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验论的知行观是什么？
张载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也有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倾向，主要表现在“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上。
所谓“闻见之知”，包含有三方面内容：
（一）承认感知来源于外界事物。他说：“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又说：“人本无心，因物有心。”（《语录》）这就是说，外界之物是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心是对物的反映。他还说：“人谓己有知，由耳目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大心》）这种通过耳目感官和外物接触过程而获得的认识，称作“见闻之知”，而“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也就是说，耳目是人和外物交通的门户，是认识的通路。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二）看到“闻见之知”的局限，认为只属“学”的范围，尚未得“道”。他说：“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其几万里之远也。”又说：“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语录》）这种认为认识不能停留在感知阶段而要运用思维，从人的内心达到“穷理”（即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是可贵的。
（三）认为“闻见之知”作为认识的标准，必须是共见共闻。他说：“独见独闻，虽小异，怪也，出于疾与妄也。共见共闻，虽大异，诚也，出于阴阳之正也。”（《动物》）这就是说，个人的见闻，即使小异，也是个人的疾病与幻觉造成的，不可靠。而群众的见闻，如疾风迅雷，山崩海啸（xiào），虽是严重的怪异现象，也是真实可信的。这种以共见共闻来防止独见独闻的主观判断上的失误，还是颇有道理的。当然真理的真正标准并非以闻见之人数为准，社会实践才是惟一的标准。
所谓“德性之知”，也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认为“德性之知”是不依赖于感官所得的“天德良知”。他说：“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大心》）因为它是关于天地万物规律的无所不包的认识，这是“闻见之知”所不能获得的。只有得天下之理的“天德”，方可“穷神知化，与天为一。”（《神化》）这就过于抬高了“德性之知”。
（二）主张“德性之知”是靠“尽心、知性、知天”而获得的。心从何来？张载答道：“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大心》）张载这里讲的“神”，不是人格化的神灵，而是作为气的一种独有变化的功能。他认为气的千变万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看起来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故称“神”。他说：“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易说·系辞上》）所以，心也是从这“神”来的。
（三）认为“德性之知”属圣人所有。他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桔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这里他片面夸大圣人“心”的作用，使其“闻见之知”的唯物论滑到了“德性之知”的唯心论泥坑。
不过，张载的认识论运用在学习上，有不少可取之处，他对知与不知，总结了辩证的经验。在《中正》中说：“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在《经学理窟·气质》中说：“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在《经学理窟·学大原》中说：“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则不自满”，“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这些都是辩证的见解，十分可取。事实上，学习是从不知到知，在不自满中进步，在解决疑难中提高的。张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战争直接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为了克敌制胜，各种条件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淮南子·兵略训》说：“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佯则有数者禽无数。”这就是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也就是广泛创造优势，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策略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度德，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努力创造政治优势，与敌方争夺民心和人才。兵权谋家所谓“以正守国”；《淮南子·兵略训》所谓“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黄石公三略》所谓“务揽英雄”、“恃贤与民”、“察众心，施百务”（《三略·上略》），所有这些都是创造政治优势以战胜敌人的论述，是战略决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刘邦之所以一到关中就除秦苛政，约法三章，刘秀之所以一到河北就“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禹传》），都是为了从政治上打败敌人。这一思想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至为重大，使刘邦终于以弱胜强，而刘秀则顺利平灭了群雄。
量力，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努力创造兵力的优势，与敌方争夺主动权。兵力优势有各种各样，《淮南子·兵略训》所谓“地广民众”、“国官兵强”是指全局而言；所谓“专一则威”、“力分则弱”、“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是战场上集中兵力而言；晁错所谓“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一”，是指质量而言；所谓“平原广野”“步兵十不当一”，是指兵种而言；所谓“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汉书·晁错传》），是指数量而言；兵形势家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似轻疾制敌”（《汉书·艺文志》），是指快速机动、英勇果敢而言。每一种优势都会给战争和战局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军事家总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追求真正的优势以制敌。王翦灭楚之所以非要出兵60万不可，是因为他的对手十分强大；蒙恬所以能一举击败匈奴，是因为他发挥了车、步、骑的联合优势；西汉之所以长期受制于匈奴，是因为匈奴的骑兵已空前强大，汉军无法以数量的优势抵消其兵种的优势，直到有了骑兵的优势之后才取得以骑制骑的胜利；刘秀之所以强调精兵制胜，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只有项羽不同，他只知道发挥自己英勇无敌、轻疾制敌的优势，而不问对象如何，虽然取得许多辉煌战绩，但最后还是难逃一败。
较智，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创造出克敌制胜的各种奇谋妙策。这一思想是《孙子》等历代兵学理论中最核心的精华内容，也是秦汉军事思想中最核心的精华内容。《汉书·艺文志》载：“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就是讲，用兵要以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基础，以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的有益内容为资助，把“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作为克敌制胜的主导因素。《淮南子·兵略训》说：“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这就是讲，只有最高明的智慧，才是用兵制胜的灵魂。《黄石公三略·中略》说：“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这就是讲，战胜攻取的全部成就，都离不开奇谋妙策。赵充国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汉书，赵克国传》）。这就是讲，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以万全之计为依据。十分明显，所有这些思想都渊源于先秦，渊源于《孙子》，但经过与秦汉战争实践的结合，却创造性地做出许多新的重大贡献。加以智斗力、以弱胜强的思想，在楚汉战争中的体现堪称历史上的典型。张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著称于史；韩信以暗渡陈仓、背水布阵、囊沙断流而屡创奇迹；刘邦以正面战场、北方战场、南方战场、敌后战场及无形的间谍战场相互配合而战胜强大的项羽。还有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以不足二万之众大破新莽军队四十万。像这样大规模的以智克敌、以弱胜强，都是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如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思想，在秦汉三次大规模统一战争中都运用得非常出色和成功，比先秦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如以夷制夷的思想，在先秦只不过偶见论及，到了汉代才真正付诸实践，特别是东汉，它成为民族战争中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如经营根据地的思想，秦代是在历史传统的地理环境中自然继承下来的，西汉是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还定三秦自觉争夺过来的，东汉是为了削平群雄在河北积极主动建设起来的，从此成为以弱胜强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技，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创造技艺上的优势，用以佐助作战的胜利。这一思想是由兵技巧家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包括个人武艺、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等，凡称技艺或技巧，前引《淮南子》“有数者禽无数”的“数”，就是指技艺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载四种兵书中，能明确判定属于秦汉时期的有15家、168篇另五卷（《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而其中属于兵技巧者即达10家、159篇另五卷，占了秦汉兵书的绝大部分。这表明秦汉军事家很务实，很重视具体的军事技艺。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是以精于骑射而震惊匈奴的，并作为兵技巧家而载人史册，著有《李将军射法》三篇。他的孙子李陵，之所以敢于提步卒五千深人匈奴腹地，与八万匈奴主力骑兵交战，几乎得手，也主要靠的是这支部队人人精于射术。还有光武帝刘秀，曾特制一种可驾数牛的战车，“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守边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汉书·艺文志》载：“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而重要的。
在秦汉军事思想的制胜观中，也有缺欠和不足，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兵阴阳家。“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一思想的根本错误，就是企图通过候星、望气、占卜、五行相克、鬼神相佑的各种邪门歪道去祈求战争的胜利，是反科学的封建糟粕。这种错误思想不仅存在于兵阴阳家的著作中，而且还大量存在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中。在这些史书中有系统地把历次战争的发生及其胜负因果与星辰变化联系在一起，完全都是郢书燕说。甚至汉武帝也曾由此而作过错误的战争决策，汉宣帝也曾由此而发出过不正确的作战指令，项羽的谋土范增也曾依此而劝项羽进攻刘邦，王莽直到兵败灭亡的前夕还在求神保佑。对于这些封建糟粕，我们必须认真予以剔除。
总之，秦汉军事思想为秦汉大统一时代提供了重要军事理论，胜利指导了这一时代的军事活动，并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对历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具有很突出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它结束了先秦战争观百家争鸣的状况，在历史上首次实现兵儒结合，用儒家的“柔道”安邦治国，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后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依循；它树立了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高度集中兵权，消除了先秦诸侯拥兵割据的祸根，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因而受到后世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宋代和明代，使这一思想更加完善起来；它提出了长治久安的国防观，以文武并用、威德相济、强干弱枝、居重驭轻保障中原的安定统一，以筑城守边、徙民实边、屯田安边保障边疆的安全统一和开发建设，这些思想，几乎全部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它在作战制胜观上以先秦兵学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创造性地总结出以弱胜强、各个击破、以夷制夷、以骑制骑、经营根据地等许多新经验、新思想，进一步发展、提高、丰富、补充了传统兵学理论，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黄石公三略》一书，自宋代起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总的来说，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秦汉军事思想也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王充认为知的内容是“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实知》）。也就是要广泛认识事物，包括认识“道”和“事”两部分。这里的“道”不同于老子作为宇宙本原的“道”，而是指道理、规律、原则，即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就是儒生所学的孔孟之道，仁义之道。在王充看来，道为本，事为末，“道胜于事”（《谢短》）。他说：“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程材》）即办任何事，必须有道才能成功。如果不实行仁义之道，社会就会大乱，农民无法耕地，士兵无法打仗。所以道是根本，它决定耕战之事。而行道就要充分发挥儒生的作用，不用儒生，不讲仁义，“必有无德之患”。王充认为秦朝灭亡就是不重用儒生的必然结果。
其次，王充认为获知的途径（tújìng，道路）是感知、思知、学知。所谓感知，就是通过自己感觉获知。王充主张闻见得知。他说：“如无闻见，则无所获。”（《实知》）任何人获得知识，都必须通过耳目感官去接触外界事物。“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他举例说：“使一人立于墙东，令之出声，使圣人听之壁西，能知其黑白短长乡里姓字所自从出乎？”当然，这“圣人”是无法知道墙东人的颜色黑白、身体高矮。家住何乡、姓甚名谁了。又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囊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押也。”（《程材》）这就是说，知识和技能是从实际经验中来，只要日见日为，即使是恒女和钝妇来刺绣织锦，也能熟练操作。王充还举例说，在脏水沟里，发现一把死人骨头，肌肉都已腐烂了，难道天才人物能知死者的姓名、年龄、死因吗？这显然是对“生而知之”天才论的机智而有力的反驳。
所谓思知，就是主张“开心意”，把闻见之知上升到理性认识。他说：“是故是非者，不徒（只，仅仅）耳目，心开心意。”（《薄葬》）因为人的感觉，往往给人以“虚象”。例如，墨子只重“目耳之实”，引证许多活见鬼的事例，不用心去想一想是否真有道理，结果把人的幻觉误认为事实了。如果在目见耳闻，实际观察的基础上开心意，进行类比、分析，上升到理论高度，就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事物。例如，王充就衣食问题来分析鬼神的存在与否，他说，鬼神如果需要人们的祭祀才有吃的，那就应该有储备食品的地方，否则鬼神就会有上顿没下顿的。另外，病人或做梦的人所见到的鬼神都跟生人一样高大，但是给鬼神做的衣服长宽只不过一尺多，那么长大的鬼神怎么只穿这么狭小的衣服呢？穿这样的衣服能高兴吗？能赐福给人们吗？所以祭祀（sì）实际上只是人们的愿望，并非鬼神真的存在！
所谓学知，就是主张“学而知之”。他认为圣人也是学而能知。他说：“圣人之好学也，且死不休。”（《别通》）学习必博览古今，“知一通二，达左见右”（《实知篇》）。“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他批评那些“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饱食快饮”者，不是学习的动物。同时也批评当时“信师而师古”和“好珍古而不贵今”的腐儒学风。他认为各派之见，必须在争鸣时辨明是非。他说：“人期贤智，不必孔墨……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案书》）又说：“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这是对贵古贱今的有力驳斥。王充认为，学知无非包括两方面，一是向“五经”之类著作中学古人的仁义之道；二是向今人的实践经验学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片面性。
再次，王充主张学用一致，特别注重效验。他把客观事实和实际效用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把“用”作为认识的目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他有句名言：“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薄知》）效用是认识的目的，也是认识的标准。如果不讲效用，那么认识再多也是无用的。他说：“人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人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yīngwǔ）能言之类也。”（《超奇》）其意是说，博学的融会贯通，表现在能用上，不会灵活运用，就不能说通。虽然知道草木的名称、形状，但不会利用木材盖房，用草作药，说明对草木的本质特性还不够了解，不达物性，不能算通，对于至贤的经传，只会背诵，而不会用来分析实际问题，那么就是背诵千篇以上，也只是鹦鹉能言不能用，这只是藏书家，不能算通人。
当然，1900多年前的王充所讲的用，还不可能达到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一高度，而主要是指能用在著书立说、谈古论今上。他说：“著书表文，博通而能用之者也”，即用儒道来分析古今事物，写出文章来。这种用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不过，他所讲的用和效验，除了着重于“行道”、治理社会以外，也涉及到一些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问题，如用木盖房，用草作药等。例如，王充认为人体充满气，所以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因病理也都可以用气来加以解释。王充认为患病原因分为先天、后天两大类。“禀气薄”（《气寿》），即先天不足，易得病。后天病因中有“病从口人”，如食物腐烂了，王充称为“腥气”。他说：“腐臭之气，伤败人心。”（《四讳》）天气变化正常叫正气，如果不正常，就叫做“邪气”。王充说：“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治期》）他还认为如果有一连串的人都因相同的病而灭亡，这是由于“气相污”，也就是现代人讲的“瘟疫”、“霍乱”之类的传染病。
王充认为“百病生于气”。“饮食过节”、“血气受阻”。“肠胃乃伤”，病生；“气不通者，强壮之人死”（《别通》）；“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黄帝内经》），这些都是过度劳思引起疾病，称之为“不任”，即身体负担不起，承受了不；“七情”伤，病也，即喜怒不节伤脏，忧恐仇怒伤气，忧愁思虑伤心，悲则容易心急，总之，心意不调和也是产生各种疾病的原因。王充的气论用在医学上也颇有科学之理，现在“心理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正在探讨、研究中。
王充注重效验有两种方法：一是用“耳目之实”去验证各种说法的是非真假；二是用道理去验证一切记载的虚实真伪。例如，王充在《雷虚》篇中以“雷是火”的耳目之实，验证了“雷为天怒”的“虚妄”之辞。他说：“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一则人被雷打死，可以看到尸体被烧焦或烧坏，还可闻到焦昧；二则石头被雷打过成“赤色”，投到井中，石热井寒，“激声大鸣”，像雷声。三则人受凉，寒气进人肚子，与肚内热气接触，发生了雷鸣般的响声；四则打雷时电光一闪一闪的，像火花；五则雷击发生时，有时烧了房屋和草木。而“雷为天怒无一效”，所以是妄言。后来，到了18世纪，美国费拉德尔菲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才认识到打雷就是放电现象。可见，王充的“雷是火”的见解在人类认识雷电的过程中是很有价值的。
同时，王充也意识到“耳目之实”的验证，不足以证实一种认识正确与否；意识到实践检验的相对性。例如，他在《定贤》篇中比较辩证地分析了认识贤人的问题。在王充看来，当了官的不一定就是贤人，因为有些人是靠命运当上官的，实际并不贤；得到皇帝赏识的也不一定是贤人，因为有些人善于阿谀奉承，随机应变，从不顶撞皇帝，也有的人只因长相好看而使皇帝称心如意；朝廷人公认的贤者也不一定就是贤人，因为有些人出头露面，善于交往，附和人意，给人好印象，但又有些人埋头苦干，“清直不容乡党，志清不交非徒”，反而孤立，甚至受害；当官有了成效的也难说就是贤人，因为有些人由于偶然的凑巧获得某种成功，而另一些人可能因天灾人祸或偶然因素的干扰而遭难。总之，认识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考察，以防偏激和片面性。对于实践标准也要看到相对性，也要具体分析：好比以种田比较才能，强者当属农民；而谈生意经，行家多是商人。因为各人有各自的实践范围，如果只以某种实践作衡量知识、才能的标准是不妥的。王充这里既强调“实”，又看到实的相对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补充“实”的不足，王充还以道理和逻辑来考察各种记载、命题的对错。例如传说吴王夫差冤杀了大将伍子胥，把尸体放在大锅里煮烂以后，装在皮袋里，投到江中，伍子胥心怀冤恨，其灵魂就推波助澜（lán，大的波浪），形成三江之涛。王充以道理论之：其一，屈原怀恨，自投泪罗江，为何没有巨涛？其二，伍子胥既有灵魂推波助澜，为什么不在锅里发怒显灵，却要到江里去为涛？其三，伍子胥怨恨吴王，为什么跑到越国去发怒呢（因为原属越国的山阴江、上虞江也有巨涛）？然后又从地理科学角度分析江涛是与江人海口的宽狭以及江底的浅狭有关，而与伍子胥的冤魂毫无关系。由此，王充进而提出了“知为力”的论断。他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效力》），“知”能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练人之心，聪人之知”（《别通》）。就是说，“知”能改造人的思想、情操，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王充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与后来英国启蒙思想家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以及前苏联文豪高尔基的“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的思想，在反对蒙昧（méngmèi，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主义的意义上，有着同等的价值！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王充还不能理解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对于尚未认识的事物，产生了一些不可知论的因素。他把知识分为难知之事和不可知之事，并说：“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实知》）不过，他本质上还是可知论者，他努力探讨了化生万物之气，是气的一元论者，说明他不认为世界不可知。只是他认为“以今论之”，即从现在来讲（指当时），天下之事可分为可知之事与不可知之事。世界的确存在尚未认识的事物，像解不开的结一样，但不能表述为“不可知之事”，这样表述带有不可知论的色彩。
他还认为治国之道是永远不变的。他说：“帝王治世，百代同道。”（《齐世》）这是王充认识体系中的形而上学。他的闻见得知，虽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只是朴素直观的性质。他虽然也意识到“开心意”的理性推理作用，但没有认识到感性和理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他提出了“日见”、“日为”、“效验”的可贵思想，但也只能是个人的实践活动，不可能形成社会实践的观念。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这些局限性，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应该说，王充的认识论，还是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的。
孙文学说的思想是什么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
阮饰黄连： 知行观.即认识论.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什么是知行观?唯物主义知行观、唯心主义知行观,怎样的情况?疑5 - 60 - ？
阮饰黄连：[答案] 知行观,这个说法是中国哲学的范畴,在中国哲学中,知行关系主要表现为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简单来说,就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唯物主义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同时不否认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唯...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知行合一是不是唯物主义知行观 - ？
阮饰黄连： 是唯心主义知行观.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其观点内容是“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的功夫,行是知之始,行是知之成”.由于王阳明的行并非客观实践,而是一个主观的范畴,所以其错误是知行混合、以知代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行观. 他首先强调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他说的＂致良知＂,但如何使人的主体与可体联系起来呢?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即＂知行合一＂.他用主体包容了客体,将客体的独立性、自然性和物质性否定了.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道家的“道”和理学的“理”有什么区别 - ？
阮饰黄连： 宋理学朱熹:z.baidu.com/question/170328206.html明心学王阳明用的是道家庄子的“知行论”.李耳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庄周将此发挥为“知行观”五个层次.另外,董仲舒用的是道家庄周“人天一”理论,敷衍发挥加歪曲本意,成为“天人合一”.儒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吸收、剽窃道家、法家学说的过程.佛家的不甚清楚.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评析 - ？
阮饰黄连： 意思是:子路听到了什么道理,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实行,便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 出自春秋孔子弟子《论语·公冶长篇》. 原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译文:子路听到了什么道理,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实行,便唯恐又听到新的...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朱熹的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出自哪里 - ？
阮饰黄连：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见《朱子语类》卷九)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中国传统知行观有哪些句子 ？
阮饰黄连：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希望弟子要“讷于言”,“敏于行”,少说多做.孔子-“学而知之孟子的“行有不慊於心,则馁” 宋儒程颐“人既有知见,岂有不能行?”《二程遗书·十七卷》,“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同上,十五卷)朱熹-的“知先行后”的学说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193673145： 为什么说王夫之是古代最大的唯物主义者 ？
阮饰黄连：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农,号□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 “知行并进而有功”的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学说,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