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的轶话

司马迁史记~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白话释义：
有一个屠夫，傍晚走在路上，被狼紧紧地追赶着。路旁有个农民留下的田间休息处，他就跑进去躲藏在里面。狼从苫房的草帘中伸进两只爪子。
于是屠夫急忙捉住狼爪，不让它离开，但是没有办法可以杀死它。只有一把不满一寸长的小刀，就用它割破爪子下面的狼皮，用吹猪的方法往里吹气。
（屠夫）用力吹了一阵儿，觉得狼不怎么动了，才用绳子把狼腿捆起来。出去一看，只见狼浑身膨胀，就像一头牛。四条腿直挺挺地不能弯曲，张着嘴也无法闭上。屠夫就把它背回去了。
清·蒲松龄《狼三则·其三》原文：
一屠暮行，为狼所逼。道旁有夜耕所遗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但思无计可以死之。唯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
极力吹移时，觉狼不甚动，方缚以带。出视，则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遂负之以归。三事皆出于屠；则屠人之残爆，杀狼亦可用也。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蒲松龄5岁的时候，正值满清入关，在扬州屠城，在山东镇压农民起义，也产生了很多稀奇事，这些都影响到《聊斋志异》。
蒲松龄大概在分家以后，做私塾教师时，就开始写《聊斋志异》。他的好朋友张笃庆发现蒲松龄因为写《聊斋志异》影响到考举人，就写了一首诗劝他，别写小说了，专心去考试吧。但是蒲松龄不听，还是写，不管哪个朋友听到什么奇闻轶事，他都要了解一下，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头。
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他早年也曾想借助科举入仕，可惜屡试不第，只能以教书为生。他自幼便对民间的鬼神故事兴致浓厚。
据说，蒲松龄曾为了搜集素材，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来喝茶的人可以用一个故事代替茶钱。借助这个方法，蒲松龄搜集了大量离奇的故事，经过整理、加工过后，他都将其收录到了《聊斋志异》中。
据清人笔记《三借庐笔谈》记载：蒲松龄每晨起就在大道边铺席于地，并摆设烟茶，坐待过往行人，以搜集奇闻异事。每听到一事，回家后就加以粉饰润色。
康熙元年（1662），蒲松龄22岁时开始撰写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春，40岁的蒲松龄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名为《聊斋志异》，南高珩作序。此后屡有增补。直至康熙二三十九年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该书还有少量补作。《聊斋志异》的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倾注了蒲松龄大半生精力。

413年，好太王病故，年仅39岁。虽然好太王统治高句丽仅22年，但高句丽的领土在他在位期间得到迅速的扩张。高句丽在当时是朝鲜半岛有史以来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好太王因此被朝鲜民族视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好太王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太王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
跆拳道ITF的“广开”套路就是以好太王命名。其中的39个动作代表着扩张与收复。“39”取自好太王继位的391年的前两个数字。
414年，长寿王为好太王立了好太王碑以记录好太王的功绩。这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的宝贵的资料。不过，好太王碑也记录以下有关倭的事件。
399年，百济和倭联合入侵新罗。新罗向高句丽求助。
400年，高句丽将倭从新罗和朝鲜半岛南部逐出。
404年，高句丽再次打败从海上入侵的倭寇。
一、四世纪后半叶的朝鲜半岛局势　　四世纪初，高句丽第十五代君主美川王吞并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和带方郡，由此，高句丽的战略触角从东北南部逐步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开始了与半岛中南部的百济与新罗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阶段。此时，高句丽的势力尚不占优势，在西面，受到前燕的进攻，故国原王十二年（342），首都丸都城被前燕攻陷并洗劫；在南面，遭到了百济方面的攻击，故国原王四十一年（371），百济的近肖古王率兵三万攻击平壤城，故国原王亲师拒之，中流失而亡。继位初期的小兽林王收缩军事，大力稳定国内政治，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经过整饬和改革后的高句丽国力渐盛，尤其是好太王，即广开土王即位后，历经其二十二年的征伐，达到了高句丽的全盛时期。同一时间里，半岛对岸的倭国尚未统一，九州的熊袭仍未臣服大和朝廷，但神功皇后却做出暂讨熊袭先征新罗的决定，并且结盟百济，插手半岛事务。高句丽的南下伐济与倭济联盟的伐新产生了巨大了利益碰撞，由此展开了高句丽助新罗抵御倭济联盟的侵扰的系列战争，从四世纪末拉开帷幕，直至五世纪中叶才有所缓和。　　二、好太王的南征　　好太王即位后，重新拉开了在朝鲜半岛上的争霸战，这一时期的争战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仍然主要是在高句丽与百济之间进行的对抗。即位当年（391）七月，好太王便南下连克百济十余座城池，重新燃起高句丽与百济间的战火。同年十月，再陷百济重镇关弥城，此战一举打破了双方间的平衡，甚或高句丽以往的劣势，从此战争的天秤开始倾向有利于高句丽的态势而发展。好太王二年（392）八月，“百济侵南边，命将拒之”；三年（393）七月，“百济来侵，（好太）王率精骑五千，逆击败之，余寇夜走”；四年（394）八月，“（好太）王与百济战于浿水之上，大败之，虏获八千余级”；六年（396），好太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于是得五十八城，村七百。将残主弟并大臣十人，旋师还都。”几次战役下来，都给予百济以沉痛的打击。自此，高句丽确定了在朝鲜半岛军事地位上的绝对优势，并且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其亡国。而从现有中韩日三国的古代文献史料以及金石碑碣等材料来看，好太王十年（400）之前的丽济战争中，都未曾出现倭人或倭兵。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倭国的主要侵袭对象是距离他较近的新罗，虽然极力利用丽济战争，来对百济施加政治压力，但尚未直接出兵，介入高句丽与百济的战争。　　到了第二阶段，以好太王十年（400）的庚子之役为界，丽倭战争拉开帷幕。是年，倭国利用高句丽与百济间连年交战的时机，加紧了对新罗的侵扰，其用兵之甚，业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倭人满其（新罗）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新罗奈勿王迫于国家危亡，不得已而求援于高句丽，好太王借此扩大高句丽的政治影响，于是应其请派军救援新罗，此役大败倭人，倭国在新罗兵溃。以此为开端，倭国开始与高句丽直接的军事对抗。好太王十四年（404），“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王幢要截汤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十七年（407），好太王“教遣步骑五万……王师□□合战，斩杀汤尽。所获铠甲一万余领，军资器械，不可称数。”为惩处百济私下与倭国联盟，好太王再次派军南下，合战百济与倭兵，又给予其沉重的打击。在这一阶段，倭国直接开始介入朝鲜半岛的军事斗争，然而，在被高句丽好太王的几次打击下，接连遭受挫败，未能在朝鲜半岛立稳脚跟。　　三、济倭联盟的建立与丽倭间的战争　　百济与倭国结成联盟是随着其在对高句丽的战事失去优势的背景下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自四世纪中叶，百济与高句丽在争夺领土和霸权基本保持着军事优势，直到好太王即位，从辛卯（391）年到丙申（396）年的六年战争中，好太王一扫高句丽的颓势，将战争的天秤倾向于己方，百济阿莘王“献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细布千匹。”并且被迫立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为了继续进行争霸战争，因而与极力插手半岛的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阿莘王条中可知，就在丙申年（396）的五月，百济与倭国开始结盟，并派王子腆支为质子赴倭国。　　倭济两国由建立外交关系到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是在庚子（400）之役以后。在好太王九年（399），高句丽便发觉了“白残违誓，与倭和通。”趁好太王巡视平壤之际，新罗奈勿王派出使节，向好太王陈述了“倭人满其（新罗）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新罗不得已“归王请命”，向好太王求助援兵。“（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说明新罗已迫于形势，向高句丽臣服，而好太王也应允了助兵新罗抗倭的决定。由于先前丙申年（396）给予百济以沉重打击，丽济战线比较稳定，好太王才有能力腾出手来支援新罗。好太王十年，即庚子年（400），派遣步兵和骑兵，共五万大军，前往救援新罗。此役在好太王碑文中描述得十分清楚：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卽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戍兵，满罗城。□□其为倭□□□□□言□□□□□□□□□□□□□□□□□□□□□□□□辞□□□□□□□□□□□□□溃□□罗城，安罗人戍兵。　　是役，高句丽三战倭兵，皆胜。自好太王十年（400）的庚子之役为开端，倭国与高句丽开始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战争结果却让倭国饱尝了失利的苦果，也让其认识到了高句丽的强大，从庚子之役的失败教训中，倭国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侵占新罗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百济，而是更为强大的高句丽。所以排除掉高句丽这个巨大障碍，才是倭国当务之急的策略。藉此，倭国积极地加紧与百济的联系。庚子之役后倭国与百济来往更加密切。阿莘王十一年（401）五月，“遣使倭国求大珠。”十二年（402）春二月“倭国使者至，王迎劳之，特厚。”更加确立了两国的同盟关系。经过近四年的精心筹备，大和朝廷试图一雪庚子之耻，于是在甲辰年（404），主动出击，联合百济侵入高句丽南部带方郡的地区。　　(广开土王十四年<404>)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和通残兵口石城，口连船口口口，王躬率住讨，从平穰口口口锋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　　然而，好太王再次给予倭济联盟以沉重的打击，此败，让倭济两国认识到，想要对付和清除强大的高句丽，倭济两国必须要联合起来，结成了稳固的政治军事同盟。好太王十四年（404），倭国“和通残兵”攻带方界，次年（405）百济阿莘王死，“倭王以兵士百人卫送”入质于倭的阿莘王太子腆支回国即位，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倭济同盟的正式建立。此后好太王碑虽再无丽倭战事的记述，但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我们还能看见战争的延续，在新罗实圣王四年（405）“夏四月倭兵来攻明活城，不克而归”，六年（407），“春三月，倭人侵东边，夏六月又侵南边”，可见两次败于高句丽后倭国依然没有间断对新罗的侵扰，而此刻新罗应该还是依凭高句丽的庇护，在实圣王十一年，“以奈勿王子卜好，质于高句丽。”足见此时丽新关系的密切。　　四、好太王与倭的战争中的一些问题　　1.插手半岛事务时倭国并未统一，但这并不阻碍其对半岛的用兵　　与好太王对战的倭国正处于古坟时代（又称大和时代,大体为250–538年间），这一时期倭国并未统一，日本列岛上还有好些小国林立，大和朝廷正处在统一兼并的阶段。但未完全统一的倭国同样将新罗作为兼并对象。由大陆和半岛迁徙的“渡来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技术包括,灌溉技术、提防建筑技术、古坟建筑技术；用铁制作武器和农具的技术、造船、养蚕、织布、土器制作技术等，大和朝廷实力迅速发展。但倭国本土物产并不丰富，资源十分有限，人口也比较匮乏，所以当岛内的兼并战争并不顺利时，理所当然的想到先到大陆去掠夺物资和人口，以满足岛内战争需要，而最佳目标便是距离最近且国力稍弱的新罗。倭国一直就未间断对新罗的侵扰，自新罗建国起便有倭国来犯的记述，尤其是三世纪后期儒礼尼师今时代，倭国频繁侵入新罗，虽大都被击溃，但亦时有“虏人一千而去”及“倭兵攻陷沙道城”的记载，能掳千人并攻陷城池，足见非一般流寇海盗的能力所及，一定是大和朝廷的官方行为。　　2.好太王碑中所提及的“倭”实体究竟是什么？　　“倭”字在好太王碑中出现频率极繁，尽管诸学者考证的数量上有所差距，但足以证明“倭”在当时参与了朝鲜半岛的争斗，成为与高句丽对战的主要对象之一。那么，我们认清碑文“倭”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对战争的规模及其影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综合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基本上可分成五种:第一种主张“倭”是统一后的大和朝廷受天皇指派的军队。以日本学者井上光贞、津田左右吉、左伯有清为代表的；第二种主张“倭”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以朝鲜学者朴时亨和我国学者王健群为代表的；第三种主张“倭”是指北九州的倭王朝。以日本学者古田武彦和倭国学者朴真奭为代表的；第四种主张“倭”是自日本列岛向朝鲜半岛的迁徙者。由我国学者李德山提出；第五种主张“倭”是就是倭国的军队，不同于第一种日本学者意见的是并不一定是“统一后的大和朝廷”而已。是由我国学者耿铁华提出。　　首先，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此时的倭国并未统一。其次，如果单纯是海盗，那么不会有较高的协同组织作战，更不会让新罗朝廷应接不暇。再次，我们知道此时为日本古坟时代，大和朝廷的中心当是在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地带，正是因为在此地遍布皇室巨大古坟而得名，而非是在北九州地区。最后，无论是从朝鲜《三国史记》等史料，还是从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史料，抑或是中国的相关史料来看，此时的日本列岛都是移民流入地，而非移出地，大量大陆和半岛的“渡来人”构建了古倭国。如果说此时日本列岛存在统一战争，那么此刻无论是大陆还是半岛都处于纷繁战事之中，没有回流移民的道理。所以，笔者更认同耿铁华先生的观点，认同碑文中的“倭”当是指受倭国或以倭国为首的政治势力派遣的代表倭国利益的军队。　　3.《三国史记》中“广开土王本纪”和“阿莘王、腆支王本纪”为何没有提及好太王对倭的战事　　好太王碑中陈述了大量其战倭的描述，而《三国史记》中《广开土王本纪》和《阿莘王、腆支王本纪》却没有提及好太王对倭的战事，那么是不是如有些学者认为的，碑文中所陈述之“倭”根本不是军队，而只是一群倭人迁徙者，好太王战倭之事子虚乌有呢？好太王碑于长寿王二年（414）树立，距离好太王死仅仅两年，对其生平描述当是比较准确，尽管里面许多溢美夸张之词，但似无杜撰战倭事件的意义。成书早于《三国史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亦写有日本天皇及皇后跨海征战新罗等字样，与之基本对应。我们可以认定该时期日本虽未统一，但的确已经插手半岛军事。《三国史记》之所以未加详尽记录倭的介入，笔者认为，首先，《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纪年上的混乱，让当时的编撰者未纳信采用；其次，金氏编写时重点考虑的是三国间的征伐，以丽济战争为重点，且未曾见过“好太王碑”，亦未采纳相关史料而忽略日本势力的介入也是有情可原的。在《日本书纪》中载有“与百济国间的亲交与契机”及“再征讨新罗”，从时间断限及描述上恰与“好太王碑”相互印证，足见好太王战倭的事实存在。　　五、好太王挫败济倭联盟对半岛局势的影响　　1.确立了高句丽在半岛的霸主地位。　　经过好太王二十二年的征战与经营，迫使百济和新罗承认其区域主导，确立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霸主地位，驱逐了倭国的几次侵入新罗、染指半岛的企图。好太王二十二年（412），好太王去世，丽济间的争霸战争暂时缓和，直至半个世纪后，高句丽才再度南下，重开战事。好太王十一年（401），好太王将高句丽扣押的新罗王子实圣尼师今归还新罗以示友好。不过高句丽的军队并没有从新罗撤军，并一直对新罗控制。好太王时期使得朝鲜半岛南部免于受到倭的入侵，而日本本土由于渡来人的增多，阿知使主意图从海上与中国大陆上的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其前往东晋的的外交船只。被广开土王派遣军舰多次在海上拦截。　　此后，新罗对高句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屈从逐步转为对抗。后来，百济与新罗开始结成联盟，用以共同对抗高句丽的南下。长寿王二十八年（440），新罗就因袭杀高句丽边将，而遭到长寿王的讨伐，新罗王及时谢罪而得免。长寿王四十三年（455），高句丽再开兵火，进攻百济，此次新罗则公然出兵援助百济。长寿王六十三年（475），长寿王亲自率兵三万围攻汉城，新罗应百济请求，出兵相助。五世纪期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基本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些都与好太王的征伐不无关系，正是因为好太王的军事行动，才奠定了自五世纪开始的朝鲜半岛霸主地位。　　经过五世纪初的丽倭战争，倭国逐渐认识到了高句丽的崛起与强大，在数次军事行动和政治策略均告失败以后，倭国不得不尝试与高句丽改善双方的关系。然而，因为高句丽时常以地区霸主自居的骄横态度对待倭国，使得倭国表明通好，实质内心对其仍充满敌意，意图重新插手半岛事务，重建其政治影响。从其向刘宋抱怨“句骊无道”、“实忿寇仇”可见一斑。然而仍忌惮高句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不敢造次。可以说，倭国对高句丽及畏惧，又仇恨，却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对其无计可施。如果说四世纪时倭国尚可利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间的矛盾，借机染指朝鲜半岛和干涉半岛事务，然而至五世纪时，随着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军事优势的确立，使得倭国失去昔日那样在朝鲜半岛上的恣意妄为。为了钳制高句丽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倭国不得不假手于中原王朝的势力，来改变现有的朝鲜半岛局势，试图借助中国王朝的力量来制约高句丽的力量，这便是倭王要求“都督六国或七国诸军事”称号的用意。　　2.避免了倭对百济和新罗的侵扰和控制，保全了新罗的独立性，奠定了新罗兼并伽倻等小国的基础。　　庚子之役与甲辰之役保全了新罗政权，扭转了半岛形势，此后，尽管倭国仍然骚扰侵犯新罗，但却再也无力介入朝鲜半岛的争霸战争。此前的新罗虽一直遭受倭国的侵袭，但它却灵活的掌握政治变化，善于利用合纵之术，在瞬息万变的半岛斗争中越来越强。借助高句丽的力量赶走倭国入侵后，尽管臣服于高句丽，但其国力却逐步强盛，陆续蚕食兼并了伽倻等南部小国，甚至开始联合百济对抗高句丽，稳据半岛东南。　　其次，曾与倭国结成结盟的百济，也逐步甩开倭国的影响。因几次在危难之时倭国都采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策略，因而引起百济的不满。由此，百济对倭国开始“不修贡职”，与其渐行渐远。公元479年，倭国察知百济不得已南迁后政局一直不稳，国内空前混乱，趁机扶持东城王即位，谋求从百济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多次在盟友危难之时弃之不顾，甚至落井下石，已经让百济上下对倭国非常不满。百济和倭国既互相需要对方，又各自保有警惕之心，倭济同盟同床异梦、名存实亡。由于领教了高句丽的强大，而高句丽与百济之间又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倭国于是将战略目标由朝鲜半岛调整到了国内，即由争夺半岛霸权转向致力于自己国内的统一。毫无疑问，从百济获得的先进文化技术，特别是铁和“渡来人”，在倭国的统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 释]　　1赞相当于应神或仁德、履中天皇，珍（也称弥）相当于反正或仁德天皇，济相当于允恭天皇，兴相当于安康天皇，武相当于雄略天皇。　　2《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224页。　　3《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汉译电子版。　　4《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5好太王碑文，六年丙申条。　　6好太王碑文，九年乙亥条。　　7好太王碑文，十四年甲辰条。　　8好太王碑文。十七年丁未条。　　9好太王碑文，六年丙申条。　　10好太王碑文，九年乙亥条。　　11 《三国史记·百济阿莘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12好太王碑文，十四年甲辰条。　　13 沈仁安：《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韩国学论文集·第七辑》。　　14 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国家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0；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9；佐伯有清：《广开土王碑文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史学杂志》1973年第12期。　　15 朴时亨：《广开土王陵碑》，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66；王建群：《好太王碑中“倭”的实体》，《博物馆研究》，1985。　　16 古田武彦：《好太王碑史料批评——向共和国（朝鲜）与中国学者质疑》，载朴真奭《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朴真奭《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17 李德山：《再论好太王碑之“倭”》，《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18 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长春：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9 李德山：《再论好太王碑之“倭”》，《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20 《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
孙炜冉：《五世纪的丽倭战争述论》，《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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