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关于“色彩”和“语言文化”的研究，需要看的非常重要的论文是什么？谁写的什么？

如果是论文，这个选题应该包括色彩情感、色彩现象、色彩内涵几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价值的研究性。通过对色彩性质和色彩与人的沟通等方面的分析，为立论做充分铺垫，核心价值是审美主体，也就是人本身，包括艺术家、欣赏者等。当然，色彩的环境要素也是论证的必要部分，同样的色彩在不同环境和人的不同心境下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这个选题的意义在于发掘在艺术表现中色彩与人的关系，能否达到艺术家的审美期待；能否让观众产生共鸣；能否产生通感；能否给人以新的视觉体验......
以上仅供参考，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 科学派美学的基本观点
2004年6月,江苏美学学会组织了一个美学研讨会――研讨肖世敏先生的新著《有动物有美感论》(参看附录1)。汪济生、张国安和鲁晨光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对于美学研究的见解在许多方面非常一致，和流行的任何一种美学学派的观点、主张有着本质的甚至是原则的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把共同主张的美学称之为“科学派美学”。 我们主张从纯思辨的哲学话语中解放出来，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美学，以期恢复美学本真面目，解决美学千古之谜。以下是科学派美学的基本观点：

1)主张进化论的自然科学观：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和动物的复杂感觉功能由简单的感觉功能进化而来，所有违背进化法则的理论都是可疑的；

2)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要求美学与自然科学兼容, 并经得起审美经验或审美现象的检验，认为任何权威论断都没有豁免检验的特权；我们特别反对从一些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作缺少根据的、无限膨胀化的推演；

3)主张从问题（比如美感为什么会产生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比如“美是什么”的定义)出发研究美学；反对公理预设、把审美主体局限在现代社会中的人；

4)力图在自然科学和美学之间架起桥梁，使得达尔文留下的生物学中的美学难题(动物最初的审美心理是怎么来的)和美学中的生物学难题(美感功能是如何产生和进化的)得到合理解释；主张不只是人有美感，有些动物也有美感；

5)既研究美感起源和动物审美，也研究日常审美现象和文学艺术现象。我们以为同时研究两者才能看清人类审美现象全貌；希望研究能够加深大家对人类审美现象的理解，对日常审美和文学艺术有促进作用，而不是满足于理论的自圆其说；

6)认为语言含糊是由于思想含糊；主张用尽可能明晰的、逻辑清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反对故作深奥、故作神秘、华而不实的文风。

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加入“科学派美学”行列，我们提倡本学派成员之间的辩论，也欢迎其他学派的学者与我们或参与我们的辩论(网站http://beautyforum.org提供辩论论坛)。我们相信，关于美和美感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2. 回顾科学派美学的产生及有关研究
基于自然科学的美学研究有两个最显著特点是: 1)不仅研究人类审美现象, 同时研究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审美现象, 比如蜂蝶响应花的美感, 雌鸟响应雄鸟华丽羽毛的美感；2)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人的美感功能，比如从进化论、控制论、系统论的角度看待人的美感功能。

这种研究方法从达尔文开始。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i〕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雄性鸟雀华丽羽毛和雌性美感功能的由来，以及类似的问题：花香花美和昆虫相应快感功能的由来，在《人类由来和性选择》〔ii〕里还讨论了人类性选择涉及的美学问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有这么一段，其标题是：“功利主义有多少真实性：美是怎样获得的”(124页)。

达尔文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学存在生物学问题――即美感功能何以因自然选择而产生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生物学存在美学问题――即昆虫鸟雀最初的审美心理是从哪儿来的？达尔文可以说明：花香花美是为了吸引昆虫为之授粉，雄孔雀艳丽羽毛是为了赢得雌性青睐以便在性选择中获胜，但是昆虫和鸟雀最初为什么有那样的审美心理呢？达尔文困惑了， 他承认这是难以解释的问题。在《物种起源》里，达尔文接下来写道(126页) ：

最简单的美感，就是对于某种色彩，声音或形状所得的快感，最初是怎样在人类及低等动物心理中发展的呢？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假如我们问为什么某些香和味，引起快感，而对别的却感觉不快，这是同样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一切情况中，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多少有关，但在每个物种神经构造里面，必定还有某种基本的原因存在。这个难题的意义不能小看，因为它决定了适者生存是否是普遍性原理。由于研究美学的大多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因为达尔文的动物美感说有缺陷，达尔文的美学研究被大多数美学家所忽视。除了普列汉诺夫和格罗塞等少数美学家肯定过动物有美感，其他绝大多数美学家都秉承达尔文之前美学观点，否定动物有美感。

中国的美学主流肯定劳动创造美，肯定美感来自社会意识，所以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远离自然科学：1)否定动物有美感; 2)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考虑美学问题：即美感功能何以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发展的问题; 3)历史的观点不完整，只考虑人类社会历史，不考虑人的进化史。4)很少采用自然科学使用的，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方法，更多采用的是演绎式的研究，特别是喜欢根据经典著作的片言只语搞研究，喜欢逻辑体系, 而忽视审美经验的检验。




1980年前后,思想解放, 出版物增多, 美学经文革沉寂了多年，这时又热了起来。汪济生、肖世敏和我从那时就开始了美学研究。
1980年，我写出上万字的美学论文《美和自然选择》（我现在还保留了其油印稿）, 用以解决人和动物的美感起源问题(参看文献〔iii〕序言)。我的基本观点――美感是促进需求的反馈信号，不满足是美感的原因――那时候就有了。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大概是1984年，通过刘小枫，我知道汪济生也在做类似研究，于是和汪济生有过书信交流。不久，也是1984年，汪济生出版了《美感的结构和功能》〔iv〕。1986年他又出版了《系统进化论美学观》〔v〕（参看附录2）。1984年，肖世敏开始写作最近出版的《有动物有美感论》的初稿〔vi〕， 并完成了《动物有无美感初探》。有趣的是肖世敏同时与汪济生也有了联系。我于此同时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美感起因》，让刘小枫等人看过，可惜一直未能发表。也是1984年，〔美〕托马斯·门罗的《走向科学美学》中译本〔vii〕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认为，美学也必然和其他科学一样，从哲学襁褓中走出，走实证科学的道路。这说明美学走向科学也是国际潮流。不过，我们主张的科学美学和托马斯·门罗主张的科学美学不太相同。至少我个人认为，统计证实不是解决美学问题的好方法，美学需要大胆猜想和哲学洞见，需要审美事实检验，更需要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兼容，而不一定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

二十多年来，除了我们三人的研究，也有其他一些人从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美和美感。

1986年，刘骁纯出版了专著《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美感是从动物快感发展而来的，美感是进化的结果，有其生存意义。他还说过：“我们几乎已经不能不承认鸟类，至少是某些鸟类具备原始的、萌芽状态的美感能力了。”〔viii〕 但是他还是不敢或不愿承认动物有美感，最终回到了实践美学的观点。同年，黄海澄出版了专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ix〕, 提出用科学方法看待美学。

1987年，刘树胜和赵大元介绍了从系统论和进化论角度探讨美、肯定达尔文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情况〔x〕。同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美学和生物学论文：《试析达尔文留下的关于香甜美的难题——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物学推广》〔xi〕，这是我最初写的《美和自然选择》一文的缩写。

1989年，我发表了《论美是促进喜爱情绪的反馈信号》,其中重点从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美感的意义(促使人把接近对象由途径变为目的)及美和功利的关系(是由于功利的缺乏或不满足，而不是由于满足)。 同年，王建疆在《格罗塞美学思想概观》中写道：“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人类的动物祖先已经有了装饰(审美)习惯。”“这种美感（指红色的美感）是人与动物都有的。”〔xii〕

1995年，杨君武肯定动物也能审美，并批判道：“唯人能审美，这个观念是人本主义在美学中的一种表现。它出自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误区。”“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xiii〕

1998年，曾永成提出动物有原美感，并批判了把人类美感和动物“原美感”割裂开来的做法。〔xiv〕

同年，王晓华提出：审美“不是人类的专利”〔xv〕；祁志祥也肯定动物有美感，并肯定了汪济生的研究〔xvi〕。

1999年，封孝伦出版了《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xvii〕，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审美现象，关于动物是否有美感，他和刘骁纯的态度类似。

2001年，陈泓出版了《走出审美迷宫――人类审美深层心理透视》〔xviii〕。该书也肯定动物有美感。

2002年4月，张平出版了《聆听大地》〔xix〕，认为“人类的歌唱行为、人类的音乐活动，也并不是人类独自垄断的专利” 、“最初的音乐往往也是自然生成的，或在自然中生成的。甚至，大自然中原本就存在着音乐的因素。”

从1986年开始，我的更多精力都放在美学以外的自然科学研究上了，我先后研究过色觉理论，广义信息论，投资组合理论，并出发表过许多论文和专著〔xx〕。2002年，我开始写作《美感奥妙和需求进化》，写作过程中发现很多雄性鸟雀华丽羽毛和它们的食物需求有关。该书全面地总结了我的有关研究，并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照片。在我看来，审美是需求的一部分，只有从需求进化的角度看审美，才能对人类审美现象有更透彻的理解。2003年我的两本哲学书同时出版(另一本是《色觉奥妙和哲学基本问题》〔xxi〕)

同年，肖世敏出版了《有动物有美感论》。该书全面地反驳了只有人类才有美感的各种观点，正好和我的书互补。

肖世敏老师因为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看到我的《美感奥妙和需求进化》的书讯，才知道我的研究的，我们因此谈得很投机。戏剧性的是，我和汪济生失去联系近20年了，通过肖世敏老师，我们终于在南京的研讨会上见面了。汪济生说，这里的偶然性其实包含着必然性。我想，必然性就在于：把美学建基于自然科学，这一潮流经历了山溪汇集，正形成宽阔河流，必将掀起大浪。

2004年，薛富兴发表了《走向科学美学》〔xxii〕一文，他联系中国美学具体问题，主张：“在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上走出哲学美学的观念研究，走更为具体、客观的实证研究道路。”

需要澄清的是：有人因为我们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研究美学，就认为我们的研究当属“生命美学”、“生物美学”或“生存美学”。假如流行的“生命美学”（以潘知常的观点为代表）和“生存美学”(以杨春时的观点为代表)真像它们字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这样划分也未尝不可。但是，他们(上述代表人物)根本不是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讲生命和生存的，在他们那里，“生命”、“生存”和生物进化论无关，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理无关, 他们的“生存”概念倒时更接近于存在主义的说法。他们不是向达尔文靠拢，而是向康德靠拢。他们否定与生命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质需求和实践活动同审美有关，寻求超越物质需求和实践活动的精神解释〔xxiii〕，这不是距科学更近，而是更远。西方学者福柯的生存美学是类似的〔xxiv〕。

3. 本学派成员的一些观点及差异
我们三人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是相当一致的：肯定美感是直觉到的快感，有些动物有美感，重点探讨美感而不是美，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美感功能的产生和进化，联系其他快感讨论美感。但是在研究方向上，肖世敏的研究重点是批判各种否定动物有美感的论述，特别是用大量丰富的事例证明了：动物也有感情和思维，把人和动物截然割裂开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汪济生和我的研究方向更加相似，我们都把审美看作是需求的一个部分，从需求进化论看人类审美；不仅研究美感，也研究一般快与不快感觉的产生发展。除了持进化论的观点，汪济生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美感起因，而我从控制论的角度探讨美感起因。汪济生更多地探讨审美在各种感性活动中的地位，探讨心理和生理结构；而我更多地探讨美感的前因后果，重点讨论美感和欲求的关系。
在快感(包括美感)和需求进化上，我们有相当近似的看法。比如关于美感和需求相互促进，汪济生的结论是：“美的部分满足是生命努力的报酬；努力地追求和部分的满足强化了美的感受器官；被强化了的感受器官产生了享受更广泛更高级的美的需求和可能，也就促成了对美的更大更高的追求。” 我的结论是：需求(功利的缺少而不是功利本身)造就美感，美感反过来促进需求，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需求进化的一般规律是“途径变目的”(比如吃喝是维持生命的途径， 途径变目的，人可能仅仅为了吃喝快感而吃喝；性交是繁衍生命的途径，途径变目的，以致人可能为了性交本身的快感而性交)。美的意义是促使人把接近合乎需求的对象由途径变为目的。我还发现鸟类华丽羽毛也食物需求相关(比如，雄孔雀的羽毛上有它们爱吃的浆果形状，鸳鸯的羽毛上有伸出肉身的蚌的形状)；我以为我解决了达尔文留下的关于香甜美的难题。

我们三人之间的看法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什么是美感

我们这里讲的是美感的字面定义，而不是本质定义。本质定义要在美感原因清楚之后才能给出。但是字面定义必须预先给出，不然讨论“美感”就是无的放矢。

我接受美学史上不少美学家提出的定义：美感是视听快感。而汪济生认为，味觉嗅觉引起的快感也可以是美感。肖世敏则这样定义美感：“审美主体除了满足食与性的生存本能要求之外，而产生的对客体的欢娱、愉快、满足、爱慕等肯定性的情感。”

许多人肯定“只有视听快感是美感”的理由是：视听活动不产生生理满足， 而嗅觉味觉活动产生物质需要的满足。我和汪济生都否定这种看法，都说味觉、嗅觉快感产生的同时也未必有满足。比如烤红薯香味引起嗅觉快感，但是你吃不到，没有满足；吃苹果引起的味觉快感，吃下去才有满足， 可是吃了吐出来，快感同样。那么我为什么依然只肯定视听快感是美感呢？

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的口说：除非你能在视听两种活动中找出相同的性质， 不然你就不能光把视听两种活动引起的快感称为美感。我以为我找到了视听快感的共性：两者都促使人的在空间接近对象。味觉快感没有空间激励性质，所以不能称为美感。因为有些嗅觉快感有微弱的空间激励性质，所以有人说嗅觉快感也是美感。

3〕关于动物审美现象

肖世敏更多关注猿猴类的情感活动、理性活动，由此证明动物有美感；而我则更多关注鸟类华丽羽毛及相关的审美现象。这也由于我们对美感的看法不同――我肯定出于本能的视听快感也是美感。 而肖世敏不赞成这种说法。

3)关于美感是否是对成功活动的奖励(即美感和满足的关系)

肖世敏和汪济生都认为，美感是肯定性情感，是对人的成功活动或活动的奖励, 或协调活动的评价。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是我却认为：美感的产生，不需要任何成功活动，不需要任何满足。 不满足或缺少就是美感的原因。因为美感是促使人接近对象的，越是不满足，激励越是必要，美感也就越强烈。比如囚犯眼里的野外，流浪汉眼里别人的家园。

网上交流表明, 赞同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的同仁之间, 也有很多不同见解。比如，李志宏赞成科学方法， 但是否定动物有美感；网友ba5bm则持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用更彻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他拒斥哲学语言，主张像心理学和生理学那样测量心理生理反应，不满足于定性描述而希望实现定量描述。

对于上述有些差异，我们通过进一步交流，可能取长补短，逐渐取得更加一致的看法。有些差异将一直存在。 差异也不是坏事，有差异才有多样性，才有发展潜力。

4. 科学派美学的历史使命
我们树起科学派美学大旗目的是倡导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得到与自然科学兼容的美学结论，特别是关于美感起因的结论， 同时解决美学的生物学问题和生物学的美学问题。

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对生命的结构、遗传和进化已经研究得相当清楚了。可是美学界大多数人对此置若网闻。他们左谈人右谈人，谈的都是人的社会性和人的理性， 就是不谈作为生物的人，不谈人的快感功能和审美心理是如何进化来的。我们相信科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贯彻科学思想，才能搞清美感产生和美感功能进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派美学是对流行的美学(我且称它们为思辨美学――把美学建基于思辨哲学而不是科学之上)的反叛。

我们相信真理是简单的，有一天，美感的原因和审美心理的进化和发展会成为人人皆知的科学常识。我们相信审美是人类需求之树上的绿叶；搞清美感原因可以丰富人类的审美活动，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为此，我们义无反顾！

参考资料：

《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

王海远

内容提要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

关键词 日本 楚辞研究 《楚辞》

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主体，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

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划分大的阶段，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

《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4)

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

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

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

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

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

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

稻畑耕一郎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

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在浅见絅齐之后，对《楚辞》比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数江户中期的学者芦东山(出身于仙台藩大东町，生卒年：1696—1776)。芦东山本身是个刑法学家，并非专研《楚辞》者。他之所以研究《楚辞》和他的经历相关。芦东山于元文二年(公元1737年)递交请愿书，结果处以幽闭的处罚，幽闭了24年，直到1761年为止，而此时离其辞世仅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芦东山自己一直说，“我是现在的屈原”，并作诗自比屈原，《玩易斋遗稿》卷七有诗《仲春东迁》一首：

严谴投荒二十年，今春此去转凄然。

谁知孤客东迁日，哀郢吟成最可怜。（9）

其自注云：“楚国凶荒之后，仲春屈原东迁，作《哀郢》词。与余同怀者，千古惟有屈大夫耳。”（3）因为身世的缘故，芦东山研究《楚辞》，不仅仅停留在对《楚辞》字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人生观的层次，因为他在《楚辞》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精神寄托，找到了他的人生相知。因此他决定注《楚辞》，取名为《楚辞评园》。笔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查看资料时，翻阅过这本书。

《楚辞评园》以《注解楚辞全集》(缺《楚辞灯辩》)为底本，其中记有大量手批文字，并且在书上订了很多写有批注的纸张。第一页左肩题有“《楚辞》评园”，卷首置有《楚辞总评》和《各家〈楚辞〉书目》。前者抄录了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曹丕、萧统、沈约、江淹、庾信、刘勰、李白、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刘知几、皮日休、苏轼、洪兴祖、朱熹、祝尭、高似孙、江彦章、陈傅良、李涂、叶盛、蒋翚、何孟春、姜南、张时彻、李梦阳、何景明、茅坤、朱应麒、王世贞、刘凤、胡应麟、孙矿、陈深、黄继儒、黄道周、陈仁锡、蒋之华、陆时雍、宋瑛、陆钿、蒋之翘、金幡等四十九家的《楚辞》评。后者则录有《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岗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楚辞集注》八卷的解题，还抄有司马迁的《屈原传》及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本书版框外还抄有上述各家的注与评，还加上了为数不少的“德林按”(即作者自己的按语)。芦东山不仅汇集了中国历代的评论，还加入了其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芦东山对《楚辞》研究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尚未完成，东山就已去世，本书最终还是停留在稿本状态，并没有成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

竹治贞夫著文介绍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秦鼎。秦鼎(1761―1831)是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美浓人，字士铉，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是苅谷藩儒学家秦峨眉。秦鼎从其父继承家学，后师从细井平洲。他长于校勘，有《春秋左氏传校本》、《国语定本》、《世说笺本》、《楚辞灯校读》等。

秦鼎翻刻了林云铭的《楚辞灯》，同时秦鼎做了下列几件事。一、卷首加了二篇序(尾张秦鼎《重刻楚辞灯序》、《秦鼎又题》)。二、附了日本“训读”。三、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作了少量评注。四、在《楚辞灯》中并载屈复《新注》，用此方法让读者参照并读。将秦鼎与浅见絅齐相比，浅见絅齐于1711年去世，而秦鼎1761年方才出生，浅见絅齐的《楚辞师说》比秦鼎的《楚辞灯校读》要早很多。因此，竹治贞夫将秦鼎确定为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不恰当的。

三

江户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的是龟井昭阳(1773―1836)，他是龟井南溟的长子。生于福冈，名昱，字符凤，通称昱太郎，号昭阳、空石、月窟、天山遯者等。继其父之后为福冈藩儒。著书有《论语语由述志》二十卷、《楚辞玦》二卷等共四十种。而在明治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成绩的是冈松瓮谷(1820－1895)，他求学于日出(大分县日出町)帆足万里家塾“西奄精舎”，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任昌平黉教授、大学少博士。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学士院会员，被称为汉文大家。著书有《庄子考》四卷、《楚辞考》四卷、《论语讲义》四册等。由于如上文所已说的冈松瓮谷死于1895年，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因此，本文将他放在这一节中，一并加以说明。

对龟井昭阳的《楚辞玦》与冈松瓮谷的《楚辞考》，竹治贞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前书，他说“本书注解的特色，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作为日本学者的不可多得的《楚辞》研究著作，应当说它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对后书冈松瓮谷的，竹治贞夫称之为“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1）。然而，两书的价值并不等同，依稻畑耕一郎所说，《楚辞玦》是一部“读骚札记”，逐条摘录《楚辞》辞句，并于其后写下自己的见解，也有改正旧注之处。而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则“是最早的一部由日本人编撰的对《楚辞》进行了全面注释、并且是唯一用汉语写作的《楚辞》注本”（3）。

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对我国《楚辞》注本的收集也是下了功夫的，也有两位代表人物。

其一，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的汉学巨擘林罗山。林罗山，又名林忠、林信胜，字子信，又号三郎、道春等。他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学者。他将中国儒学从以前汉学家所认定的“修身齐家”的自我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而把原本是日本汉学中的一个流派——朱子学，提高到德川幕府时代官方哲学的地位，林罗山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汉学的象征。他收藏有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楚辞》，卷末并有其手识文与训点。并且有《书楚辞后》一首诗，曰：“《楚辞》一部思忡忡，宋玉之徒慕遗风；可叹三闾大夫志，忠贞节操传无穷。”此书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其二，江户中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木村氏兼通和汉之学，取《诗经·蒹葭》篇名，将自己的藏书处名为“蒹葭堂”。他曾校点清人郑亦邹的《白麓藏书郑成功传》，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蒹葭堂”本以明代与清初刊本居多，并且有许多江户时代的手写本。其中“《楚辞》类”书大体有四种，一为明古与堂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末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刊张正声《广离骚》，一为日本江户时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的手写本。此四种书如今也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四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审美观念以及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采用中国文化的方式。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后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正如母文化与子文化的关系，是单向流动的关系，是被学习、被模仿的关系。而本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的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与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层次。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没有距离感的。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对于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延承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主，同时还对我国历代的《楚辞》注本加以评介和介绍。

参考文献：

（1）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78.

（2）藤野岩友.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

（3）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J］.江汉论坛，1986，(7)：55.

（4）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M］.东京：教川书店，1976.

（5）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M］.同朋舍，昭和六十二年(1987).

（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

另有：

日本最初原创现代侦探小说的中文译介——《无惨》翻译的文本研究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215/18/4310958_254224247.shtml

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24/21/4310958_220210786.shtml

近年日本出版部份《易》学书目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01/19/4310958_2000443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