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是藏族的，为何忽必烈这么信任他？

成吉思汗曾功打过西藏吗？~

不，是忽必烈

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效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是藏族 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物；同时他 在元代历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赏识与推崇，同忽必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一密切关系促使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 等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并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进而加入祖国 版图的伟大事业。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是藏族 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物；同时他 在元代历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赏识与推崇，同忽必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一密切关系促使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 等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并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进而加入祖国 版图的伟大事业。

八思巴能够得到忽必烈的赏 识并同他结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 领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 J。接着在八思巴主持下，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喜金刚灌顶，皈依藏传佛教。在他的带动下，皇后、 皇妃、皇子公主、大臣以及许多蒙古牧民都改信了藏 传佛教。1270年，忽必烈又将八思巴的封号由“国 师”晋升为“帝师”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

13世纪初，随着蒙古势力 的扩张，蒙古族不断地与外来宗教接触。为了统一 全国并维持统治，从成吉思汗时起就大力推行扶植 宗教的政策。成吉思汗本人信仰萨满教，但他并不 强迫被征服民族改宗，而是容许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基督教等同时并存，允许本民族和其他被征服民 族自由信仰各种宗教。 

忽必烈王府的首席顾问、近侍书记刘秉忠，自 然也会时时用佛法来影响忽必烈。 虽然内地佛教和吐蕃藏传佛教同时影响于忽必 烈等，但蒙古汗王最后还是选择了藏传佛教。这是因 为蒙古族与吐蕃人同属游牧民族，均为游牧经济，文 化差距不大，原来的宗教信仰也基本相同，吐蕃土著 本教其实就是萨满教的一个类型。所以，经过了高度 发达的汉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后的中原佛教，远不如 藏传佛教易为蒙古人所接受。

这可能就是忽必烈赏 识、重用八思巴，推崇并信仰藏传佛教的一个原因。 忽必烈赏识重用八思巴，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政治 上的需要。大凡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提倡佛教，似乎 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励精图治，“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元世祖忽必烈自 然也非常重视宗教的政治功用。 ’忽必烈从小受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影响，从来就 不把宗教和政治看成两个互不相关、彼此孤立的东 西。

在这段文献中，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忽 必烈推崇藏传佛教，重用八思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因其俗而柔其人”，顺利而有效地统治吐蕃。当时， 在西藏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牢固的政治关系是蒙 古族统治者统一整个中国的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 鉴于吐蕃地区的情况，忽必烈采取的是扶植一种宗 教势力来帮助统治的策略。

八思巴认为忽必烈汗是领袖。经过一番认真的交谈，忽必烈对八思巴表示钦佩，并要求八思巴自学《快乐金刚》（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的大观定，拜八思巴为上师。从此，八思巴开始追随忽必烈，两人还经历了与忽必烈的弟弟阿里夺取王位的战争和建立元朝的过程。1260年12月，忽必烈在与阿里贝戈的战斗中获胜后返回燕京（今北京）。他正式成为皇帝，建立元朝，并授予25岁的八思巴为“皇帝的老师”，给他玉玺，并让八思巴统一领导佛教的解释。因此，八思巴成为中国佛教的领袖。

1264年，忽必烈又设立了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让年仅29岁的八思巴掌管。他们还根据西藏的物产分布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在前藏和后藏设立了13个万户，各万户兼管军事民政，他们也都属于八思巴管辖。这样，八思巴即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行政首脑，“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西藏出现了。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管理、军事及商旅往来都很不方便，决定建设通往西藏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修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道路，沿途一共建有27个大驿站，保障了交通。

八思巴还奉忽必烈的命令，创立了一种新的蒙古字“八思巴字”。蒙古人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成吉思汗灭了乃蛮部后，才让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文书写蒙古语，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忽必烈很想创制出一种新的文字作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

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41个新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并于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从此，元朝官方文书一律使用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书写。八思巴用他的智慧，赢得了一代雄主忽必烈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大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的连通、汉藏文化的交流，对西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八思巴是我国西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广阔视野的杰出人物。

八思巴奉忽必烈的命令，创立了一种新的蒙古字“八思巴字”。蒙古人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成吉思汗灭了乃蛮部后，才让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文书写蒙古语，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萨班的弟弟是桑查·索南坚赞，桑查·索南坚赞的长子即为八思巴（1235-1280年），“八思巴”在藏语中是“圣童”的意思，由于他自幼跟从萨班学习萨迦派的一切显密教法，7岁时就能熟读佛经，藏民们感到奇异，纷纷称其为“八思巴”。

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跟忽必烈推心置腹了，所以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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