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兴起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是什么

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诸种因素中，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诸种因素中，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受萧颖士、李华、梁肃和柳冕等古文家的影响

概述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
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
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
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发展历程
兴起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
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
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
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
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
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
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
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
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
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
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
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
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
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
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
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
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
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
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
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
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
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扩展资料
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骈”的字形是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并，是两马并驾的意思，引申为对偶的意思，所以骈文就是专门讲究对仗的文章，整篇文章用对偶句写成，发展到后来它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四六文。
一句话不是四个字，就是六个字，呆板之极。而且，平常写文章用骈文，给皇上上奏章用骈文，写文学批评用骈文，写墓志铭用骈文，给朋友写信用骈文……
骈文的特点是：是以对偶的句子为主写成的文章。它讲究用典、讲究文字的声律，讲究辞藻华丽，要求很多。这种文体发源于汉代末年，盛行于南北朝。骈文本身不算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是由于后来过于追求形式，骈文变得少有深刻的内涵。
这就好像一个人天天化妆，脸上的粉有二斤重，香水喷3斤，大金链子小金表，把自己打扮得跟化妆品专柜一样，让人看后不是先看的这个人，而是先看到的他的化妆品。文雅点说是：形式掩盖了内容。骈文发展到后来就是这病：形式大于内容。
隋朝时，有个人叫李谔，他给皇上上书，说骈文“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意思是骈文的内容皆是风云、月露这些虚无变幻、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这句话给骈文下了个十分准确的评定，不仅如此，他还说骈文导致了齐、梁两朝“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将朝代灭亡的责任推给骈文。
隋朝皇帝一听，这还了得，我大隋要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不能因为写骈文给玩儿完了啊！于是下令天下不准写骈文。但没有用，为何啊？骈文太根深蒂固了。有意思的是，李谔的上书也是骈文。以骈文骂骈文，如同站在雾霾当中，边吸着雾霾边说：“雾霾真是他妈的可恶啊！”但能怎么样呢？雾霾还是雾霾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骈文的问题，隋朝不到40年就灭亡了。然后就是唐代了。唐代建国不久，就有人反对骈文，提倡写古文，但他们写出的文章不怎么样，没有成气候。
一直到了唐代中期，韩愈的出现，像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国文学史的天空。他才大气雄，而且好出风头，以孔孟之道的传人自称，于是开始发起古文运动，来对骈文进行革命。
所谓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其实就是古代的散文了。这种文体写文章时字句不受形式的约束，怎么舒服地表达中心怎么写，不用每句四个字六个字还得讲解对偶什么的。
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文以明道。什么叫文以明道呢？文章将道讲明白就是了，不要有形式上的束缚。就是说文章是传道的手段，要有补于时，对时代有所帮助。内容第一，形式次要，突显出文章的社会意义。在韩愈看来，道就是儒家之道。柳宗元进一步扩大道的内涵，道不仅是儒家之道，还有社会之道。
为了实现这个核心主张，韩愈和柳宗元写了很多文章，当然是古文形式了，来展示古文的优秀，而且这两位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韩愈还收了许多学生，让他们加入古文运动的大军，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人，也纷纷加入到古文运动的大军中，热热闹闹，跟梁山聚义一样。
只可惜啊，除了韩愈和柳宗元写的文章好之外，其他人写的就不怎么样了。所以，韩柳去世之后，古文运动就衰落了，到了晚唐，骈文又复兴了。李商隐、温庭筠他们开始了骈文创作。杜牧的《阿旁宫赋》就是晚唐骈文的代表。
所以，韩柳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复兴古文的大业。但他们“文以明道”的理论被后人继承了。到了北宋，在欧阳修的大力提倡之下，在“三苏”父子、王安石、曾巩这些巨星的摇旗呐喊之下，宋代兴起了古文运动，而且声势浩大，最终复兴了散文，骈文作为没落的文体不再有影响力了。
所以，从唐代兴起一直到宋代才完成的这场文学改良运动，被称为“唐宋古文运动”。这场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宋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第一次古文运动（唐代）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第一次古文运动（北宋）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唐初，魏征在《隋书�6�1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6�1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论文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唐初，魏征在《隋书�6�1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6�1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论文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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