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龙的金石书画艺术欣赏

作者&投稿:殳海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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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陶薄吉

  汪德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美术师,从事影视美工近四十载。在影视剧制作中,影视美工工作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是决定影视作品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一名优秀的影视美工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修养、富有创意的想象能力、心灵手巧的创作技能、移山造海的魔幻手法、契合观众心理的审美观念等,正是在这种百科全书式、得天独厚的艺术环境中不断地学习和历练,汪德龙实现了他的艺术梦。

  在影视艺术领域汪德龙以实干闻名,熟悉他的人都知其内秀,依靠格物致知的精神、心物一体的创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通过几十年的历练,业已成为在诗、书、画、印、雕刻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的艺术家,尤其是他的书画印已具有鲜明的汪氏风格,其作品受到艺术界和收藏界的高度认同,影响越来越大。

  汪德龙的艺术成长轨迹是先入画学,为提升绘画技能而苦练书法,因工作需要而研究雕刻,受友人之请而制印,随着视野的拓展和艺术修养的提升,进而吟诗作赋。在勤奋、悟性、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下,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承担了近百部影视剧的美工工作;为国内外一百多部影视剧题写片头,如人们熟知的《武士》、《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茶马古道》等片头均出自其笔下;绘画涵盖花鸟、山水、人物,画作兼具传统又独抒已意;雕刻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金奖,并担任全国刻字展评委;具有鲜明汪氏篆刻风格的印章成为书画家和金石爱好者难得的佳品,福建和浙江等印石和篆刻之乡的专业机构纷纷聘请其讲授篆刻艺术。

  品味汪德龙的书画印,纵观其艺术成长之路,以下几个方面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1、意在笔先,经营位置奇正合。我国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曾提出中国绘画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摸写。六法成为中国画创作的主要美学原则,也是批评家、鉴赏家审视绘画作品雅俗高下的标准。其中经营位置逐步被后人所突出,成为评价中国画的重要标准,即绘画“必先立意,然后章法也”。为什么中国绘画将经营位置的重要性突现出来,自古以来有众多名家论述其理,笔者认为关键是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原理有关。散点透视可将较大的场景、远近山川房舍人物、纷繁杂乱的众多景物等融于一幅画作中,这就需要注重主体对客体的取舍,使有限的形体点化成无限的空灵妙用,表现出符合画家期望的内在真实。这种手法给画家带来空间处理上的极大自由,创作者可依据自我精神、主题精神、时代精神等需要来取舍景物和合理配置,如同大型复杂装备需要高水平的集成技术一样,经营位置成为最能体现创作者综合素养和技法水平的重要标准。

  在近代中国画坛,黄宾虹得益于幼年就受画在笔先、“面纸三天”理念的影响,齐白石先生因早年木匠经历和细致观察自然而受益,使二位都成为经营位置的大师。汪德龙受益于影视美工的历炼,在经营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影视剧中每一场景从静态看都是一幅生活画面的构图,一部剧中需要变换几百次甚至上千次场景,作为优秀的美工就需要依据剧情和环境的特点,策划和构思出符合预期的场景。长期的美工实践炼就了汪德龙的场景变换能力,使其成为经营位置的高手。他常讲:“影视中的各种场景都要协调合理,还要有几个支点,并要奇中求稳、静中显动,才能使场面自然协调、富有生活情趣”。

  汪德龙作画能匠心独具,奇正相依,在不平衡中求平衡,达到势向与位置、虚实与疏密、开合与起结、均衡与呼应的和谐。如清香分三个层次,中间一层占满画面的整个宽度,为全图确立丰富和稳健的格局;上层的荷叶和荷花展现出莲荷之秀美和高贵;下层的花盆以八大山人之笔意勾出,着力表现画面根基部分所应有的轮廓张力和俯视角度下的质感,并以其独特的用笔画出连接三层的荷茎,中通外直,交叉错落,使整幅画面合理聚散和起收,充分展现莲荷的自然特质和形式美。画面气韵充沛、耐人寻味,使人体会到唐代李商隐的诗意:“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兰之猗猗的构图则以下部和上部为主,用简单几笔连接两部分的山体,既突显山势陡峻,又丰富了笔墨情趣,有南宋“夏半边”之神韵。在泉飞疑度雨中以老辣的笔力勾勒和皴擦出层峦叠嶂的山峰,时隐时现的山泉从幽深的群山中流出,湿润的水墨点染出大山的深遂与厚重,配以枯笔写出的虬龙状古树,展现出一幅人间仙境。

  汪德龙在经营位置方面的高超水平不仅体现在其绘画创作中,也表现在其书法和篆刻创作中,在英雄和十面埋伏等书法作品中的布白和字群结构,与其篆刻的印文设计中都展现出来。

  2、神游物外,心手双畅魏碑魂。以文字为艺术的中国书法,是我国真正的国粹,古人将其作为科举进士的基本技能与艺术相结合,今人视其为修身养性的雅好或创造财富之工具,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书法爱好者期望借鉴前人之长,创自我之风格,但如愿者犹如凤毛麟角。中国书法的艺术内涵极其深遂,首先需要长期认真临摹才可能得其形,有了坚实的基本功后,潜心研习某名家名作后才可能得其意,而真正能顿悟著名碑帖之精髓、做到心手双畅的书家极少。汪德龙在静心悟道中,几十年来“砚台耕耘牛未歇”,练就超群的笔墨功夫,成为当今难得的、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书法家。他书画创作都用软羊毫长锋笔,驾驭这种软笔要有深厚老道的笔力和技巧,而汪德龙使用这类毛笔能心手双畅地自如飞动,写画出飞白刚劲的线条。观摩其创作、反复品味其作品、了解其师古人之路,许多人都被其书法艺术所吸引和折服。

  在人们赞美其书法作品时,汪德龙总是谦虚地讲:“许多懂艺术的朋友初见我书法作品,都说是有独创性,其实我是在打好篆隶楷基础、临写南北风格的名家碑帖后,选取适合自己的书体来重点学习和研究,受益最大的是魏碑《元泰墓志》。我的书法中有许多《元泰墓志》的笔意,只是因为很少人关注元泰碑”。汪德龙的观点正应验了康有为先生的判断:“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在汪德龙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看到《元泰墓志》的特点,如用笔遒劲、率意稚拙,在非对称和不平衡中达到结字之美,如金农诗中“外”字一点大胆上移、“断”“少”“无”“地”等行笔变化之美、“吹”“行”等具有禅意的缺笔、“不”“间”局部的夸张、“题”“龙”的捺向上翘收,作品中充满着如竹节、蟹爪等形状的硬朗线条;十面埋伏中非对称的“面”“埋”“伏”三字;英雄中的动感和豪迈之气等,都蕴含有魏碑之法,融理法趣于一体。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邱才桢教授在研究电影片头题字后曾指出:“电影、电视是跟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视觉传媒,它们的传达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影响着人们对书法的审美偏好”。他认为张艺谋历年的电影片头书法总体不好,多为江湖俗书,但对汪德龙所题的片头给予高度赞赏:“因为丰富的经验,使这位书画高人(指汪德龙)创作了多部佳作,据说在选择《英雄》片名的题名者时,张艺谋让好几个人试着为其书写,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直到张艺谋看到韩国片《武士》的海报,问起片名的书写者才找到汪德龙。后来,张艺谋拍《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时,还是想到了汪德龙。……《千里走单骑》书法很好,厚重饱满,不乏灵动稚拙。……《十面埋伏》书法甚佳,融合碑帖、厚重灵秀,代表当时书坛高水平,与影片内容也是契合的。”行家和观众的高度认同证明张艺谋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英雄中可感受到深厚的魏碑功底,“英”字厚重中显灵动,犹如英雄者沉稳而敏捷的形象,在苍劲、浑朴和飞白的韵律中,又显示出些许悲壮苍凉之感;其次“英”字和“雄”字的右边均为下宽上窄,犹如天梯,隐喻人们对英雄的仰视和敬佩;再次是“英雄”二字上承下合、气韵流畅,并将“英”字的捺向右上翘起,既有动感又与“雄”形成呼应契合关系,且“雄”字左边与“英”字笔划合理错落;最后,“雄”字左边的横和撇组合如同武林高手之身影,但处在“英”和“隹”的夹缝中,隐喻武功高强的燕赵猛士,也无法阻挡大秦帝国的统一之路。片头在展现高超书法艺术水平的同时,预示着英雄悲壮的宿命,引来多少仰慕与叹息,这或许能体现中华文化对英雄的多层情感,也是书法意境和影视内容之间的感情赋,突显了汉字在影视作品中的独特文化优势。

  细细品味汪德龙题写的其它众多影视片头,更会对其书法艺术油然而生敬意,如十面埋伏以刻字手法所展现的书风,在起伏错落关系中,为表现危情四伏而夸张的“十”字,如同迷魂阵般的“面”字,给人意外和危急之感的“埋伏”二字,均不失魏碑韵味和秦权胆魂,非真正领悟中国书法真谛之大家而不能为。在我国,爱好书法的专业和业余人数不下千万,至今无人憾动汪德龙作为题写影视片头第一专业户的地位。因此,我们能理解以影视“韩流”征服世界的韩国,其《武士》影片的导演为什么要跨国来请汪德龙题写片头。

  3、悟道临写,笔墨淳厚精气神。汪德龙自幼喜欢绘画,选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从事影视美工工作,在复制技术还未兴起的时期,影视美工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为影视场景绘制各类书画作品。因工作需要临摹各家画风,同时有机会领略祖国的名山大川之美,为其绘画打下了宽厚而坚实的基础,在绘画技法不断提升的同时,其审美观则向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笔者与其探讨艺术成长经历时,汪德龙特别庆幸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机会陪同日本来华拍摄《敦煌》电影的剧组到敦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观摩和临摹众多壁画,吸收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之精髓。

  我国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早期都是临摹高手,如元代的钱选、近代的张大千等,通过临摹炼就了各类画风的技巧,融合百家之长形成自己风格,终成为艺术大家。敦煌临摹的经历使汪德龙的绘画技法产生了质的飞跃,美学观也得到升华,对其画风形成产生巨大影响,今天汪德龙的画作中不仅有青藤八大之气韵、黄质齐璜之笔意,也有唐宋遗风。因此,他非常敬佩张大千当年费尽家产,坚持临摹敦煌壁画的精神。

  在绘画的画幅形式上,如同黄宾虹和齐白石都是以竖幅立轴为主一样,汪德龙绘画也多为竖幅立轴。立轴如赋,其层次多、空间深远、胸襟开阔舒展,运用散点透视手法,可有磅礴气势,给人以挺拔、庄严之感。汪德龙的绘画做到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真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画面中元素间的起、承、转、合手法高超,在合理的起收和聚散中完成构图。其画作在整体散点透视中,分部分运用焦点透视原理,使其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气韵充沛、耐人寻味。如清香中三个层次均用局部焦点透视手法,增强了画面的真实和空间感;中间一层占满画面的整个宽度,内容丰富,有舒展的荷叶与卷曲的嫩叶相依、绽放的荷花和着色的莲蓬结伴,合理运用浓淡墨色形成鲜明对比,增强视觉冲击力,与上层注重荷花和荷叶的高贵秀美形成对比;以侧笔画荷茎,飞白与硬朗中展现精神。创作中很好地运用了破墨法,以浓墨破淡墨、以淡墨破浓墨及水破墨等手法,墨色浓淡干湿变化自然,使荷叶呈现出深绿和蜡质白粉之质感。准确把握正叶、侧叶、翻叶、卷叶、垂叶等各种形态表现,用淡淡的着色突显莲花开花时,其果实已具有的相依关系,给欣赏者展现莲荷品质的同时,揭示了寓意深远的人生哲理。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理论,书画兼善者不仅线条功夫好,把控墨色的能力也强,历史上善用墨者如王铎、黄宾虹等,都是书画融合的大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绘画技法,汪德龙在三十多年前以变法精神苦练书法,感悟以书入画之理。同时,在当今追求效率的商业化环境中,画家多以工业化生产的墨汁作画,但汪德龙如同黄宾虹大师一样,绘画时用上好墨块研磨墨汁,并善用宿墨和涨墨技法,使其作品墨韵丰富,线条富有质感,水墨分离效果极佳,从泉飞疑度雨清香兰之猗猗中的墨色变化可观其美。

  张大千曾讲:“画画没秘诀,一是要有耐性,二是要有悟性”。汪德龙砚台耕耘几十年,独具慧眼的美术观,深悟古圣今贤们的艺术真谛,使其绘画作品厚重质朴,沉酣遒迈,自然率真,蕴藏着流动生发的情趣。观看其创作可以体会成竹在胸、意在笔先之精髓,软羊毫长锋在他手中能笔到意致、自然天成,在平园留重变之间,筋骨随形,真如唐代孙过庭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如兰之猗猗画面中简节而险峻的布白、顽涩苍劲的山石、突兀悬崖的幽兰,在苍劲而有生气的兰叶、淡雅清秀的兰花中,全图上下意态呼应、顾盼生情、萧散简远、奇正相依之协调和力度美感跃然纸上,气韵之高雅使所见者无不称道。

  4、融糅刀笔,秦权碑帖巧拙朴。篆刻是我国另一项国粹,自宋元时期文人们将诗书画印融于纸绢,就形成中国艺术特有的表现形式,并一直沿袭至今。文人们将印章游心赏玩,在印面之上跌宕生姿,使方寸之内充满古朴和浑厚,与印石温润的光泽、古雅的韵趣相结合,使篆刻艺术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讲究刀法的篆刻与书法、雕刻有着很深的渊源,汪德龙在积累深厚的书法和雕刻功底后,开始研究篆刻。按其本人所说,是朋友们看到他的书法和雕刻作品后请其制印,于盛情所迫开始研究篆刻艺术。借助雕刻练就的臂腕之力和刀功,配以汉唐书体技法,很快领悟到篆刻之真谛,在审视金石名家名作后,他选择随意、率真、潇洒、流畅的秦权铭文融入篆刻作品之中,逐步形成了挥洒自然的汪氏制印风格。

  秦权量诏版是由地方政府上下仿效而成,其文字一般不是正规书家的严谨之作,多为刻工自由发挥。秦代民间书风上还带有浓厚的甲骨和金籀古意,字体大小参差不一,结构自由洒脱,笔画刚劲率真,这些正符合汪德龙所推崇的自由艺术理念。我国近代篆刻大家齐白石70岁以后,正是以秦权铭文为师,达到自己篆刻艺术的高峰。匠心独具地审视和研习秦权魏碑后,汪德龙的篆刻技法和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他篆刻时左手握石,右手执刀,刀与石之间自由使转、刀石互动、协调配合,合理地把握力度,使印面富有生气。同时,因其过人的臂腕之力,制印时切石如泥,走刀劲健雄浑,在翻转用刀中,集快、准、力于一体,形成放旷独特的印风。

  汪德龙主张制印一刀过,尽可能不用第二刀,落刀干净利落,一去不回。在本文所列六方印章中,率意的印文中线条灵动、粗细相间、柔中带刚,蕴含秦权魏碑之拙意,高古中潜藏俊雅,朴素中彰显灵秀。从其印面和边款中可看出汪德龙篆刻的美学观,印面构思以自然为美,不刻求字间笔画比例,借鉴写意手法大胆留白留红,疏密相融。字间布局在非对称中求平衡,在不齐之中求整齐,追求印面的整体美。

  与其他喜欢篆刻的人不一样,汪德龙的刀笔功夫既是长期砚台耕耘的结晶,又得益于对雕刻艺术的顿悟和实践。他曾与笔者谈到:“将有棱角的石头雕刻为人物及动物静物时,首先要从多次的切角开始,逐步将直角变为曲线,作品才自然”。在书画印和雕刻艺术的交互发展中,雕刻不仅有利于臂腕之力,也提升了造型和空间艺术能力,对书画印的创作都有帮助;而篆刻需要有良好的书法功底,同时篆刻也可提升书法创作的技巧和力度感,二者的线条功夫也是中国画的基本功。在汪德龙的书画印等作品中,行笔用刀在展转中充满精气神,既有张力又藏婉约,笔笔刀刀线条硬朗,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的境界。受益于多项艺术融合发展,汪德龙常讲:“印人要懂书法,书家要懂刀法,笔法如刀法”。

  人们对汪德龙的书画印艺术的喜爱和赞赏还源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作品质朴耐看,细细品味会给人以更多的美感和启迪;二是认真创作每一幅作品,杜绝类似复印或流水线式的雷同之作,除非是收藏者特殊指定书写影视片头内容;三是诗、书、画、印全面发展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

  如同黄宾虹和齐白石从事书画艺术无固定师承关系、游走于兼学百家、师古人师自然一样,汪德龙的从艺之路也没有受条条框框和固定师承关系所局限。他做到研习百家师自然,画学兼修德艺长,加之独具慧眼的审美观念、豪放的性格、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精神,在不断探索中悟道法,凭天赋而中得心源,在诗书画印雕刻等艺术融合发展中,真正具有艺术大家风范。在当今浮躁的大环境下,时代更需要汪德龙这样的淡泊心态、悟道精神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观。

  (本文作者为文化学者、长期研究书画鉴赏及创作、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近现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用彤书院教授及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专家团专家。对我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理论及鉴赏、艺术品金融等有较深入的研究,曾在《西泠印社》《收藏》《荣宝斋》《纵横》《金融博览》《中华艺术鉴赏》《光明日报》《太原日报》《经济学动态》《银行与企业》等全国著名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文章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雅昌艺术网、光明网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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