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注意说明

受贿罪检察院退款情况说明怎么写~

如实写就行了
检察院某某厅：
截至 年 月，分别退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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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18日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贪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关于数额的调整：

贪污受贿犯罪是贪利型的职务犯罪，犯罪数额是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还是以犯罪数额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体的数额模式”为“概括的数额模式”，以维护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动态地、科学合理地设置某一时期的具体数额标准。《解释》则将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贪污罪、受贿罪由轻到重三种罪状（即数额）及其对应的法定刑档次确定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为“数额较大”，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的起刑点是2000元，1997年刑法典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5000元，《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取消此一起刑点具体数额的规定，而改为“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并将“数额较大”的确定标准交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来明确。那么，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原来的5000元起刑点是应维持不变还是要有所提高？若需要提高，其提高幅度应有多大？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5000元的起刑点不宜提高，甚至还应有所降低。认为这是严惩腐败犯罪的要求，是契合中央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的，也是符合严厉反腐败的社会舆情和民众呼声的。第二种观点主张此一起刑点应适当提高，但不宜提得太高，比如可以将“数额较大”的起刑点提高至1万元。第三种观点主张对此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予以明显地提高，比如可以提高到3万元。《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三种观点，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3万元。《解释》此一规定是正确的抉择，因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绝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之规制一贯坚持质与量相统一的思想，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来作为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在当前反腐败的大潮中，中央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党纪政纪挺在刑事追究的前面，即对贪污受贿行为在定罪量刑之前，要有党纪政纪处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再者，贪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相应地变化。自1997年刑法典规定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起刑点迄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而适用了近20年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却仍未变化，已严重不符合当初设定这一起刑点时所掌握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适当提高这一起刑点数额乃势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决问题。据介绍，《解释》将此起刑点数额由原来的5000元提高至3万元，这也是符合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予以刑事追诉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的。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来是我国刑事法治所注意贯彻的重要理念。
其三，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解释》结合对既往司法实践的考察和相关立法精神，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20万元，将其“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300万元。其主要考虑是要适当拉开不同量刑档次的级差，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区别对待。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改动是正确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第二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巨大”）的数额规定是5万元，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规定是10万元，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过低的基础上，刑法中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设置也均过低，严重脱离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数额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真实情况，导致罚过其罪，与配置的重刑显然不协调。二是数额与刑罚相对应的量刑区间狭窄，轻重罪刑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幅度和梯次之分。这不但表现在从第一档次起刑点的5000元（对应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第二档次的5万元（对应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到第三档次的10万元（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间总共仅有9.5万元的数额差距，而法定刑就从一年有期徒刑上升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导致数额差距空间较小而刑罚轻重差距过大；而且犯罪数额在5000元到10万元之间的，实践中的量刑也大体上是按照1万元判刑一年掌握，看似公平，实则显属轻罪重罚。其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档次（即10万元以上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刑关系上，在此档次，只要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情况，则贪污受贿数额满10万元与不满10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轻重差别巨大，而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与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却差别不大（其量刑区间仅为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导致这一档次在实践中长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不合理现象。以上这些弊端严重违背了我国刑事法治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严重有损现代刑事法治的公平正义理念。因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各方面要求合理调整和适当提高贪污受贿犯罪加重刑罚的第二档次、第三档次之数额标准的呼声很高，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更改为概括性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法本意所在。此次《解释》中将属于第二量刑档次的“数额巨大”提高至满20万元，将属于第三量刑档次的“数额特别巨大”提高至满300万元，较过去的相应数额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当下经济社会状况及贪污受贿数额的社会危害程度认真调研把握之基础上的，是符合目前我国社会罪刑关系实际的。如此设置，给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以及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适用都留下了尽可能大的犯罪数额对应空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现象，从而较好地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三、关于情节标准的解读
在1997年刑法典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具体数额为基本模式，“情节”只是其补充因素。《刑法修正案（九）》改变了既往刑法典中单纯计赃论罪论罚的具体数额的基本模式，而代之以“数额+情节”（或者说“数额或情节”）的模式，即将“情节较重”与“数额较大”并列，将“情节严重”与“数额巨大”并列，将“情节特别严重”与“数额特别巨大”并列，相应规定了三档法定刑。也就是说，由《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的语义来看，国家立法机关显然是把“情节”作为与“数额”并列的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看待的，即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有两个标准，一为数额标准，二为情节标准，二者并列而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但是，《解释》一方面规定了独立的数额标准；另一方面却没有规定完全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而是将情节与相对较低的数额（大体上减半）相结合而规定了“数额+情节”模式的标准。此种模式与数额模式的三个档次相对应，区分为三档罪刑规范：（1）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与“数额较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一样适用第一档次的法定刑；（2）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5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与“数额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一样适用第二档次的法定刑；（3）贪污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数额特别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00万元以上）一样适用第三档次的法定刑。针对《解释》将《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模式，应当探讨和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为什么要将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标准？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法过程中，鉴于过去单纯数额标准的弊端，一种意见反对将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标准，主张应以脱离数额的情节作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规定“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形及相应的三档法定刑。国家立法机关经研究没有采纳单纯的情节标准之主张，也没有维持既往的单纯具体数额标准之模式，而是采取了将数额与情节并列、“数额+情节”标准的模式。而《解释》又在数额标准之外的情节标准中加入了数额因素，将情节与数额挂钩，使情节标准实际上成为“情节+数额”的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危害程度的衡量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此类贪利性职务犯罪之定罪量刑虽不能一概地单纯考虑数额，但也往往离不开对犯罪数额的考量，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二是完全脱离数额的其他情节之严重程度往往难以量化和准确把握，若仅根据其他情节决定刑罚裁量可能会出现数额较小而判刑过重的罪刑失衡现象，也容易给量刑的随意性留下空间。笔者认为，最高司法机关这两点考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准确地把握了数额与其他情节对贪污受贿犯罪之危害程度影响的辩证关系，也是借鉴了以往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之司法解释中的成功经验。因此，应当予以认同和支持。当然，将来若能对立法上关于情节标准独立于数额之规定作适当修改，使情节标准从立法上看也有容纳一定数额因素的空间，以使立法与司法合理协调，则效果会更好。
其二，关于情节标准与数额标准的关系问题。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范和《解释》第一至三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当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采用了“两套标准”“三个档次”（三个罪刑单位）。两套标准之一为数额标准，这也是贪污受贿犯罪基本的定罪量刑模式，区分为“数额较大”（满3万元不满20万元）、“数额巨大”（满20万元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三个档次并配置由轻到重的三档法定刑；两套标准之二为情节标准，更确切地讲应为“情节+数额”标准，区分为“其他较重情节”（满1万元不满1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严重情节”（满10万元不满15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50万元以上，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三个档次，并与符合数额标准者一样分别适用三档法定刑。由此可见，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是并行不悖的、彼此独立的两套标准：没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即适用数额标准；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适用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此时的数额要求要依照《解释》之规定有所降低，原则上是减半掌握。“两高”《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所确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之概括数额标准的具体化，以及对其情节标准进行的“情节+数额”改造和具体化，使这两种标准形成互补关系且均明确、具体而具备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关于贪污受贿犯罪“严重情节”的抉择。在“数额+情节”模式下，大体上减半掌握数额标准，从而使数额外的其他情节成为影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为使情节因素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作用，“两高”《解释》以能够真正体现犯罪特点、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为标准，认真选择了若干严重情节加以规定。具体而言，对贪污罪规定的严重情节有六项：（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5）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些情形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及危害后果等方面说明了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被合理地确定为影响贪污罪定罪量刑的因素。对受贿罪规定的严重情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仅适用于受贿罪第一档次的上述贪污罪第（二）至（六）项的5种情节。第二类是同时适用于受贿罪三档的另外3种情节：（1）多次索贿的；（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这三项情节是针对受贿罪特点而设立的，而且对受贿案件的危害程度或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有显著影响。第一项“多次索贿”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第二项“贪赃枉法”又造成损害后果明显具有更重的社会危害性，第三项组织、人事类腐败危害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因而将这三项情形规定为受贿案件的严重情节是合乎法理与情理的。总之，《解释》所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的这些严重情节，都是从我国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具有相应的理论根据。当然，对《解释》所规定的这些严重情节，还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予以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本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
这一点同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本罪在主观方面体现为故意。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在修订后《刑法》公布后尚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释前，可参考“两高”《关于执行（关于严惩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注意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1988年《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受贿”、现《刑法》已将该内容收纳为第三百八十五条，但将其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经济受贿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时，要注意正确界定回扣、手续费的概念。区别回扣与佣金、折扣、奖金的不同，在正确认定“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在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中，特别要注意区分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包括受贿行为与正常礼尚往来的界限，受贿行为与获得合理报酬行为的界限，受贿罪与经济上不正之风的界限，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
关于“预约受贿”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离退休人员事先约定以后收受财物仍以受贿定罪的规定，已经明确，可依此执行。
关于共同受贿的认定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混合主体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罪
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诸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非国家工作人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所实施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回顾中国现有法律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明文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显然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订取消了此条，仅对共同贪污行为有所规定，而对混合主体的伙同受贿问题没有涉及。基于此，许多同志对新刑法实施以后如何认定混合主体的共同受贿行为产生了模糊认识。
笔者认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遵循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行为仍可以构成共同受贿罪。具体分析如下：1.共同犯罪只要求共同犯罪主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可。对照受贿罪，属于故意犯罪类型，只要混合主体的受贿行为符合以上条件就完全可以认定为共同受贿罪。
2.不能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否认混合主体共同受贿罪的存在。因为虽然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确对该种行为作出定性，但是应适用总则中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予以认定。这样操作正是体现了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即有特殊规定时应优先适用特殊规定，否则可以适用总则的一般原理。另外基于刑法的基本理论，非身份犯不可能单独实施身份犯罪，但可以与特定身份者共同完成此类犯罪行为。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混合主体可以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形式之一。
刑法修正案（七）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受贿罪适用缓刑的条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规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适用缓刑。
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一般不适用缓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的，且在重大生产、科研项目中起关键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必须从严掌握。
三、对下列受贿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
（一）不如实供述罪行的;
（二）不予退缴赃款赃物或者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三）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
（四）犯有数个职务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
（五）曾因职务违纪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分的;
（六）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等特定款物的;
（七）受贿犯罪中具有索贿情节的;
（八）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情节或者滥用职权情节恶劣的;
（九）其他不应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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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县13796617508： 什么是受贿犯罪 ？
保券复方： 1、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2、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受贿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

承德县13796617508： 受贿罪构成要件是怎样规定的 ？
保券复方：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有:1、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2、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3、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4、主观方面是故意.

承德县13796617508： 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哪些 ？
保券复方： 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承德县13796617508：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含什么 ？
保券复方： 1.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3.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4.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

承德县13796617508： 政府人员收受多少钱算受贿 ？
保券复方： 1、一般来说政府人员收5千元以上才算是受贿,具体来说:是否构成受贿罪,要看行为人受贿的数额是否达到5干元.第一,如果行为人受贿的数额达到5千元的,那么构成受贿罪.第二,如果受贿的数额尚未达到5千元,情节较轻的那么一般应视为一般违法行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2、法律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承德县13796617508： 哪些人会被认定为受贿罪主体 ？
保券复方： 受贿罪主体是指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注意:单位不能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刑法第387条专门规定单位受贿的构成单位受贿罪.

承德县13796617508： 怎么认定受贿罪 ？
保券复方： 认定受贿罪的要件主要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

承德县13796617508： 受贿罪案件的特点有哪些 ？
保券复方： 受贿罪案件的特点有:1、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看其是否是执行公务的行为;2、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如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法律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承德县13796617508： 哪些行为构成受贿罪 ？
保券复方： 以下行为构成受贿罪:(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

承德县13796617508： 受贿罪的判罚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
保券复方： 受贿罪的处罚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