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 读后感
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一份透露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大纲。正是它的问世，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形成。
全文由11条大纲构成，全都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这个中心，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概念和意义，因此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是直观的、非实践的，这导致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摆脱唯心论的巢臼。马克思正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扬弃，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观点：旧唯物主义是没有把事物、现实等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大量被引用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的雏形。
扼要的提纲勾画出这样一个有异于先前哲学家所确立的“人”：这个人与其周围的一切的联系都是一种东西——即是实践。这个实践是最广义的，它涵盖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自然人体对周围环境的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作用，以及人的思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因素而作用于他人，而同时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特殊的感性和情感，因此，人的客观真理性仍然需要通过来实践证明。马克思很明确地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理作为人的思维的经验性的东西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视为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实践决不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在思辨哲学上的纠缠不清。因此，实践也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人径直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在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被界定为有着“主观”、“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对象化意味着人的预期目的在其存在对象上的实现，即包含着人化的意味。实践既然有了人的对象化，也便有了主体性的意味，因而实践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辨哲学上，更多的是社会性和人的主体活动当中。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与作用，而是使问题又回到主体的能动方面。他认识到，只有在主体感性的参与下，才有认识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建构起任何认识论。为此，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感性束缚在思想和观念所决定的范围，而是把主体的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他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实践活动被赋予一身二任的品格，既体现了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使主体感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
这个广义的实践与“社会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经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以个人的活动应该且必然社会化。从现实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每个个体的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虽然我们依然还有相对孤立的生活。作为单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接触的人和事，相对来说是比较局促狭小的，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着意去拓宽就会变得僵化，人身处于社会当中，活动却局限于社会的一个微小的角落，显然人只是这沧海一粟，晦朔相比于春秋。
在此，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
为此，我们需要以高远的视野把宇宙浓缩，把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现实中去，这个活动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取海量的信息，直接的方式指亲身实践，尝尝梨子的滋味，前者主要是“读万卷书”，当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止是是读书了，后者主要是“行万里路”，自然也不仅指行路一途，通过两种方式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可以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加的全面、灵活、精深，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更加合乎科学，更具革命性。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实践是革命的。而最后一条纲要引起了我最大的共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它改造着自然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实践，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进步。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任何无助于现实生活向前、向上的改变不应看作有效的实践，比如“永动机”只是天才的幼稚的火花，终于会在现实面前破灭。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前者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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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 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哲学并不贫困，它将启示人类的活动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中的三节主要分析普鲁东的价值理论，也是本书对经济学本身的探讨。总的说，这些讨论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是正确的，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经济学的深层问题，从而也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总体逻辑。所以他的大量观点还依托于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创立，是在十年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
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又明显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已经从古典经济学中区分出斯密与李嘉图，并直接将李嘉图视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科学的最高点。从理论深层来看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经济理论问题上，马克思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还是论据李嘉图的，所以在许多个别问题上有着李嘉图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第一章的真正主题是交换价值。马克思这里主要还就量的规定而论，对价值的质的分析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自己说，只是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普鲁东主义才被连根铲除了。在那里，马克思才真正解决了价值的质的分析，即劳动怎样和怎样的劳动形成价值，而且价值必然地要发展成为货币）。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论及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交换价值与价格之间以及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严格区别。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搞清楚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同它变相的表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还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这里自然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错误的方面：这种错误开始于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的最低额决定，即马克思接受的“劳动价值”或“劳动的自然价格”这两个名词，并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直至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以及一般利润率上也都存在错误。
当然，马克思由于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在许多问题上也已经超出了李嘉图。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是在肯定的立场上，以价值规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机制；而普鲁东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想以所谓“真正实现”价值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问题，重建社会的平等。马克思则在科学地证明：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它正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在以个人交换、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就根本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同时，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实现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肯定和维护劳动价值论，可他恰恰没有历史地说明价值本身的历史的形成和变形。也还没有全面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的五节中，第一节是批判普鲁东的假黑格尔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这是全书较有价值的部分，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在这本书中，反对普鲁东的论战就变成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
这一章里，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这样，马克思很自然会站在一个远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尺度上，也能清楚地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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