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社会是如何向“封建制”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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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辇时代，契丹部落联盟仍然包括八个部落。各部的发展颇不平衡，其中以耶律阿保机所从出的迭刺部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各部较快。

一、耶律阿保机对汉人的虏掠

根据《辽史》“太祖纪”的记载，在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迭刺部除有发达的畜牧业外，还开始农耕，并由游牧转向定居。阿保机的父亲撒刺的时，已能冶铁，建立了冶铁和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除谷类植物外，还种植桑麻，并兴建了板筑（房屋）和城市。及至公元901年（唐昭宗天复元年）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之后，他利用本部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地位，发展自己的权力。

他首先攻并了邻近的室韦、于厥（即乌古部，与室韦毗邻）和奚（即库莫奚）等族。第二年（公元902年），他率领大军四十万，越过长城，入侵河东、河北九郡（主要在今山西、河北二省一带），虏掠了九万五千口汉人和大量的驼、马、牛、羊。

这些战得和牲畜，都成了耶律氏贵族的财富，增厚了阿保机的经济实力。除被俘的汉人外，还有不少是幽、涿等州（今北京市及河北涿县一带）的人民，因不堪北方藩镇割据势力的残酷压榨，而被迫逃亡到长城以外的契丹地区的。阿保机就叫这些汉人建筑城郭，在城郭内生产手工业品，在城郭外生产粮食。

二、契丹原始氏族公社内部阶级对立形成

在那些来到契丹地区的汉人中，除了一般的劳动人民外，还有汉族地主阶级的官吏和士人，如韩延徽、卢文进、康默记、韩知古等。这些官吏和士人，教给阿保机以各种统治汉人及利用汉人的生产劳动和生产技能的方法。

唐朝覆亡时（哀帝天祜四年，公元907年），阿保机被推为大人。迭刺部的势力也逐渐压倒其他各部。在这个基础上，耶律氏压服了反抗的各部，对外继续虏掠汉人来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充实经济力量；并且连续击败了回鹘、蒙古和女真，大肆扩展它的控制地区。

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契丹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早已发生了贫富的分化，阶级和阶级对立迅速形成。史载唐武则天时，契丹的首领孙万荣已经役使奴隶，并在战争溃败的途程中被奴隶杀死。

鲜质可汗（遥辇氏第五世首领）时，曾俘掠族七百户作为“俘户”（奴隶户）。及至阿保机时，他在幽、燕之间所房掠的大批汉人，虏时，甚至将“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随后虏掠更多，役使俘虏参加生产劳动的也日众。说明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已经形成。作为阶级社会的压迫工具，则早在遥辇时代的初期便已出现。

三、辽政权的建立，氏族部落制已成为契丹社会前进的障碍

《辽史》“刑法志”上载，阻午可汗（唐开元末）曾命宗室雅里（耶律氏始祖）执掌刑降。《萧敌鲁传》载，自敌鲁的五世祖胡母开始，世代都担任决狱官。及至遥辇氏的最末一个首领痕德堇可汗时，阿保机竟把谋害于越（契丹贵官之号）释鲁（人名）的首恶罪犯家属没入“瓦里”（奴求监狱）。

可见从遥辇时代开始，凡是法律、法官、监狱等镇压奴隶的工具都已具备，最后甚至契丹本族人犯罪，也有沦为奴隶的了。如“著帐户”就是为皇室宫帐服役的契丹本族的奴隶。

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氏族部落制已成为契丹社会前进的障碍。公元907年，阿保机利用旧的部落选举的仪式，取代了遥辇，成为契丹族的首领。阿保机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同旧贵族势力的斗争中，战胜并杀死了各部的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公元916年，他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自立为皇帝，是为辽太祖，建国号日“契丹”（后改称“辽”），改元“神册”。神册三年，筑“西楼”城为皇都（即上京临府，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南波罗城）。

四、契丹统治者推行头下州军制

契丹政权建立后，契丹奴隶主贵族的首领和一切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一样，疯狂地推行向邻族的战争掠夺政策。阿保机建立政权不久，正是后梁覆灭、河北地区处于混乱的时期。他乘机发兵攻陷幽州及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俱在今北京市附近），尽俘当地汉人。

阿保机通过战争所掠获的大批人口，包括汉族和渤海等人口，都变成了契丹贵族的奴隶。契丹统治者推行头下州军制，把俘虏来的大批汉人和渤海人“置州县以居之”。譬如，阿保机将从代北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州”;将从燕蓟所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县”、“临潢县”；将从渤海所掳获的奴隶建“长宁县”。在阿保机和耶律德光时期，建置了很多这样的“州、县”，其中有的甚至还以被掳获人口原属的州县名称来定这种奴隶的州县名称。比如，以掳自檀州的奴隶建“檀州”;以携自三河县的奴隶建“三河县”;以携自密云的奴隶建“密云县”等。

这些所谓州、县，实际是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强迫奴隶使之为契丹贵族从事生产或服其他劳役的场所而已。在这种“州、县”里面，奴隶们虽可“定配偶、树垦艺以生养之”，实际是“筑赛居之”以强迫奴隶从事劳动。这种“州、县”的奴隶，有的是皇室的私有财产，有的是其他贵族的私有财产。这种奴役奴隶的察堡，称为“投下”成“头下”。

阿保机容许从征的横帐（即宗室）诸王、国舅、公主等外戚及大臣等，得各自建立汉人州县，称为“头下州军”，凡“诸王、国舅、公主”可以设“州城”（其他贵族虽有奴隶，但“不得建城郭”），设置官吏，征收租税。租税来自“市井、商贾”的部分归头下主，来自“酒税、课纳”的部分归朝廷。头下州、县按俘户多少，区分为州、军、县、城、堡等级次;俘户较多的置州，其不能置州者则置军不能置县者置城，不能置城者置堡。

五、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开始逐渐转向封建制

阿保机掌权之后，因为俘掠了大批的汉族人民及收容了不少封建士人和官吏，因此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甚为剧烈。大批的汉族农民被俘入契丹地区，他们对契丹的奴隶制度不断用逃亡等形式进行斗争。契丹统治者无法改变汉族农民固有的农业经济生活，只得袭用中原的某些封建生产方式对他们进行剥削，而这样的剥削方法，对于契丹统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史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如幽州制度”。

上述契丹统治者所推行的头下州军制，既是强迫奴隶劳动的场所，又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经济因素。譬如在这种头下州军里实行赋税制就是一例：

“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这种情况说明，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开始逐渐转向封建制，封建制因素正在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

六、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

契丹社会从奴求制转向封建制，在太宗耶律德光夺取燕云十六州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天显元年（公元926年）阿保机死，第二年次子德光继位。天显十年（公元936年），他借着后唐叛将石敬瑭求援的时机，率领大军南下，攻陷洛阳（后唐都城，今河南洛阳市），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在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是为后晋，都汴，今河南开封市;汴音便）。石敬瑭遂把燕云十六州（即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今山西、河北二省北部地区）割给契丹，并许岁输帛三十万疋，约为“父子之国”。

契丹于天显元年击灭“渤海”政权、吞并了渤海地区（今牡丹江上游一带）之后，又再次扩展了疆土，使统治区内增加了具有封建传统的广大农耕土地和众多农业人口，因而对于契丹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的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上层建筑适应于封建的生产体制，特别是扩充旧有的管理汉人事务的部门，使之成为“南面官”。正如《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条）说：

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唐朝的封建政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官职；表明契丹“诚有志帝王之盛制”，并以此来招揽中原各地汉族人士去为它效力。

辽圣宗时期（公元983——1031年），契丹统治者更积极推行封建化措施。圣宗耶律隆绪把原属皇室私有的官帐奴隶，改编为部，使这些处于奴隶地位的民户变为部民，大批奴隶变成了平民。

公元995年（圣宗统和十三年），辽王朝诏令“诸道民户，应历（公元951年）以来胁从为部曲（奴隶）者，仍籍州县”。奴隶隶籍州县，就是使奴隶不再是奴隶主所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七、契丹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为与上述变奴隶为平民的措施相适应，耶律隆绪还更改法令。如公元1006年（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辽王朝规定：

“主（奴隶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根据这一新的法令，虽然家奴仍处于受奴役的无权地位，但奴隶主已无权随意杀害奴婢。所有这些，说明在契丹社会，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奴隶主贵族逐渐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奴隶正在逐步变为受封建制剥削的农奴或其他小私有者。

辽政府对于燕云地区的农民所实行的剥削方法，完全是一种封建性的租税制度。租税鼓励了契丹统治者对农业的兴趣，故朝廷一再下令保护农业。从太宗、景宗、圣宗到兴宗，朝廷都不断地下诏保护农田、给牛令民种谷、减免租税赋役、募民开发荒地及遣使巡阅各地禾稼。其中以圣宗统和十八年（公元1000年）在燕云地区实行两税法最具典型。

《宣府镇志》（卷十四）载:是年诏:

“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地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

这种两税法，税钱折粟交纳，“计亩出粟”，正是道道地地的封建租税制。随后两税法推行到头下州城，便使那里的头下户与头下主的主奴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日益松弛，使头下户的农奴身份迅速变为获得部分自由的朝廷二税户。

从头下户演变为二税户，租税负担虽是双重（既输于官，又输本主），但这仍是封建因素增长的表现。从此契丹皇帝不仅是最大的奴隶主，而且又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通过皇帝和朝廷的种种措施，使燕云地区的封建体制逐渐推动辽王朝所辖各地区的全面封建化，由上而下地促进封建因素的增涨。

到公元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前半叶，辽王朝即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封建王朝。在契丹社会，虽然奴隶制残余仍严重地存在，但从它的基本面貌来说，封建制度已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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