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史记》和《汉书》对待屈原的评价？

如何看待史记和汉书对待屈原的两种不同评价？~

屈原（约前342—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楚国大夫。汉族,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他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战国末期楚国人，史记《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汉书》是不同时代的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的最后i对屈原的评价：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释义：太史公（指司马迁自己）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伤他的志向不能实现。途径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

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却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鵩鸟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人尽皆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匹敌，对第二句，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在夸赞《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媲美。

对这第二句的解释，我觉得有点肤浅，似乎可以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也堪称精品，但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这当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自有原因。鲁迅何以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着《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同于《离骚》，是“没有韵辙的《离骚》”。

姑引鲁迅言“无韵之《离骚》”那段原文来看：（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甚是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着书、完成《史记》的重要动因。

屈原的身世与司马迁很相似。史载其“事怀王为左徒”，“左徒”者，或曰“史官”，或曰“巫官”，或曰“外交官”，或曰“行政高官”，但无论做的什么官，都是任由怀王摆弄的臣子，本质上是“主上所戏弄”之人。屈原被谗放逐，怀石投江，更是与司马迁遭受的磨难和屈辱相似。

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司马迁对屈原有准确的了解，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乃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可见司马迁与屈原的心境是相通的。正因为二人身世相近、心境相通，也就都“寄心楮墨”，发为千古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史记》确不失为“无韵之《离骚》”。

屈原，又名屈平，生于公元前339年，逝于公元前278年。他出身为楚国王室后裔，文思敏捷，忠君爱国，前期身居要职深受楚王重用，后虽被人进谗言而遭排挤，心中仍忧思楚国，不忍见楚国被秦国欺凌，愤而投汨罗江自杀。屈原首创骚体，后来形成一文学体裁——楚辞。他一生中共创作骚体25首，代表作有《天问》、《招魂》、《九歌》等。屈原是我国著名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

自屈原作品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有损有誉。尤其是在汉代，汉代接受董仲舒的思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班固在他的《汉书》中就对屈原大肆抨击，说他的文章叛经离道，许多思想和理念与儒家理念不合，虽然也认为他文采不错，但不过是在表现自己而已。

而同为汉代的刘安和司马迁却对屈原赞誉有加，他们分别在《离骚体》和《史记》中对屈原个人和作品进行了评价，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辱，很有气节；作品文采斐然，想像奇特，绚丽浪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不息，难分上下。

其实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全都是人撰写的，必定带作者自己的感情色彩，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并无高下之分。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执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颜师古注：“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执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颜师古注：“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说实话，史记和汉书对屈原的评价是相当的综合的，因为司机在前面，汉书在描写的时候有大部分都是抄写的史记的记载，所以说史记和汉书对屈原的评价其实都差不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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