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义利合一的教育价值观，是谁提出，主要观点，评价

概括指出并分析评价孔子在经济问题上的的主要观点。~

纵观《论语》一书中，实已明载孔子有卓越高明的经济观。他何尝反对“取利”，不过主张“见利思义”，把经济财利的开展和仁义道德的谋求看成是有机合一的。本文拟从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来阐述论证孔子的经济观。 义和利的观点，在孔子之前已经现出，《国语·晋语一》日：“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又讲“不度而遇求，不可谓义”。只是孔子把义和利作为一组命题明确提出，这即是人们所共识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即所谓正当的行为、正当的事。“利”即为物质利益，有公利和私利之分。 孔子经济观在《论语》中体现出来，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主要有如下几处，现列于下： 1．《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3．《论语·子罕》：“子罕言利。” 《论语》中这几则记载，许多人未明其要旨，据之而肯定孔子是不重视经利财利的。儒家学者也总是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从不同的角度来论断。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引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说得玄妙高深。其实笔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孔子叙述不同身份的人要追求不同的理想，谈论不同的话题。品行端庄的君子常谈“义道”，把握“义”之真谛，追求“利民富民”之公利。品行恶劣之人一味追求财利，以满足其私利私欲，是可鄙的。品德良好的知识分子——君子，他们明了义道之所以可悦，是因为他们知晓讲求义道，为人处事，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人人或大部分人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如此，社会才有精神文明、安定秩序，国家的一切文化教育、工农商业等等建设，才有稳定的成长和发展，人们的生命财产、经济生活才真有保障和不断的改进，这才真是人人都能得到和享有可欲的财利。在肯定义道的前提下，才是真能达致人可以开拓和享有财利的正途。不必就财利而谈财利，因为只就财利而谈利，实没有把握到致财利的更高层次的形上哲理。如果就财利而财利，结果财迷心窍，不循正途。不谈合理的义利，而误入歧途，大谈怎样可以致有不义的财利，结果变成操行恶劣、为非作歹的小人。小人就是这样专以谈论怎样可以致有不义财利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话题。因为他们只晓得以种种不义的手段去谋取财利。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没有丝毫轻视财利，以谈论经济财利可耻为小人的意味。其蕴含的要旨实与一般世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君子谋道不谋食”一段，示现的是组成社会的成员必须分工合作，群策群力，才能更好地创造经济财利的增长和生活丰美的现实。在分工合作的前提下，有能力有机会读书的人，应专心致学，把心力专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获得真正智慧高卓、才华出众有优异才能的人来正确策划领导国家各个方面建设发展，直接间接提高全国各方面的生产力，达到国富民强。因此要想富国强民，知识分子直接从事农耕以谋食，实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谋道，是通过求学的方法来谋道。使国家在适当分工合作下，各尽其才，心力、人力、财力都全部得以最正确的运用，全民丰衣足食。所以孔子才讲君子能“学也”，则“禄”自“在其中矣”，“禄”在其中，即是“禄”在“学”中。君子正确良好的提高经济生产的学问知识，对经济生产增加财利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大于或至少不下于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之人所作出的贡献。正因如此，君子才要“忧道不忧贫”，“贫”实不是由徒然的忧就能解决的。须要用学问知识去解决才能消除“贫”。所以知识学问才是决定贫富的关键，知识学问才是真正可忧的对象。孔子此说，实与我们当今所提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子罕言利”，这是讲孔子很少谈及财利，少谈财利，并不是不谈财利，更不是鄙视财利。言的次数少未必就一定是在态度上“轻视”或“以之为耻”所造成的。可能有种种原因。而就《论语》中有关经利财利的问题看，实看不出孔子有轻财薄利或以谈财利可耻之意。据此把“子罕言利”解释成是轻视财利，以谈论财利为可耻，实是不恰当之误解。否则孔子又怎会讲“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以为之”。 事实上对于“取利”，孔子并非反对，而且非常重视，并有非常精辟的经济观，“见利思义”，这种观念，就是置于现今社会来讲，也还是非常符合现实人生的。只是孔子的财利观比一般的财利观要高一个层次，常人没有理解罢了。 孔子主张以义为上，即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是说“义”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合乎“义”的事才去做，不合乎“义”的事不要去做。由此可见，孔子对“利”的态度，并非消极否定，而是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之不厌其取③。 孔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他认为只顾私利不顾道义之人是小人。这种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必定有害于人。所以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对于这种人要严加鞭挞，决不宽容。尤为重要的是，孔子所反对的“见利忘义”中的“利”是指的私利，至于公利，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从政”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论语·尧曰篇》载： “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作为从政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认为统治者要圣明，必须能做到崇尚的五美，摒除四恶，而崇尚的五种美善中，最居首要的就是“惠民、利民”的公利。这正是经济思想中义利观之精华。 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义与利的态度，并不是消极的否定“获利”，而是要“以义致利”。 春秋时期，鲁国的商业有一定的发展。鲁故城试掘中，从经济方面看，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说明鲁国的商业有一定基础。相应的商业交通也有所发展，鲁与齐为邻，南通楚、吴、越，西通郑、宋、卫及三晋，以及王畿。孔子周游列国，适齐、卫、如曹、适宋，过陈、蔡。特别孔子到周，自然要到洛阳地区，这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我们从孔子所经之地看，鲁国显然与当时各国的商业交通联系密切，否则孔子也不能远涉千万里了。 其实从文献资料看，孔子也并非轻视经商，而且还非常重视商政并有积极的商业理论。对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明确表示赞同并鼓励其发展。《论语·子罕》载孔子与其贤契端木赐有关经商的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把自己比作待价而售的商品，以期人们发现价值，说明孔子对经商之道有透彻的了解，深谙“奇货可居”的道理。这大概不能说孔子看不起商业，不懂商业吧。另外，孔子删《诗》却留下了“抱布贸丝”、“如贾三倍”等西周民间商业贸易现象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对商品流通的赞许。 不仅如此，孔子还很懂得“商政”，在他短暂的仕途生涯中，治理过鲁国市肆。《史记·孔子世家》载：“粥羔豚者弗饰贾；……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荀子·儒效》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这记载的是经过孔子整治的市肆商品交换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同时，孔子对商业活动中适当的投机行为，也似乎予以同情和默许，并认为是合乎于“义”的。《论语·先进》载：“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对子贡经商，曾屡次投机的评论，不但不是责备，反而寓有赞美。他赞扬子贡有胆识，能预知物价的涨落，把握时机，作投机买卖，赚取利润。对这种适度投机、，有效谋利，孔子看来理所当然合乎于“义”的，否则孔子必然要鸣鼓而攻之。 此外，孔子一行周游列国时，也是兼做买卖的。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赍于野人，得米一石焉”。“赍货”就是行道之财货。由此而知，孔子不仅不轻视商业，而且还赞扬正当的获“利”，并且身体力行。 我们从孔子的商政、经商、商业理论，以及他对商人的态度看，他对商品流通的正常发展是赞同并鼓励的，丝毫看不出他对正当经商之道的反对。 我们在论述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后，不难看出孔子思想中的经济观是积极和精辟的。纵观《论语》一书，孔子谈仁礼最多，其次是利，只是孔子言利总与义相结合，或对立、或包容。并主要是针对“为政”的统治者而言。而且对国家、个人，孔子也提出了明确的经济主张。 孔子追求最高理想的社会经济是“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造成一种“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但孔子是比较注重现实的，对这种理想社会也只能讲“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对这种社会经济的出现也不抱什么希望，仅仅是有志而已罢了。 孔子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所追求的则是“为国以礼”，“货力为己”的小康社会。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对国家而言，孔子主张要有富民利民的经济政策。《论语·尧曰》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圣明，必须做到崇尚五美，摒除四恶，而所崇尚的五种美善政事中，最居首要的就是“惠民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统治者要为民施政，因地制宜的制定利民富民之经济政策。重视全民经济财利的发展提高。孔子这种经济观其先进合理之处即是，统治者只制订经济政策，但不要管束、拘限人们自由开发农工百业之途径，使人们从事经济建设的才能得以最大的发挥。 在具体的经济措施中，孔子则主张统治者要轻役薄赋、散财于民以富民。他特别反对统治者滥增赋税，加重人民负担。孔子的弟子有若曾代表孔子表达过“薄赋税”的思想。《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另据《左传·哀公十一年》之记载看，孔子则明确提出要“薄赋敛”。孔子这种薄赋税，散财于民之主张，其目的是让民富，以达君富，造成一种国泰民安之社会，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孔子也主张轻役，减少人民对国家的服役时间，以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成果。因此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对于个人而言，孔子则主张“富之”。他认为只有使人们生活富裕，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论语·子路》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段记载看，孔子把让人们“富之”置于“教之”之上，可见他对能使人们“富之”是怎样的肯定和重视了。 对统治者的富，普通百姓的贫，这种社会现象，孔子则主张要通过均平财富来加以解决。因此孔子讲：“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孔子的均平财富，实是均富，不是要求统治者把他们现有之财富拿来分给人们，而是要统治者“节用”和“薄敛”，让大家各取所值分得合理的劳动所得。 综上所述，我们在论证了孔子的义利观、商业观及对国家个人致富获利的主张后，不难看出，孔子思想中的经济观是非常积极和精辟的。他主张对国家要有富民利民的经济政策，对个人应有以义为上、以义致利的经济观，这也正是孔子经济观中的精华。总之，孔子的经济思想是整个孔子思想的组成部份，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不能囿于片面，认为孔子没有经济思想，甚至轻视经济财利，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否定孔子的经济思想，势必难以全面、深刻和正确的研究孔子思想。虽然在整个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其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远不如“仁义道德”那么大，但对于当时商品经济远不如现代发达的历史情况下，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对当时社会经济观念，特别是经商之道的正确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中不少精辟观点，对于当今商品经济商度发展的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他的“以义致利”、适度投机等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当今时代的人们借鉴，尤其是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一切道德的人，更应该摒除旧习，在经济活动中，应把“义”放在首位，以“义”指导获利。 孔子的经济思想中，始终是把“义”放在重要位置，在讲求仁义道德的前提下获利。由于过分囿于仁义的某些限制，使其经济观显得不那么完善，同时也部份地限制其经济思想的影响和作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局限。孔子毕竟是时代造就的思想家，他思想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风貌和追求。因此在研究孔子经济思想过程中，应当把它放在整个孔子思想体系中进行全面研究，不能孤立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之外片面地研究其经济思想。本文的宗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孔子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研究，以期引起人们对孔子经济思想的重视，能对孔子的经济思想在整个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全面的认识。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下文为卫君翰所作，见地甚为透彻。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来反映：

1.德治并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意思是贤人相继治理国事，也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化残暴之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换句话说，那百年之内当然还是须要刑罚的。
子路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指罪与刑必须适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既然如此，刑罚，而且是适当的刑罚，还是须要的。
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而后杀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是说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贪图利益。
宪问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怨于社会国家时，若不以刑罚报之，何谓直？

2.德治是主观的理想，还须其它很多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能达成。
2-1.时间——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指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况——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由此可知使人民丰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国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则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国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因此一个可长可久又稳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以孔子当时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经由好几位贤人持续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综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养民步骤 庶——＞富——＞教

治国方法 法治由重而轻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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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由轻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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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 长久稳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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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特点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后期则加重德治的份量，并慢慢将法治成份减到最低，最终的目的还是使民有耻且格。这也是义（宜）的表现之一吧！
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大题目，不才所学甚浅，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

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昧地追逐富贵及利益。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原思问孔子何谓耻？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否则就是耻辱了。

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
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何谓“义”、“利”？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意思就是说：人的立身之道就是正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是利益。离开正义，进入利益之中，人就没有了立身之道；离开利益，进入危害之中，就不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可见，“义”、“利”就如同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困扰了我们几千年。历代思想家甚至为此展开了一场持续千年的“义利之辩”。孔子、孟子主张“先义后利”，荀子主张“见利思义”，墨子主张“义利合一”，老子、庄子主张“义利双弃”，韩非子主张“以法代义”，还有汉代董仲舒的“尚义反利”以及宋明理学家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
王夫之，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义利合一的教育价值观:颜元针对传同教育的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其功的命题”，认为“义”和“利”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能够统一起来。利是义的基础，正义明道的目的是“谋利”“记功”当然两者必须相互依存。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出现了中国古代关于义和利新的认识。
与朱熹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的出事之道相对立。

应该是黄宗羲。
黄宗羲：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他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减，最后都增加。这一定律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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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败克塞： 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重视实践对人的认识的作用,学以致用,具有反封建色彩.是早期民主启蒙思想.1、李贽:明代后期.①思想主张: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

埇桥区17577888435： 简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主要主张?(清初三大思想家都不知道的就不要答了)急用呀! - ？
霜败克塞： 顾炎武:对理学的正面批评他认为“天下”是“匹夫”的“天下”,社会“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对于“正风俗”,顾炎武则提倡了“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 “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 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 “多学而识”的治学主张 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好古敏求”,“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良主张 王夫之:“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理势相成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埇桥区17577888435：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提出的思想 ？
霜败克塞： 你问的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提出的思想: 1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顾炎武, 王夫之, 黄宗羲. 2 背景: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

埇桥区17577888435：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主要有哪些思想? ？
霜败克塞：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因为相似的经历、相近的思想、相同的伟大成就以及同样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被后人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埇桥区17577888435：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之所以被称为进步思想家,主要是因为他们( ) ①反对君主专制独裁,主张“人民为主” ②主张“工商皆... - ？
霜败克塞：[选项] A. ①②③ B. ②③ C. ①② D. ①②③④

埇桥区17577888435： 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有何贡献？
霜败克塞： 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思想家.否定形而上学,他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埇桥区17577888435： 明末清初思想启蒙家的共同主张 - ？
霜败克塞： 一、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二、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三、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埇桥区17577888435： 如何评价王夫之 - ？
霜败克塞：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 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具有二重性,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