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史三国：甘宁之死风谲云诡
作者&投稿：毕顾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然然史志中，亦有蛛丝马迹可寻。据《三国志·孙皎传》载，孙皎尝以小故与甘宁忿争，孙权闻之，曾以书信批评孙皎。孙权在书信中尝有 「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 之语。后世推测， 「吾与北方为敌」 应指赤壁之战。
故以 「十年」 推算，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甘宁仍然在世。
又参《三国志·潘璋传》载，‘ 关羽死后，权拜璋为固陵太守。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 ……’文中提及，潘璋在任固陵太守后，曾收编甘宁旧部。由史志表述逻辑推断， 「甘宁卒」 于东吴夺取荆州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后。
且与前述《孙皎传》之说亦可相互印证。
然综上所述，不过是初级推断、间接证据，并非实证……
首先，数字在古代可表实数，亦指虚数。
故孙权之十年，可为约数，并非恰好十年，亦可表一段漫长岁月。故即使孙权提及 「与北方为敌」 ，实指赤壁之战。亦无法以 「十年」 推算，将甘宁在世时间精准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存在数年偏差，皆有可能。
其次，参《三国志·丁奉传》载，‘ 丁奉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 。’即丁奉归属之先后顺序，恰好与 「潘璋并甘宁旧部」 相吻合。即甘宁旧部在转属潘璋之前，或曾隶属过陆逊。
换言之，潘璋并非在甘宁故后，立即收编其旧部，中间或有数年间隔。如此甘宁去世时间，或将大幅提前。
又孙权之书信载曰，‘ 近闻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 。’
其一，是孙皎因酒发作，侵陵甘宁；而甘宁亦尝言，‘ 诚不能随俗屈曲矣 ’，即甘宁认为错不在己，绝不委曲求全。
其二，甘宁此时应从属于孙皎。然《三国志》云，孙皎此人 「轻财能施，善于交结」 。但是却故意欺辱甘宁，显然与史志所载不合……
参《三国志》云，孙皎的职责是 「代程普而督夏口」 。而建安二十年（215），甘宁亦因功迁西陵太守。
就地理关系而言，二人隶属于同一军区。不仅印证了二者的从属关系，亦提供了二人能够一起饮酒之理由。且此时吕蒙屯于寻阳、北御曹魏，与甘宁职责相同，管辖亦不过一江之隔，故孙权之书信中方有甘宁 「求属吕蒙督中」 之语。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吕蒙代鲁肃西屯陆口。然陆口却距西陵甚远，亦难以与甘宁形成从属。
而参相关史志，孙皎其父孙静、其兄孙瑜，皆死于建安二十年（215）。
孙皎内心悲痛，亦是人之常情。而甘宁新任西陵太守，通常须拜会上司孙皎。但甘宁为人处事过于 「豪迈」 ，进而在饮宴中发生冲突之概率极高。
因为孙权亦在信中云 「甘宁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 ，即说明事因甘宁粗豪而起，最终导致孙皎因失父兄之 「怒火」 ，而借酒发作。
综上所述， 「孙皎事件」 应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而非建安二十三年（218）。
更为重要的是，《甘宁传》在建安二十年（215）之后，再无有下文。故唐·许嵩在 《建康实录》 亦载，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冬。
然则，倘若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属于正常亡故，无论病死，抑或战死，史书皆可直言不讳。
但是正史对此，却是避而不提……
参《甘宁传》载，‘ 建安二十年（215），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淩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 。’
即历史上著名的逍遥津之战……
而此亦是《甘宁传》中载录，甘宁参与之最后战役。 换言之，甘宁极可能死于逍遥津之战 。
参《凌统传》载，‘ 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 。’
所谓 「敌已毁桥」 ，即张辽早已派兵断了孙权的退路。
《甘宁传》言津北唯 「车下虎士千余人」 ，其中即包括 「凌统率亲近三百人」 ，故而凌统负责断后。但只靠凌统及三百亲兵是不现实的。孙权身侧四员战将，在誓死突围后，按照正常逻辑，应有两人护送，两人断后。
但《凌统传》虽有详述，却未提及何人与凌统共同断后……
参《蒋钦传》载，‘ 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钦力战有功 ……’
又《吕蒙传》道，‘ 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淩统以死捍卫 ……’依据史志对比推测，与凌统共同断后者或是吕蒙。
但又《水经注》载，‘ 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著鞭助势，遂得渡梁 ……’
即最后护送孙权脱离危险之人，却是甘宁。
不过无论蒋钦，抑或吕蒙，武力值皆远不及甘宁……甘宁实为东吴之斗将，孙权尝言，‘ 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换言之，唯甘宁可阻张辽，甘宁亦别无选择。
逍遥津一战，孙权可谓险象环生，战后论功行赏……
吕蒙 「拜左护军、虎威将军」 ；蒋钦亦 「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 ；凌统则 「拜偏将军，倍给本兵」 ；即使是「给使」谷利，亦拜为都亭侯。反而甘宁竟然未有只言片语，此一奇也。
江东十二虎臣，韩当石城侯，周泰陵阳侯，徐盛芜湖侯，潘璋溧阳侯，丁奉安丰侯；而程普、黄盖、蒋钦、陈武、凌统死后子嗣亦有爵位。
唯独 甘宁、董袭 两人并未封侯。董袭史志中并无子嗣，而参《甘宁传》载‘ 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 。’故孙权并未追封，亦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甘宁尚有其他子嗣。
参《晋书·甘卓传》载，‘ 甘卓……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 。’即甘宁尚有一子甘述，不但并未授爵，甚至并未载录于《三国志》中，此二奇也。
由此 「二奇」 观之，孙权对甘宁之态度，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矣……
参《甘宁传》云，甘宁喜好 「负毦带铃」 ；《吴书》亦云，‘ 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
且 「隆重接待他之人，才与之结交欢娱，否则即放任手下强夺其人财产。」
甘宁个性如此鲜明，不受世俗拘束。即使是放在现代亦属于特立独行，何况两千年前的古代。
《吕蒙传》云，‘ 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 。’即孙权对其早已心中不满。惟甘宁是难得之斗将，孙权因其才，而不得不暂时隐忍而已。
实际上，自建安十三年（208），甘宁归顺孙权后，史志所载参与的战役不过一手之数……
首先，甘宁谏言孙权攻取黄祖，但孙权尝举酒属宁曰：“ 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 ……”即让甘宁多提建议，并未言及让甘宁参战。
又《吴主传》云，‘ 十三年（208）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 。’
即实际参战将领是吕蒙、凌统、董袭等人。并未提及甘宁，换言之，孙权对于此时的甘宁并不信任。而小说中甘宁之事迹，皆系移植于董袭而已。
后甘宁先后参与乌林赤壁战，南郡争夺战；特别是在南郡战中，甘宁献计冒险直取夷陵，为夺取南郡提供了条件，实为甘宁入东吴之投名状。然史志并未记载有过任何封赏。
建安十八年（213），在濡须口奉孙权之命夜袭曹营，史载 「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
先不论孙权对于甘宁的封赏是否厚重，所谓 「宁益贵重」 ，表明在此之前，甘宁在东吴受重视程度有限。而且夜袭曹营与否，并不影响整体战局，更像是孙权对于甘宁忠诚度之考验。
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攻打皖县，经吕蒙荐为升城督，至此，方才因功迁 折冲将军 。
建安二十年（215），甘宁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最终被孙权拜为 西陵太守 ，领阳新、下雉两县。「西陵」即是江夏郡治所，今武汉市新洲区。又兼领阳新、下雉二县。
就地理位置而言，原属军事要地。
但自东吴夺取江夏，入驻荆州半壁。上游有 孙皎 屯于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区；下游有 吕蒙 屯于寻阳，即今武穴市至黄梅县一带。甘宁驻守于二者之间，不过是辅佐孙皎抵御北方，承上启下而已。
客观而言，甘宁之功绩足矣，否则不会被后世列为江东十二虎臣之一。
但奈何至逍遥津之战为止，甘宁归顺东吴不过短短七载。甘宁又 「粗暴好杀」 、 「时违权令」 ，而孙权又非心胸宽广之辈，如此对待甘宁则不足为奇。
但是即是如此，史志亦不必对甘宁之死避而不提……
如果甘宁是为东吴而贡献、护孙权而赴死、因断后而牺牲，史志应无需回避。 故以此推之，甘宁之死背后，或许存在一些不可告人、不便载于史录之事 ……
不过，史志亦是有所提示，即裴松之在为《甘宁传》作注时，在记述逍遥津战役的最后，引注了一段于此毫不相关之事……
即《吴书》曰，‘ 淩统怨宁杀其父操，宁常备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仇之 。’曾经两人在吕蒙住处宴会，酒酣，凌统以刀起舞，甘宁恐凌统刺杀，亦欲以双戟为舞。却被吕蒙操刀持盾分开。
孙权知后，令甘宁领兵屯于半州城。换言之，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血仇！
孙权虽下命让凌统 「不得仇之」 ，但凌统是否会遵从？
参《凌统传》载，‘ 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 。’即凌统因都督陈勤辱及其父，将其砍杀。
针对陈勤尚且如此，面对杀父仇人，凌统是否会因孙权一道命令而放弃复仇……
《水经注·卷三十二》载，‘ 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
凌统因何 「流涕津渚」 ，《凌统传》的解释是 「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 。按常理而言，亲兵战死，难过亦属正常。但津北除却凌统的三百部曲，尚有七百余虎士，此战亦是凶多吉少。
且以当时之价值观，为主而死，亦是士兵之荣耀。
然凌统于孙权当面痛哭流涕，表达失去亲兵之悲痛，却非臣子应有之表现。
以此推之，凌统的难以自控，真的是 「亲近无反」 所致吗……
是否有凌统对甘宁见死不救，抑或有意坑害之可能。以致甘宁身死，深感大仇得报，而难以自制乎。凌统以身犯险，是否早有图谋，是否有人从旁配合。当年凌统杀死张勤后，即是以 「以命换命」 之法自我救赎，是谓 「非死无以谢罪」 。
又《吴主传》载，凌统二子烈、封， 「权内养于宫」 ，是否是一种变相保护……
假设上述推理成立，吕蒙作为参与者，是否会对此沉默不语？毕竟吕蒙对甘宁有知遇之恩，皖城之战即是吕蒙推荐；孙权恼怒甘宁违令，亦是吕蒙求情；而甘宁在孙皎处受委屈，亦求转属吕蒙……
即使东吴无人为甘宁 「含冤抱屈」 ，吕蒙应不在其列。
然史实却非如此。参《甘宁传》载，‘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 ……’甘宁则以拜见吕蒙之母为由登门拜访，逼迫吕蒙交出此人。后 「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 。
吕蒙闻之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后被其母拦下。
「厨下儿」 不过烹调食物的仆役，却能够 「走投吕蒙」 。
而在甘宁将其射杀后，吕蒙却是闻之大怒，欲与甘宁兵戎相见。从吕蒙的这种过激行为判断，这 「厨下儿」 的身份绝非普通仆役。或许是潜藏在甘宁身侧之眼线，抑或企图毒害甘宁。
甘宁不顾吕蒙告诫，将其射杀，亦是在试探吕蒙……
且此事应是发生在建安十九年（214）皖城战后，却是逍遥津战役前夕。因为吕母曾语 「至尊属汝以大事」 。因皖城之战后，孙权方委任吕蒙为庐江太守。但在此之前，吕蒙仅是寻阳县令，应不足以称为 「大事」 。
正史之中一字一句，前后位置，皆暗藏深意，属春秋笔法之一。
而在《甘宁传》最后不提及甘宁去世时间，以及原因，反而提及 「厨下儿」 事件，不得不让人生疑，吕蒙是否与甘宁之死，亦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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