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马贸易：民间贸易打破官方垄断后得到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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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互市

明朝所施行的“茶马互市”政策是对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继承和发展，《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即最初的官营茶马贸易。相比于唐宋重视于茶马贸易在经济和政治收益的平衡，据明朝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记载：“以是而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远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

由此可见明朝出于防御敌人、羁縻边疆的政治需要以国家政令形式实施的“茶马互市”则通过国家制度强制力，更多地倾向于达到对明朝时期北部和西部以游牧文化为主，被称为“西番”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茶驭番”策略的目的。

从唐宋王朝发展到明朝，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在明朝的官方政策支持下茶马互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明朝成为了我国古代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那么明朝在如此注重发展“茶马互市”这一官营贸易活动的情况下，为什么民间私自贸易如此盛行呢？

一、“茶马互市”政策自身局限

明太祖朱元璋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许多边境地区都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此外，“茶马互市”政策通过制订律例，严禁私茶入番以及推行“金牌信符制”令少数民族以马代赋，进一步增强自身实施的强制性。想要了解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为何如此盛行，需要先一步了解“茶马互市”政策的构成内容。

1、设立的管理机构官吏腐败

茶马古道

具备强制性的管理机构形成。洪武三十一年，即1398年，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置成都、重庆、保宁(今四川阗中)三府及播州(今遵义)宣慰司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仍输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人交易及与西番市马。”

其中茶马司、茶课司、茶仓等专门的官方管理机构和巡茶御史等负有针对性职责的官位的逐渐建立与完善，使得明朝朝廷对官方专营的茶马贸易管理更加切实有效。

“茶马互市”政策下官方的垄断骄纵官吏。茶马贸易每一个流程细节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其中充当螺丝作用的官吏一旦腐败松动，整个政策构成的机器就会崩碎。据《明太宗实录》云：“闻近时守边头目人等，多用恶谬茶欺之，甚者侵损其财物。”

尽管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的专业管理机构，但是官吏从内部开始的贪污腐败，以次充好，不仅仅损伤了大明王朝的经济收益，还侵害了番民的经济利益，损害了“茶马互市”官营贸易的信誉。

监督管控的不力使得官吏工作更加混乱。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每于茶商运到茶斤，不以时验收，或以滥恶贮库，比及支放，新陈错处出，无复调理，以致陈茶充积，朽弃无用”作为一名合格的工作人员，应当是能够妥善完成组织分配的工作，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但是明朝茶马司的官吏却不按时完成验收工作，甚至把大量劣质的茶叶存放在仓库中，最终导致旧茶叶堆积到枯萎被丢弃。

茶叶

腐朽和垄断需要进行革新和开放。诸如茶马司和茶课司这类国家运营机构，“在茶马互市”政策下都处于垄断的地位，缺乏竞争性的同时，内部阶层流动性趋缓，甚至出现官员贪腐现象。茶课司的不合理征税和茶马司的官商勾结，使得“茶马互市”原有的体制局限性无限放大，缺乏适当的竞争和有效的监督管控使得“茶马互市”主导者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漏洞。

2、“贵茶而贱马”的政令调控比价违反平等交易原则

政令调控茶马交易价格。明朝朝廷试图在茶马司对茶马贸易的整体管理之下，对民间的茶叶都进行管控，以求能垄断茶叶市场，并且严格控制茶马贸易的比价，据《明太祖实录》载：“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可有而贵其所无耳。”以“贱其有而贵其无”的思想设定茶马贸易之间的商品价格，进一步确立建立官方垄断性质的官方经营茶马贸易体制。

强制性的政令调控不能合理调整交易价格。将《明太祖实录》和《明成祖实录》中的茶马交易价格进行比较，就河州地区而言，前者记载为“凡上马每匹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后者记载为“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两相比较可知茶马交易价格相差接近一倍，价格波动幅度大，说明茶马互市开始时马匹价格被压得很低，而后政府迫于番民抵制不得不相对提升马价。

强制性政令下不平等的控价使交易难以维系。正是因为这种对待西番“茶贵马贱”的思想，大明朝廷始终坚持对两者间的茶马贸易保持主导贸易和垄断货物的姿态，“茶马互市”中明显的政令强制性和比价不平等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番人按照官方定价与明朝朝廷进行交易的主观意愿。

茶马

番人在官营垄断的茶马贸易中，面对不符合等价交换商品贸易原则的茶马比价，选择了发掘新商路，进一步开发走私贸易。毕竟对于过着茹毛饮血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快速有效获取生活必需品才是正确方式，而不是规规矩矩地遵守官方贸易规则。

二、茶马互市下“官营”和“私营”的交互

“茶马互市”政策，以国家政令形式指导，通过明王朝中央调控与番人贸易，据《明史》记载：“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永乐时期茶叶禁令相较松弛，官营茶马贸易出现问题时，民间便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出入边境走私茶叶，以此牟利。那么在官营茶马贸易出现疲软的情况下，官营贸易和私营贸易竞争加剧，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交流与互动。

1、官茶不足，民间走私贸易盛行

官茶用量增加，番人需茶数量也趋增。明太宗永乐时期，据张廷玉的《明史》记载：“怀柔远人，递增茶斤，由是市马者多，而茶不足。”明太宗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帝之位后，为了维护国家边疆安定与和平，通过增加“茶马互市”中茶叶斤两来笼络边疆地区的番人，使他们顺服于明王朝，巩固明朝永乐政局。

现代茶马运输

而《明史·食货志》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番人获得茶叶更好生活后，对茶叶更加需求与依赖，以马易茶更频繁。茶叶交易量的增加，对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都产生了巨大的考验。

商人拖欠茶课，产茶地停运茶课，茶课折色税银代物使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减少。据《明史》记载，宣德年间出现“商人恃文凭恣私贩,官课数年不完。”这种拖欠官方茶课的行为使得官方控制的茶叶数量大幅度减少。此外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陕西、四川攒运茶课，有已起运者，即赴所指茶马司交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

永乐时期减免四川等产茶大地的茶课，停运陕西、四川茶叶课税，同时据《明史》载：“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采用茶课折色的政策，向产茶地征收税银代替或者部分代替茶叶的实物征收。

官茶艰辛，私茶兴盛。官方茶叶需求量大增，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却不断减少。商人拖欠茶课，政府减免或停运部分产茶地的茶课，以及采用茶课折色的政策都使得官方控制的茶叶来源减少，政府出于民生的考虑减轻当地的茶课也影响了官方茶叶的稳定收入。官茶无法满足番人，商人走私、茶民走私频频兴起，绕过了“茶马互市”的官营茶马贸易，直接地将茶叶售给番人。

2、官茶难运，开放商运

官茶运输缺乏劳力。明朝朝廷设有专门的茶仓贮存茶叶，并征调军士和民众进行运输，将茶仓的茶叶运往各地茶马司。而明朝中后期，战事增多，劳役增加，官茶运力不足。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免四川通江县茶课三百七十万四千四百斤有奇，以贫民岁输不及故也。”四川地方长官因民众无法完成每年运输茶课的劳役向明朝朝廷申请停运茶叶。

官方放松调控，交由商人运茶。据李东阳的《大明会典》记载：“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及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明朝朝廷采用召集民间商人，竞投中标获得茶引的方式，将茶课官运改为开放的商运。茶叶商运使得商人更多地参与到“茶马互市”的贸易中。

茶马互市民间贸易越发兴盛。据《明史》记载：“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正德元年杨一清的提议使得民间茶马贸易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民间茶叶商人获得更多的茶叶支配量，并能够自行与番人达成了销售交易。

同时在“茶贵马贱”的官方不合理定价和茶马司以次充好破坏商业信誉的情况下，民间茶马贸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据梁材的《议茶马事宜疏》载“以致官茶阻滞，易马甚难。”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占据了官方贸易的市场份额。

总结

明代民间贸易

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主要依赖有力的中央王朝调控和强大的军事强制力，而民间贸易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在官方垄断情况下，竞争和有效管控的缺少给了官员贪腐的环境，“茶马互市”的官方运营局限在强制性的行政政令调控中。明朝“茶马互市”政策应该因时而变，作为经济方面的政策，应该根据客观市场情况，不断通过自身改革适应市场变化，通过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的平衡来实现经济和政治需求。

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下官营与私营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官营的疲软之态难以扭转，明朝朝廷放开“茶马互市”政策的官方专营限制，允许民间商人加入茶马贸易中，通过引领民间商人茶马贸易替代强制性的政令调控官方贸易，使得民间贸易极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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