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真相是什么？~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并让焦仲卿休掉刘兰芝，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有些婚姻观念根深蒂固。
通过读《孔雀东南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的原因。首先刘兰芝并不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型，刘兰芝是具有新时代个性，追求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很显然这样的儿媳妇是不被焦母所接受的。文中没有提到孩子，虽然刘兰芝已经在焦家两三年了，还没有生个孩子，在当时女人不生孩子，婆婆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其次刘兰芝的家庭背景跟焦仲卿相比较，是属于门不当户不对，焦母当然想找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所以焦母让焦仲卿把刘兰芝休掉。焦仲卿被逼无奈，自古都提倡百善孝为先，因此焦仲卿不敢忤逆母亲，百般无奈之下，就暂时让刘兰芝先回到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约定，等过些时日就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他那个趋炎附势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刘兰芝无法推脱哥哥给安排的这个婚姻，因为他们是无法跟太守的儿子进行抗衡的，所以焦仲卿和刘兰芝选择一起赴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歌颂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敢于追求爱情，忠贞于爱情的美好精神，讴歌了年轻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的制度，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好向往。

《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其实就是个超级妈宝男，不幸的是，他娶了个女强人。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这是焦仲卿媳妇，刘兰芝的自述，刘兰芝强在哪儿？并不在气势上，而是在才能上。这可是妥妥的多才多艺，贤良勤快的好媳妇！

可惜，这么一个好媳妇，不幸毁在了焦家的手里。刘兰芝被弃你或许能找出多条原因，但在现代看来，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焦仲卿身上。

焦仲卿是个什么人？
经济条件上来说，焦是当代社会标准的经济适用男，作为公务员的他，工作稳定，只是经常加班；性格上来说，焦仲卿性格温和，到也知道知道疼媳妇儿，但爱情终究没抵过他的“愚孝”。比如刘兰芝向他哭诉自己的难处时，他很体谅媳妇儿，但也无能为力。
而刘兰芝呢？性格温和、有主见，善良真实，可惜就是太拧吧；经济条件上来说，刘兰芝家不比焦家差，两人也算是门当户对。
只可惜，好女落在了懦弱、畏妈的男人手里，最终葬送名誉和性命。
焦仲卿老母亲让其休掉儿媳妇时，焦仲卿是这样劝自己媳妇的：“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想赶你走，但是没办法，我妈不同意。要不你先走吧，我先去上个班，等我回头再来找你。这样的焦最终还是选择“暂时”放下媳妇，向老母亲妥协。在离婚这么大的事上，焦仲卿都能言听计从，这个宝宝需要成长的方面还很多啊。
若说他没有反抗过，那也太委屈他了，他最大的反抗莫过于那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语言上表完决心之后，在行动上，还是“休”了妻。
所以，他俩的悲剧在于男方虽有爱却无力，女主虽有义也无奈。
试想一下，焦仲卿若生活在今天，谁敢嫁？

刘兰芝是一个美丽、善良、勤劳、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长诗开篇就点出了刘兰芝的优秀：“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这么一个贤淑能干、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并且具有良好家庭教养的女子怎么会成为婆家谴归的对象呢？况且，刘兰芝也是外貌出众：“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此说来刘兰芝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和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妇，为何非休她不可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觉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差不多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派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就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还有人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的呢？《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锁。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因为刘兰芝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不顺父母”的大过吧。 但是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不顺父母”呢？探讨这个社会问题，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准绳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在重于礼教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与其表妹唐婉也是深受其害者。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更多地爱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尽管刘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

《孔雀东南飞》爱情悲剧的导火索
——焦仲卿的言语失当

《孔雀东南飞》这部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历来被广大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们刀工斧斫，关于刘兰芝被休的原因可归纳为无子论、心理变态论、虐待论、性格论、家长制论等等，今天我要从诗中刘兰芝、焦仲卿、焦母之间的两段对话来分析孔雀东南飞这场爱情悲剧的导火索。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对话：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
开篇的四句诗刘兰芝在陈述自己未出阁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预指我并不是一无是处，高攀你焦家。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直言我嫁到你家后的心里感受，非但没有获得我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反而心中常常满是苦楚和悲伤。而苦楚悲伤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既有丈夫的忽略，又有婆婆的为难。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夫君你在官府做官，遵守官府做官的规矩，从不为家中的妻子分心、移情，考虑一下我的感受。留我夜夜独守空房，一个月中你我相见的日子才有几回，你不要忘了，我们结婚才没多久呀!
刘兰芝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诗性女子，追求唯美浪漫的爱情和美满幸福的婚姻，但是婚后的独守空房，相见日稀，却让她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落寞，一想到寡言缺少柔情的丈夫就会让她内心中不觉得有一种酸楚，更何况家中还有一个处处刁难自己的婆婆。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每天鸡叫时分便起床织布，晚上很晚才休息。三天就能织出五匹布，可是婆婆还是嫌我织的慢呀！
兰芝向丈夫诉说平日他不在家时，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希望丈夫能给她以宽慰。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并不是我织的慢呀，实在是你家的媳妇太难做了！我是不能够让婆婆满意的，留在家里也没什么用。你还是禀告婆婆把我休掉吧！
兰芝的抑郁之情已积蓄到了一定的程度，终于暴发了出来，甚至说出了让夫家休掉自己的气话，她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是大胆的，在封建社会中女子被休是很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只有犯了七出的人才会被休，所谓的七出是指：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
无子，淫泆yì ，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恶疾 （《仪礼·丧服》）
对此她不可能不了解，但是这个家真的是让她感觉不到温馨，所有的只是压抑，因此她冒着被耻笑的可能，而提出了甘愿被休的见议，由此可见她是一个有个性、有主见，要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先进的女性，也因此种性格才使她招致焦母对自己的无故挑剔和指责。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嫁入夫家后，要听公婆的话，相夫教子，做一个小绵羊式的角色，要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地位才会有所改变。可以想见焦母当初可能就是这样过来的，既然同是天涯苦命人，那女人又何苦要难为女人呢？
刘兰芝一番话后，让丈夫焦仲卿感到深深的愧疚，一向自命多情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心中还有这样的苦楚，一面是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一面是自己深爱的娇妻，处于两难位置的他该何去何从呢，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去和母亲谈谈，可他万没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不善言辞，最终和解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要被迫将爱妻休回娘家。那焦仲卿究竟说了怎样的一番话才导致了这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呢？
焦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对话：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录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儿已薄录相，幸复得此妇。“
从这两句诗来看焦仲卿有点像是在自我贬低，以此来抬高刘兰芝的身价，但在母亲眼里却成了太区区。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焦仲卿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却不想触及了母亲的痛处。焦母年轻守寡，没有能和丈夫长相厮守，享以温情，所以把所有的感情都寄予到了唯一的儿子身上，也可以说他有一定的恋子情结。儿子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柔情蜜意，在她看来心里却是别有一番心酸，好像自己的宝贝儿子被儿媳妇抢走了一般，所以她对兰芝一直有一种抵触情绪，从心底不愿意接纳她。如今儿子又在她面前说要和媳妇生死共相随，有把自己抛弃之嫌，因此她把所有的不满与怨恨全都加诸到了媳妇刘兰芝的身上。为后文她决心休掉兰芝埋下了伏笔。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
此话有我夫妻二人相亲相爱，幸福无边无涯之意，而焦母本就看兰芝不顺眼，这样一来，就会让她感觉到眼前不清净的痛苦是遥遥无期的，作为一个专制独行的封建大家长她势必要有所动作，而最为彻底的办法就是休掉刘兰芝。但是她此时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焦仲卿的后一句话则彻底的激怒了焦母：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焦仲卿的这句话实想劝慰母亲，替妻子说情，却没有想到适得其反，此话触及了母亲的威严，让焦母觉得有指责她的味道，也由此让她把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但此时事情尚有转机的余地，因为她是在以一种商量的口吻和儿子说话，却没有想到儿子对媳妇的用情之深居然到了：“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的地步。爱子情深的她，一怒之下，拿出了作为一家之长的态势，给儿子下了最后的通牒。接下来，我们再从焦母的语言中窥探一下她内心中的真实想法。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何乃太区区！”
焦母认为儿子见识狭隘，没出息，不重功名利禄而重儿女私情，有恨铁不成钢之意。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这本是无理由的理由，兰芝的性格和焦母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属于有个性，不愿被人约束，有些强势的人。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所以二人互看不顺眼。焦母对兰芝的不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长时间了，从下面这句话便可看出：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这种不满不但时间长，而且程度深，因为她用了一个“忿”字来形容，“忿”是愤怒的意思，日积月累，她对兰芝的不满已达到了极点，转化成了愤怒。但她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出兰芝到底哪里做的出格，惹她老人家不高兴了，只是用一句模糊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作为搪塞。和秦桧给岳飞定的“莫须有”的罪名有着异曲同工之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兰芝作为焦家下一代的当家主妇，难道对于一些家务事的处理还不能自己做主吗？焦母应该以有这样的一个儿媳为傲，而不是怨愤啊！
既然焦母对刘兰芝这样的儿媳不满意，那她到底喜欢何种类型的女孩呢？原来邻家就有一个她自以为为儿子量身定做的好媳妇人选。
“东家有好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由此可见，焦母心中理想的媳妇人选应该是像罗敷这样的姑娘。“可怜”在古代汉语中意为“可爱”，秦家的女儿理应是一个娇小可爱，温柔懂事的姑娘，更应该是一个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所谓的大家闺秀。她和兰芝相比哪个更漂亮，哪个更能干，哪个更贤惠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应该是“听话”，不会“举动自专由”，不会忤逆焦母的想法。既然已经有了儿媳的后备人选，所以对兰芝她也便不用再客气：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这句话也反应出焦母对兰芝已经厌恶到了极点，恨不得她马上离开焦家。可她万没想到的是一向软弱，对她惟命是从的儿子，却为了媳妇说出了：“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这样令她气愤至极的话。于是焦母恼羞成怒，捶床大怒道：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儿子的这番言语，在她眼里是大逆不道的，难道为娘的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如今你竟敢为了媳妇，来用话要挟母亲，错不在儿子，都是刘兰芝那个狐狸精的魅惑，才让儿子的心逐渐的疏离她，所以她绝对不会再让刘兰芝留在焦家，迫使她最后发出了决绝之音。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刘兰芝和焦母之间虽然互看不顺眼，积怨颇深，但是还不至于立即将关系撕破，而是因为焦仲卿的一番不得体的话，激发了矛盾，成为了这场爱情悲剧的导火索。

他们的婚姻悲剧基本上可以说是以仲卿母为象征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原因如下： 《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想，兰芝的为人在文中根本算不上专横，她不被仲卿母所喜，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出现了对仲卿的仕途更有利的联姻对象
　　诗中有“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之句。那么，二三年是现在的二三年吗？古人的二三泛指很多，孔子常说的二三子就是很多学生，而不是二三个学生。再看后面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是多长时间，没有十年也有七八年。小姑始扶床并不是“刚能扶着床学走路”，而是绕者床来回跑，宋朝诗人贺铸《生楂子》中有“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之句，床是一种可座可卧的家具，也不是现在的床。可见“小姑始扶床”的小姑应该是一个三岁左右正磨人的小孩子。而“小姑如我长”时至小也应该十岁以上了吧。那么，这中间的许多年为什么婆媳相安无事，而突然有一天一定要把刘兰芝赶走？而且几乎是毫无理由的赶走？关于小姑的描述,应该是运用的夸张手法,如果兰芝被修时已经二十好几了,那么也不会有这么多高官来求亲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突然，就是因为出现了对仲卿的仕途更有利的联姻对象古代仕途是读书人的一切，所以焦母这么做也就可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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