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科学家邹承鲁最早合成胰岛素，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为什么1965年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按照最官方的解释，中国没有因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也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合成胰岛素而获奖。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完全创新的成果，而且也倾向于理论成果。胰岛素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合成了没有获诺贝尔奖，因为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没有创新的方法，所以就无缘诺贝尔奖了。中国想得也得不到。需要完全创新的成果才行。因为每个国家的研究方法都是应用多肽合成的方法，没有创新。获得诺贝尔奖的必须是完全创新的成果。
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由于某些人所说的中国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之类的谣言，当时中国确实申报了这个项目，在这里摘录如下：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的薛攀皋研究员，在2005年9月16日的《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澄清了这一问题，其中明确说到“1978年9月，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他准备提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B·乌尔姆斯特洛姆等6位教授的来信，要他在1979年1月31日前推荐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在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副书记李昌的同意后，钱三强便开始运作，向杨振宁发去电报和信函。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
“接下来的难题是按诺贝尔奖的有关规定，从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众多科学家中推选出代表，作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是3个不同单位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晶，仅最后一两年直接参加研究工作的人员就有30余人，其中：生物化学研究所20余人，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和B链（30肽）的人工合成；北京大学化学系和有机化学研究所各六七人，共同负责A链（21肽）的人工合成。
“为此，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与会的有3个单位参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30人，以及通过协商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委员17人，他们是童第周（主任委员）、周培源、于光远、严济兹、华罗庚、钱三强、杨石先、黄家驷、贝时璋、张龙翔、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梁植权、柳大纲、邢其毅、过兴先。评选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会议最后推出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原生物化学研究所，1970年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季爱雪（北京大学化学系，女）和汪猷（有机化学研究所）。
“会议认为，如以4人申请难以被接受；出3人，矛盾较多，而且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据此，我国以一名代表申请为宜。北京大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认为，如出一名代表，理应由生物化学研究所选出。生物化学研究所则推荐钮经义为代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加B链合成，成绩突出，也有一定学术水平。最后，评选委员会表示赞同。
“会后，钱三强主持起草亦代表中国科学院，签发了1978年12月25日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汇报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的情况，推荐钮经义一人为代表的原因和过程后写道：‘我们建议，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一周后，请示报告获得批准。按要求所需的各种推荐材料，由钱三强具函，以最快速度寄给杨振宁以及也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推荐候选人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王浩。与此同时，王应睐也作了推荐。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集体的代表钮经义，被推荐为诺贝尔化学奖1979年度候选人的过程和事实就是如此。
1982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研究完成人：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季爱雪、邢其毅（北京大学），汪猷、徐杰诚（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奖者也仅仅是8个人而已

192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班廷和查尔斯·贝斯特从狗的体内分离出一种活性物质——胰岛素。他们把这种物质注入一条患有糖尿病、濒临死亡的狗身上，这条狗的病情很快就出现了好转。
第二年，他们在一名生命垂危的14岁男孩子身上尝试类似的实验成功后，这种激素进入大规模生产。尽管它不能彻底治愈糖尿病，但它是一种重要的救命药物。
人工合成蛋白质是人们向往已久的，也是人类向生物活性、向生命进军的首要方向。蛋白质如果能通过人工合成，那么，它的意义将不仅仅是找到了无机与有机、无生命与有生命的物质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进一步揭示和证实关于生命、灵魂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由于一些多肽和蛋白质的化学结构，特别是胰岛素的一级结构被陆续认识，通过人工方法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和蛋白质的任务，就摆在了世界各国的科学工作者的面前。
就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目光聚集在蛋白质的人工合成问题上时，195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的科学家邹承鲁、钮经义、龚岳亭、汪猷、邢其毅等众多科学家联合攻关，向科学高峰发起了冲击。
大家知道，195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政治上处于困境、技术上缺乏基础的艰苦环境中，中国的科学家要攻克生命禁区的堡垒谈何容易!科学家的实验所用去的化学溶剂足以灌满一个游泳池，而他们在那些不分昼夜的日子里所洒下的汗水，又何尝不能灌满一个游泳池！
1959年，在各位科学工作者的合力协作下，实现了构成天然胰岛素的A、B两条肽链的拆分和重新组合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国内率先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9肽——催产素。接着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组织了协作组，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65年获得了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并制成结晶。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在科学技术和哲学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为医药工业合成比天然产物更为有效的多肽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发现胰岛素的班廷

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成功，是人类在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重要一步。它标志着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说明人类在研究生命的历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由人工合成胰岛素派生的活性多肽研究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已经人工合成的，除了催产素、增血压素、加压素类似物外，还有促黄体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胰高血糖素等多肽激素。此外，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也在深入探索中。

今年是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44周年。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一次。它和“两弹一星”研究一样，也是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的面子———不但证明了

中国人是聪明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还证明了中国在科研领域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甚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40年来，围绕这项工作，已经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但是，在这个为期六七年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被探究得最少的可能是1960年前后的“大兵团作战”。

以科学家为中心

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由于工作非常艰难、工作量非常大，而自己既缺乏有机合成经验，人手又不够，所以刚一开始，课题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就先后请求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合作。有机所不肯加入，而北京大学很快就同意了。经过几轮磋商，1959年3月，生化所和北大化学系签定了合作协议。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胰岛素合成工作。生化所不太愿意，只同意让它参与做一点天然胰岛素的制备工作，没把它列为正式的协作单位。

北京大学的相关工作由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领导。他们和陆德培等4位青年教师、季爱雪等4位研究生一道，带领有机专业的十多名应届毕业生以毕业论文的方式开展合成研究。而生化所则建立了由邹承鲁、钮经义、曹天钦、沈昭文等人分别负责的5个研究小组，他们各带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分头探路———因探路成功而一直延续下来了的只有由邹承鲁负责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小组和由钮经义负责的胰岛素肽链有机合成小组。

经过一年的探索，到1959年底时，他们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完成胰岛素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这不但基本解决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径问题，还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该研究只剩了“堆肽”技术活的印象。

北京大学开展群众运动

就在这时，“反右倾”运动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大跃进”运动导致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一样，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也影响了胰岛素工作的研究方式。作为直接的导火索，它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时代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很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心，这一次，又率先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最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有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奉行“爬行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沉沉闷闷”、“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的领导人中，张滂被开除出胰岛素合成队伍，留下来的邢其毅也因为“对合成胰岛素不积极”而不再对这项工作具备发言权。改由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负责业务工作；1960年4月时，又有十多位同学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委员加入了领导班子；新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直接领导他们。在这些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军”。他们“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不懂就学，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邢其毅等“老”科学家和原来那些比较“右”的青年教师当然不太认同那些做法，但他们不敢说，只能根据组长、小组长等人的指示执行属于自己的工作。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个肽段”；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就“用两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12肽”；随后，于“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也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链30肽”。

复旦大学加入竞争

正当北大化学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2／3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四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后赶。当时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权副教授比较内行，但她被搁到了一边，对这项工作没有发言权。于是，复旦大学所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稳定基础研究工作为重要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由中科院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所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它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了过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他们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了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链和人工胰岛素B链的全合成工作。聂荣臻和大家一道都在那儿等着，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过去报喜。新华社也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一切都只等他们的好消息。但直到宴会结束，垂涎欲滴的他们也没有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验证。要求北大也进行B链合成，也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科学院开展“特大兵团作战”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院党组正、副书记张劲夫、杜润生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了由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任副总指挥，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生化所副所长曹天钦任正副参谋长，生化所青年科技工作者李载平任具体指挥，生化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指挥部，指挥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特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最初不肯参加这项工作的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敦促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一位连多肽都未见过、新近从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过去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原有的研究转到这项工作中来，但既然党的领导干部在亲自指挥这项工作，他们也普遍表现得很积极。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有一定区别。在这里，“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终于“正式进行会师”，可非常令人遗憾，“总的情况是人A人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B链)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不但如此，在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天然胰岛素B链)测定，结果均无活力”。

王应睐一直心怀整个国家的生化事业，对这种费钱、费力而不讨好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将其停下来。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应该减少一点，让队伍精干一点，都是熟悉业务的人，这样进展会更快。张劲夫和杜润生与科学工作者是比较贴心的，发动大兵团作战一段时间后，见效果不明显，就认真考虑了王应睐的建议。

于是，“1960年7月，杜润生同志指示说，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随后，“经过三天大会，总结辩论，生理、实生、药物三个所下马，留下生化、有机两个所”。剩下两所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到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参加胰岛素工作的学生没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终于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链，自己测试有活力，于是把它们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儿之后，它们又失活了！10月下旬，生化所决定派杜雨苍和张友尚过去“学习”。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学所用的测试方法是不规范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合成”的究竟是什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岛素A链！60万元的巨额经费已经用尽，结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员伤病还相当严重———其中，有3个学生被严重烧伤；有60多个学生得了肺结核———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下去了。连总结都没做，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鸣金收兵。

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情况与北京大学的类似，也是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所收获的恐怕就是失败的教训了。

作为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由领导干部直接指挥不懂行的群众用搞运动方式做研究，这是中国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独特创造，也确实实践了当时一些领导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条研究道路行不通。

脚踏实地终获成功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遇挫之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于是，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再次“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也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但聂荣臻、王仲良、张龙翔、汪猷等多级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的要求和命令下，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工作分别持续了下来，只是把队伍精干到了总共20多人——北大最少的时候只剩两个人，而中科院方面也只剩了一二十人，他们大部分都为早期的参与者——工作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缓慢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合作———北京大学化学系主要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前9肽。又经过两年时间，到1965年9月17日，他们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终于完成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换句话说，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都基本恢复到了先前走所谓“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道路”时的状态后，他们成功了。

邹承鲁 (1923-2006)
邹承鲁，江苏省无锡县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1951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由于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和酶学方面的贡献，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多次。自传在国外出版的综合生物化学丛书·生物化学史卷发表, 对当代生物化学发展的贡献已载入史册。197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八届常委。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荣誉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多年来，历任一些国内外重要科学期刊编委，包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Analytical Biochemistry及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编委,美国Biochemistry及FASEB Journal顾问编委等。1981－1982曾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1990年间曾分期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Fogarty研究员。
邹承鲁院士发现纯化的细胞色素C与在线粒体结合时性质的差异；对呼吸链酶系的研究，为我国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胰岛素人工合成中负责A链及B链的拆合，确定了合成路线；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作图法；关于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和反应速度常数测定的新方法，得到国际上广泛采用；关于细胞色素b的三相还原，胰岛素A链及B链本身含有形成完整分子的必要信息，在弱变性条件下酶活性丧失先于分子整体的构象变化，因此酶活性部位具有较高柔性并为酶活性所必需等，都是开创性工作。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由于在生物化学领域内的贡献，1992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人工合成胰岛素，及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工作，分别获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者还获得1989年陈嘉庚奖。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活性部位新荧光团的形成，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和酶作用不可逆抑制动力学工作，先后三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或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外还获得国家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多次。
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应外国朋友的邀请，自传已在综合生物化学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三十七卷，生物化学史发表。
中国生化泰斗 科学真理卫士 —— 邹承鲁院士
邹承鲁(1923—2006)，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荣誉会员，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酶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邹承鲁在生物化学领域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是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四次，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多次。他是迄今在国际性丛书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生物化学史栏发表自传的唯一的中国生物化学家，他对世界生物化学的贡献已得到承认并载入史册。
邹承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八届常务委员。
邹承鲁1923年5月17日出生于山东青岛，祖籍江苏无锡。1941年毕业于由天津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他参加庚款留英考试，以化学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947年赴英，在当时世界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凯林（Keilin）教授从事呼吸链酶系研究。研究生期间，他在国际上最早尝试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的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发现了细胞色素C1与线粒体结合前后性质发生很大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个物质。单独署名的论文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在发表半个世纪后仍不断被人引用。
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邹承鲁在1951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他与王应睐等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辅基腺嘌呤二核苷酸与蛋白部分通过共价键结合，这是以往从没有发现过的。他们对呼吸链和其他酶系的系列工作奠定了我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的基础。1958年，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他和他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的这项工作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作集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20世纪60年代初邹承鲁回到酶学研究领域。他建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被称为“邹氏公式”，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他创建的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被称为“邹氏作图法”，已收入教科书和专著。有关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定量研究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60年代的酶学教科书中通常只有涉及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和计算，忽视不可逆抑制的理论和计算。1965年，邹承鲁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关综述应邀发表在国际酶学领域权威性的丛刊Advance in Enzymology上，这是至今我国唯一的一位在此丛书发表综述论文的中国生物化学家。“酶活性不可逆改变动力学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0年新版的酶学教科书Enzymes详细介绍了邹承鲁提出的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
1970年邹承鲁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1979年，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揭示胰岛素A、B链拆合成功的内因，邹承鲁开展了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阐明了A链和B链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因此能在溶液中折叠而形成正确共价连接的活性分子。对国外科书中有关提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多年来蛋白质变性的大量研究常限于蛋白质分子的构象变化，很少把它与活性变化联系起来，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计算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方法。邹承鲁和他的学生们用自己创立的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得到活性丧失先于构象变化的结果，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假说。十余年间实验数据的积累充分支持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学说。世界各国有十几个实验室随后开展的研究进一步支持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邹承鲁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推向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是酶作用机制研究的重大进展，对此工作的总结发表在美国Science杂志。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新生肽链如何折叠成为具有特定空间结构的功能蛋白质，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环节。绝大部分研究是用蛋白质变性后完全伸展的完整肽链的重新折叠作为新生肽链折叠研究的模型。邹承鲁认为新生肽链的折叠既与合成同步进行，又在合成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在合成完成后经最后调整而完成。这一新的观点已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科学界同行所接受。1993年，邹承鲁又和同事们一起进入分子伴侣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他的学生们用充分的实验验证了假说，打破了折叠酶和分子伴侣两大类帮助蛋白之间的界限。该假说也得到世界上许多实验室体内外实验的进一步支持，已为国际科学界接受。
邹承鲁是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他曾任国内外一些重要科学期刊的编委。1981年—1982年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1990年间应邀分期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Fogarty Scholar in Residence）。他还为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能越过政治障碍一起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
邹承鲁一贯强调基础研究，不断呼吁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科学问题。他提倡自由探索，积累创新，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关于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问题，他认为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才能逐渐取得国际的公认。他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学会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直到弥留之际写完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研究生培养问题”，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发表在《光明日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承鲁满腔热情地积极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邹承鲁是中国科学界的典范，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人民和中国科学事业。2006年11月23日5时22分，一代宗师，科学泰斗——邹承鲁院士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巨星陨落，伟人已逝，但先生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并将永远鼓舞和激励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11月23日5时22分，83岁的邹承鲁院士停止了呼吸。一周前，医生向邹承鲁征询意见，是否在最后时刻切开气管、接入呼吸机以维持生命。邹承鲁答：“我不要苟延残喘。”
他的率真在中国科技界是有名的。今年1月，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看望邹承鲁时动情地说：“邹老，您不断讲科学道德、不断讲重视基础研究……尽管有人听了不高兴，不去理他，还是要讲。”就在21天前，邹承鲁还在网上发表了《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的文章，言辞犀利、恳切。
早在1997年的两会上，他就批评了科技界学术道德滑坡的现象。此后，他两次联合其他院士，倡议讨论“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呼吁尽早出台科学道德规范。针对科学家为核酸营养品做商业广告、留学归国人员夸大学术成果、企业虚夸“5年克隆全部人体器官”、院士涉嫌论文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他不顾年迈体弱，一次次披挂上阵，为净化学术空气擂鼓呐喊。
在后辈心目中，他是科学斗士与真理卫士的完美结合。邹承鲁对学生说，“像这些得罪人的事情，你们可能不大花时间去管，还是由我来做。”
“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是邹承鲁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却往往成为“新闻焦点”。从上世纪60年代参与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辉煌，到65岁至70岁“青春再现”的第二个学术高峰，邹承鲁始终站在中国生物化学研究的前沿。他培养的学生，如今不少已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其中包括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只要头脑还清醒，他就愿意多做事。”在邹承鲁身边做秘书已经有13个年头的刘江红说，这些年来，他始终坚持到研究所全时上班，即使是患病后，只要能走得动，还是会坚持去半天、一天。
“邹先生是很坚强的人。”刘江红说，9次化疗对邹承鲁的损伤很大，中间还摔过两次，大小手术很频繁。“等再能坐起来的时候，他的腿上已打了5个钢钉。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拄着拐杖行走，而且没叫过一声疼。”
生前，作为李四光先生的女婿，他一直住在北京海淀区“李四光纪念馆”。他和岳父李四光、妻子李林成就了“一家三院士”的佳话。如今，三院士均已离世，纪念馆的小楼上，人们仿佛还能看到他们交流探讨的身影，还能听到邹承鲁在背诵他喜欢的《琵琶行》：“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敬爱的邹承鲁院士您安息吧！
邹承鲁院士千古！

本来国际上的规定是上报的得奖人数不得超过3人，可是中国当时的社会一定要搞团结集体主义，还有上级领导的压力，最后报了四个人（因为不让谁上都不好），还想象着可以给个面子破例一次，但评委会（应该就是这类组织吧）一怒之下就不给奖了，因为中国人无视人家定的规则，所以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就这样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这是我们生物老师给讲的，而且正史一般都是说好听的，蒙蔽真相吧，我们老师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呢。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是在“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对诺贝尔奖一直持批判和拒绝的态度。就在这次鉴定会上，有人提出，“诺贝尔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

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

1977年6月12日至30日，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在同澳大利亚科学家的一次谈话中，有人对钱三强说：“你们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在於你们愿不愿意接受。”钱三强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这一可喜的重大成就，不管能否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借此扩大中国的影响。

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和汪猷。

之后，在呈报国务院的《关於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中，中科院建议，以纽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一周后，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最后，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为美国人布朗和德国人维提希。我国钮经义未能获选。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是在“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对诺贝尔奖一直持批判和拒绝的态度。就在这次鉴定会上，有人提出，“诺贝尔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

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

1977年6月12日至30日，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在同澳大利亚科学家的一次谈话中，有人对钱三强说：“你们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在於你们愿不愿意接受。”钱三强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这一可喜的重大成就，不管能否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借此扩大中国的影响。

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和汪猷。

之后，在呈报国务院的《关於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中，中科院建议，以纽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一周后，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最后，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为美国人布朗和德国人维提希。我国钮经义未能获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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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邹承鲁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 ？
实雅复方： 当年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世震惊,怀疑者亦不乏其人 .诺欧贝尔委员会(是否这个名称记不清了)曾经专门组织人员来华了解情况.可惜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不懂专业的领导干部抢了镜头(被安排在前面),真正的有关科学家、做出贡献的专家却未能出席!加之当时人们的一般思维都是:成就是大家的,荣誉是祖国的,集体的,不应归功于个人.邹承鲁等科学家们自身也都谦逊,淡泊名利,并不居功自傲.而且诺贝尔奖是只授予个人不授予集体、组织的,所以后来因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真正首先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而令新中国痛失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殊堪遗憾!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我国科学家在分子细胞生物学有哪些重大成就? - ？
实雅复方： 我国科学家在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1)邹承鲁院士主持完成的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 (2)1%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人工牛胰岛素的国家是哪个 - ？
实雅复方： 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人工牛胰岛素的国家是中国. 从195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联合,以钮经义为首,由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等人共同组成一个协作组,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用化学方法合成胰岛素.经过周密研究,他们确立了合成牛胰岛素的程序. 在1965年9月17日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经过严格鉴定,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为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我国科学家几几年成功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 ？
实雅复方： 1965年我国科学家完成了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类生物活性物质.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1965年9月,我国科学家首先在世界上成功地实现了人工合成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结晶 - ？
实雅复方： B 试题分析:有关生命起源的学说有很多,其中化学起源说是被广大学者普遍接受的生命起源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地球温度逐步下降以后,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由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过程,一步一步地演变而成的.化学起源说将生命的起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无机小分子生成有机小分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有机小分子物质生成生物大分子物质;第三个阶段,从生物大分子物质组成多分子体系;第四个阶段,有机多分子体系演变为原始生命. 结晶牛胰岛素是一种活性蛋白质,蛋白质是大分子物质,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成功证明了在生物体外可以将有机小分子物质合成为有机大分子物质.可见是证明了生命起源的第二步.可见B符合题意.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我国科学家在分子细胞生物领域获得的重大成就有什么? - ？
实雅复方： 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在世界上合成了人工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生物学高手来!!!!在线等.. - ？
实雅复方： 人工合成胰岛素 在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家出色的完成牛胰岛素的工作.在我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时,王应眯、邹承鲁和曹天钦是研究队伍中的骨干人中.他们被称为“剑桥三剑客”.我国医学又得到空前的发展.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世界上是哪个国家第一个人工方法成功合成蛋白质 - ？
实雅复方： 世界上是中国第一个人工方法成功合成蛋白质 1965年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类生物活性物质.1965年9月17日,人工合成胰岛素在中国首次发现,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这一成果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 所以世界上是中国第一个人工方法成功合成蛋白质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 ) - ？
实雅复方： 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核糖核酸 ). 20世纪80年代,又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的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为人类揭开生命奥秘做出了贡献.

西乌珠穆沁旗15958126479： 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什么 - ？
实雅复方： 在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一种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的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