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有何重要作用?

作者&投稿:凭温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晋文公“信文化”,晋商文化的历史发展源头是什么?~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世界贸易成为了时代的标签,商业作为贸易来往的唯一,占据着重要的市场地位。而说起商业的源头--最初的创始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笵彝,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而计然的徒弟们笵彝,陶朱公等人的商业发源之地,就是山西侯马这片土地,中国商业的诞生也是由此而开始。后人将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统称为晋商,所以说晋商是中国商业的鼻祖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伟大的晋商之路,探究一下他们立足商业帝国的根本是什么?又和春秋霸主的晋文公有何联系?
一、去侯马,找中国晋商文化的源头
华夏故国三千载,晋商帝国五百年。说起晋商,可能是曾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商业帝国。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晋商能够一直延续和不断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更多的是晋商的诚信文化和商业体系。
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的大量古代玉片文物,经鉴定,最后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之间的“盟约书”,这一发现可谓是震惊了中外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地历史文化相应。也被称为是:建国以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而山西侯马的盟誓文化,就是将双方的盟约誓言刻在石头或者器物之上,然后一分为二,由双方各执其一,共同保存。或者将一份由人保留,而将另一份深埋地底、沉河入湖,让神明保佑和监督。就像我们常说的“山盟海誓”,侯马誓盟文化就是春秋誓盟的一面镜子,映照着中国“信”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晋文公时期的诚信文化,正是晋商文化的根源之所在。就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的,晋文公攻打原国的时候,由于答应的十天没有打下来而主动守约撤兵的故事也能说明这点。就连孔子都说过过:“攻愿得卫者,信也。”足以可见当时对“守信”的重视程度,而晋文公也因为诚实守信而树立了很高的权威。
二、晋文公奠基的“信文化”延续至今
晋文公在诚实守信方面可谓是旷古烁今了,而他所一手打造的信文化也是一代代的延续至今,不断的传承下来。特别是晋商的信誉“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成为了商业帝国的核心。
而晋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乔致庸,他做生意就特别注重讲究一个“信”字,而他深信只有信誉才是商业的根基,是品牌的代言,是商号的命门。这既是乔家大院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中国晋商的特征,是晋商大国立足于世的重要原因。
而正是因为晋文公的诚信使得中国的信誉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以至于后期的晋商一度的以信为本,将它作为商业贸易的第一准则,形成独具特色的晋商信誉文化。

虽然到了晚清后期,因为种种原因,晋商逐渐走向衰弱,但是晋商的文化精神和魂魄一直是我们学习和传承的瑰宝。哪怕一直到现在,依旧还是山西商人经商的基本原则和坚守的道德底线。
三、晋商立足的根本之所在和晋文公的关系
先前我们就有说到,晋商能够立足社会,成为伟大的商业帝国,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使得山西成为东西南北运输的枢纽。而更重要的,是晋商文化中的诚信文化,这才是晋商能够立足并且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这信文化与晋文公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晋文公又名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而他自小就是饱读诗书,为人谦逊有礼,待人温和友好,关心和体恤周边之民众,深得百姓之爱戴。而他在诚实守信方面做的更是尤为突出,就像大家常说的经典--晋文公守信得原卫。

晋文公与将士约定十天时间就要打下原卫,不然就是天意使然,大家就撤兵。结果十天时间还是没有打下来,所以晋文公说:“如果不离开就失去了信用,我不干。”之后便撤兵了,而原国人听说这件事后却主动投降,因为晋文公守信用而感化了敌人。
在晋文公执掌政权的时候就特别诚信礼仪,以仁政为核心的带动式发展,对周边各诸侯国都是以诚相待,恩威并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局势出现了短暂的太平时期。而他一直所秉持的诚信,也成为了晋文公励精图治成为春秋霸主的重要原因。
而正是因为晋文公对诚信的完美诠释,使得中国自古就有了“信”的文化理念,从而使晋商将这种文化继承并发扬光大。由此可说,晋文公是晋商文化的源头,是晋商立足根本的创始者和引领者。

正是因为晋商开创了中国商业的信誉之道,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中“信”文化的理念,而且成为中国历史商业的发源之地。而在重农抑商的中国,第一个将商业发展成为不可匹敌的商业大国的计然,也是晋商的重要成员之一。因此就说,晋商是中国商业的鼻祖,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
而晋文公与晋商文化的联系,主要是以“信”文化为纽带,以晋文公为形象代言的信誉,成为了晋商立足的根本之所在。所以说,晋文公是中国晋商立足根本的开创者。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晋商是指明清时期(14世纪至17世纪)在山西、陕西一带活跃的商人家族。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 经济贡献:晋商在明清时期的商业中心——京杭大运河的沿线地区和陕西、山西等地掌握着许多商业和金融业务,并在南北之间进行大量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地方经营:晋商将商业带到了当时较为贫穷的山西、陕西等地,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推动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3. 社会福利:晋商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如修建水利工程、学校、道路、桥梁等,为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4. 文化传承:晋商非常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他们不仅自身修养高深,而且也不遗余力地推广汉文化和文化交流,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担负着重要的商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一支富有影响力的商业力量,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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