡⒘?⑺氐染?邪?幔?ǘ哉判裎薏辉尢静灰眩?馐且帐跏飞暇?藿鲇械摹?
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打从汉字一产生,便出现了书法艺术的萌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直至秦代,统一了文字,创制了秦篆(小篆)、秦隶。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相适应,我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相对而言,古代书法理论的出现比书法艺术的形成要晚一些。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古代书论著作最早出现于汉代。西汉大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发展、兴盛与繁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汉代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初创期。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兴盛,专门研究书法的理论著作便应运而生。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东汉书法家崔瑗的《草书势》。崔氏在文中认为,草书的出现正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并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对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肯定。继此之后又出现了几篇重要的书论著作,如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大书家蔡邕的《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尤其是王僧虏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达到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域还的《书议》、《书信》、《书断》、《文宇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窦泉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队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作。尤其是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崇,影响巨大。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元代书论主要是讲究法度,代表论著有郑构撰、刘有定注的《衍极》和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明代书论则强调崇尚古雅,倡导骨力与研美兼善。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则是其代表论著。
清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故书法理论前期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代表著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后期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并形成了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对南北书风的特色分别作了概括,强调他们各有所长,则显得比较公允、客观。不仅如此,《书概》还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书体演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的技巧、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要的理论总结。这些论著在中国古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发展的大致轮廓如前所述,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重视对审美风尚的总结与引导。一般说来,一个社会必然有一个社会的风尚,这种社会风尚也必然要影响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社会文化各方面对这一风尚的欢迎或抵制,又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这一社会风尚的兴盛与消亡。同样,各个时代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风尚也不一样。如何引导这种审美风尚,使之成为这一时代审美的主导风尚,就成为各个时代书论家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如汉魏时书论中的“尚象”、晋时书论中的“尚韵”、唐时书论中的“尚法”、宋时书论中的“尚意”等等,无一不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实践中审美风尚的总结,而通过总结反过来又指导书法创作的实践,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全面而系统。只要我们粗略翻阅一下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著作,你就会看到:我国古代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和总结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而且自成体系。如果将它与中国古代画论相比较,就更能显示出这一特点。比如对书法发展史的研究,自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开其端,以后各个朝代几乎都有这样的一批著作。它们论列了从上古至清末书法发展的历史,保存了中国书法发展历史的完整面貌。又如对书体演变历史的研究,论及了大篆、小篆、八分、楷书、行书、章草、今草等书体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概念、特点等各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再如对书法技法的研究也是极为深入、全面,大凡用笔、用锋、执笔、结宇、用墨、布白等等,皆有详细而精到的研究。
再次,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了“书为心画”的著名观点,认为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意识、德行、品藻的直接反映。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就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并举例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这实际上就是说颜氏端庄雄健的风格来自于他的高风亮节。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
另外,善于借助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评赏者的感受,以充分显示欣赏过程中多种心理活动交织的情状。早在东汉蔡邕的《笔论》中,就运用丰富、美好的比喻,来强调书法创作的体势应融人大自然各种生动的形态。自此,历代书论家留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孙过庭《书谱》中写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作者就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是博喻,来比拟钟繇、张芝和二王书法的神妙景象,从而使人获得一种感性的认识,便于领会。此类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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