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外国战争中的抵抗派与投降派?
B 解析:结合史实分析选项可知:A、C、D三项的评述是正确的,B项中琦善并未参与签订“南京条约”。故正确答案应是B项。
1、抗争——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中国人民为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改变屈辱地位,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前期的抗争包括: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爱国军民的抵抗、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2、探索——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探索各种道路,这是一个长期的极其复杂的艰苦历程。主要包括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救国活动。
3、结果,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了。
一、近代前期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
1、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开始。
┏林则徐——广州——严加防守
▕ 关天培——虎门 ┓
2、在鸦片战争中:▕ 葛云飞——定海 ┣ 英勇抗敌,壮烈牺牲
┗陈化成——吴淞 ┛
3、边疆地区新危机时——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整个新疆
4、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在台湾地区击退法国侵略者
┗冯子材——镇南关大捷
┏左宝贵——平壤——战死沙场
5、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邓世昌——黄海——英勇战斗,与舰同沉
┃徐邦道——辽东战役率部英勇抵抗
┗丁汝昌——威海卫——宁死不降,自杀殉国
二、农民阶级的抗争
┏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1851——1864年,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1899——1900年,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及激进民主主义的探索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探索——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探索——由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3、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探索——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
四、地主阶级的探索
1、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探索
2、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探索
五、无产阶级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一、19世纪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其影响
从1840—1900年的助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
1.鸦片战争
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受到了严重阻碍,出现了大量逆差。当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发生后,英国便以“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开始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开了绿灯。不过,这一时期中国的开放还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
2.第二次鸦片战争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国伙同法国于1856—1860年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汉口、牛庄、天津等内地和北方城市被开放成为商埠;条约还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这样,列强的在华利益进一步扩张,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和北方地区。俄国趁火打劫,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大肆侵吞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3.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94—1895年,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清政府被迫于1895午4月与日本订立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给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省等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主权为代价举借外债,致使中国的内政外交进一步为列强所控制;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合法化;而日本则利用巨额战争赔款疯狂扩充军备,使自己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侵略战争策源地。
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使得中国的各项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极大地加强,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合计白银 9.8亿两,加上各地地方性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白银10亿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它关于惩办“首祸”和禁止中国人加入或成立反帝组织的规定,体现了对中国的严厉政治奴役;它关于在北京设 立单独的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及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驻扎军队的规定,是对中国实行的野蛮军事控制。
二、19世纪中国各种力量对列强侵略的反应
1.清政府的腐败与对敌决策的失误
清末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在和与战的决策上往往举棋不定,徘徊于妥协与抵抗之间。决策的屡屡失误,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开战前依赖列强的调停,战、守准备不充分;战争中“避战自保”,屡失战机,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战争决策高层的无能与软弱。1894年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把持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甲午战争中,慈禧太后为她60岁生日的“万寿庆典”,始终抱定对日妥协的和平方针。李鸿章为保存其实力极力奉行避战求和的政策,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结果处处被动。
清军中虽然有一批如关天培式的民族英雄,但大都缺乏斗志,许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
2.民众的自发斗争
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妥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自发斗争。重要的斗争主要有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在1895年的反割台斗争中,台湾各族人民组成了义军,誓与台湾共存亡。义军和留在台湾的部分清军公推刘永福为领袖,领导台湾军民共同抗击日军。
1898年,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随着形势的发展,义和拳改名义和团,树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慈禧太后发现义和团难以很快“剿灭”,就改用“招抚”的办法,企图控制利用。1900年春,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涌人北京和天津。义和团在抗击八国联 军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命令清军“铲除”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了。
3.有识之士的自强运动
林则徐在领导禁烟斗争的同时,搜集和研究外国情况,组织人编译出《各国律例》和《四洲志》,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等情况。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1860年的“内忧外患”的形势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士绅阶层。为实现“自强”的目的,洋务振创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并派遣学生留学,编练新式海陆军。19世纪70年代起,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和交通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还打着“求 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70年代后,在“求富”的口号下,洋务派提出了利用本国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的“商战”主张。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商战”主张逐渐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反侵略主张。马建忠和郑观应等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
三、20世纪日本侵华史
1.20世纪初期日本的侵华活动
1901年至1919年,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列强虽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但并没有停止其他形式的侵略扩张。
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都的殖民地位。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夺取德国租借的青岛,强占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使占领山东成为事实,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由于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二十一条”没有实施,但由此加强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尤其是在华的经济利益。袁世凯死后,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军阀打内战,造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并仇视中国革命,破坏中国的统一事业。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
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渴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1932年,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占领地改名为“满洲国”, 扶植被推翻的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从此,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开始扩大势力,加快对华侵略的步伐。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到1936年,华北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宏毅上台组阁,建立了军事法西斯专政。1936年,广田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制定了“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和“向南方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信号,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战争初期,日军由于装备精良,准备充分,很快攻占了华北五省和上海、南京等地。但日本的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陷入了长期战争 的泥潭之中。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掠夺中国的资源,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统治。
阶段性特征扫描
一、1840~1894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条约权利”,并监督清政府履行这些所谓的“条约义务”。在表面上“中外和好”的局势下,进一步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列强还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英国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岛和九龙司。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倾销商品,商品输出成为这一时期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开放了东南沿海五口,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增开11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的巨大变化,表明中国的市场已经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和低关税,雇用大批买办,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产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
二、1894~1901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侵华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到由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军事上,列强趋向联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三、1901~1945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计划,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和后来居上,打乱了老牌帝国主义侵华的格局,使列强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日本成为侵略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俄在中国东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最终引发—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问题上虽有矛盾和斗争,但在最大限度地侵略中国、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这方面却是一致的。
随着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要排除其他列强而独霸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四、1945~1949年近代列强侵华特征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继续以蒋介石为其代理人,逐渐形成独占中国的局面。新中国的成立,打碎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阴谋。
规律性知识拓展
一、列强侵华战争的发动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随后扩展到法、美等国。从1840年起,中、日等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国家商品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东方亚洲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的格局形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并为本国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狂潮。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的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日本法西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二、对外封闭造成了中国的落后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确立,势必要将东方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卷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新体系。面对西方的挑战,清朝统治者在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下昧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无力的回应。统治者一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措施,这种限制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闭关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二是以“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观自居,,形成了闭关锁国心态,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才逐渐走向开放,但阻碍重重。在有限开放中学习西方,国力虽渐渐增强,但与列强相比仍然是相差很远。
三、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两种矛盾的发展趋势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从遭受列强侵略的角度说是向下沉沦,从接受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采说是取得了进步。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君主专制。资本主义列强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其中包括近代的科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民主自由价值观。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铁路、轮船和电信以及近代的海军和陆军,并开始了向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化。
四,民族团结与统—是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顶峰。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已经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精诚团结,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时代、领导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抗日战争同以前的反侵略战争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这场反侵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根本的政治保证,对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和抗战后中国的前途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第—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国外的反法西斯阵线相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广泛的民族性,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以国共第二次合作 为基础,两党之间的联合与斗争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是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经过抗日斗争,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我们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看不到投降派鼓噪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攻剿或者先剿后抚的呼声一直很高涨,即使在道光下令沿海撤防之后,臣工主战奏章依然接连不断。
人们所说的“投降派的鼓噪”,主要是指琦善和伊里布。那么,我们且分析一下这两人的情况。
琦善于七月初三日亲赴天津,“督同该镇道等,仍以查拿烟贩为词,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绝其先路,一面暗备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来游弋,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劳,直隶未有水师,不值远出迎剿。惟俟其船只胆敢拢近口岸,立时枪炮齐发,并取薪纵火焚烧,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穷蹙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折。)七月初九日琦善又奏报了他自己“即日驰赴海口,亲督筹备。 ”并“预备督标兵一千名,正定镇标兵八百名,河间兵二百名,候到齐后,均令驻扎海口,于堵绝该夷上岸,较为得力,且免临时调拨迟缓之虑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正是在此奏章中,琦善否定了林则徐的意见,认定英军北上是因为汉奸引导,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琦善态度的转变倒是发生在七月十二日道光谕令将 “英人原禀进呈”之后,与其说琦善影响了道光,还不如说琦善揣摩道光的意旨,从主剿转向主抚。
至于伊里布,根据档案记载,他于六月十一日闻悉英船在浙洋游弋,立即从苏州赶赴吴淞海口,会同提臣陈化成部署防御,并上奏: “倘该夷竟敢闯入江省洋面,即当先行封港,杜绝勾串,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业“飞咨沿海各督抚臣盛京将军一体防备 ”。道光朱批:“所见甚明”,“为国为公可嘉之至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六月十七日,伊里布又奏报了行抵吴淞口后调兵遣将的情形,除在崇明驻兵三千外,并在 “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宝山安兵三千六百六十一名……于两县海岸上层层密布,与水师声援联络,各备军火,以待水陆夹攻 ”。并向道光表示:“臣伊里布往来宝山、上海两县,协同提臣,督率镇将,统领水陆舟军严加巡防,倘夷船阑入江境,即时亲督攻剿 ”。道光在此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六月十九日,伊里布闻悉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失陷,英船现逼镇海要口的消息后,再次上奏: “该夷船胆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内地,实属罪不容诛,必应痛加剿办,以伸国宪而振天威”。(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又奏: “查该夷在粤贸易,向本桀骜不驯,今因见挫于粤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创巨痛深,不足以彰挞伐,且恐其不知儆畏,以后一乘风帆便时入鸱张,震惊我人民,劳费我军饷,亦非绥靖海疆之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十五日,伊里布接奉钦差大臣之命,“专意攻剿 ”,从江苏到浙江,一路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武力收复定海。二十三日,伊里布抵达杭州,与积极主战的署理浙江巡抚宋其沅面议,两人意见相同,决定 “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并奏请“敕令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督臣邓廷桢,各派水师二千,统以大员,多带炮位,坐驾坚厚大船,在该二省适中之处,彼此会合,再行联 □赴浙。奴才亦饬江省水师赶紧前来,相机会剿,庶可迅奏荡平,收复城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宋其沅奏片,八月初二日伊里布奏折。)
上述这些奏报,说明伊里布当时是一个积极的“主剿”论者,对林则徐也十分的崇敬。他认为英军 “见挫于粤兵”,所以才“突入浙洋,肆其狂悖”, “粤省水师较闽省尤为勇敢,又为□逆素畏惧,用之更为得力”,所以,他多次密奏道光敕下两广督臣林则徐 “速即多派水师,航海至浙,会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于歼除”。(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伊里布到镇海前线之后,实际体察了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认为清军“船只炮械舵手人等,均各不齐 ”,“洋面打仗,断非我军所长”,攻剿难以得手,(《鸦片战争》第 3册,第258页。)“纵能克城,亦难御”。(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刘韵珂在稍后谈及伊里布思想的转变,在一次奏报中,他说 “伊(里布)当该逆占据定海之初,专意剿办,曾经具折密奏,有必须使该逆创巨痛深,方可冀其慑服之语。奉命来浙,细加体察,始之前言不能自践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从此,伊里布由主剿转为主守,采取了“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一面将攻剿事宜,密为部署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的对敌方针。
从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仅定海失陷之时,没有出现投降派的鼓噪,而且从道光二十年六月定海失陷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反攻失败,尽管道光一度主抚,除琦善追随道光言抚,伊里布出于对中英实力悬殊的考虑而言守以外,各省疆吏则无不言剿。特别是琦善到广东主抚失败以后,朝野上下,更是一意言剿,并对琦善的误国行径纷纷表示谴责。两江总督裕谦上书奏劾琦善: “以抚误战”,“以该夷求抚为可恃,而以我兵严堵为非计”,裕谦大声疾呼: “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况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何必如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 ”。裕谦认为:“该夷未受巨创,尚不知天朝威力,即使将就完结,名不正则言不顺,将来之互市,亦属弛张两难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裕谦奏折。)闽浙总督颜伯焘指出:“查英夷即桀骜不驯,若不痛加攻剿,其势断难慑服,即或天朝宽大之恩,亦必使之畏威,方可冀其怀德,是欲明示羁縻,必先大伸挞伐。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颜伯焘奏折。)湖广总督裕泰则上奏:“臣伏见我皇上制驭外夷,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予以自新悔过之途,实为天地含宏之量。惟思服衅必示之以威,怀柔始溥之以德,方期革面洗心,永杜复衅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裕泰奏折。)两广总督祁□也重申:“窃维国家柔恤外夷,无微不至, □逆久在圣思覆帱之中,多年准其在粤贸易,亦属仁至义尽。乃敢自外生成,逞其犬羊之性,妄肆鸱张,至于此极,实属神人所共愤,覆载之所难容 ……即当竭尽心力,会商设法剿办,断不敢稍事迟回观望。总期扫除殆尽,不遗丑类,以仰慰圣主绥定海疆,震??奸夷至意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祁□奏片。)
我们从上面几位总督大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儒家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同样能够激发和推动统治阶级抵抗侵略。因为儒家对敌斗争的原则思想是:以尊临卑,恩威并用;倘其驯服,不妨怀柔羁縻,示以宽容;倘其桀骜不驯,恣意妄为,那就只有大张挞伐,慑以兵威。而且定海失陷以后,这些总督大员并不清楚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在他们眼里,西方国家还是腥 □夷狄之辈,在素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妥协投降的政治派别。实际情况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定海失陷以后,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两派 ——抵抗派与投降派,道光一度主抚更不是投降派推动的结果。
但是,清朝统治阶级主剿的立论基础是反侵略的必要性,他们并未仔细考虑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必胜信心来源于错误估计中英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战之前,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当他们与英军稍一交手,立即发现,英军的实力,包括内河和陆上的实力,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同时,清朝统治集团又不敢于发动民众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因此,由虚骄而变为恐惧,妥协投降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首先让我们看看奉令前往浙江收复失地的扬威将军奕经的表现。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他曾上奏朝廷,认为: “□夷猖獗,肆逆东南沿海地方,皇上命将出师,用彰天讨,歼除收复,尅期定奏肤功”。(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奕经奏折)当他出任扬威将军以后,所奏无不力言 “剿”字,抵达嘉兴行营,即上奏:“屈指计算,为期不过一月内外,即可三路进剿,明攻暗袭,所赖皇上天威,不难一战克复,净扫夷氛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奕经奏折。)二十二年一月,进驻绍兴,他又上奏朝廷:各路兵勇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 ”,并向道光表示,他已制订三路反攻之策,收复失地,“易如反掌”, “不难一鼓成擒,歼其丑类。”(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奕经奏折。)但反攻之役遭到惨败,接着乍浦失守,英船逼近省垣。奕经也就再不敢夸口言战了,当道光命令他 “乘机进剿,大彰挞伐,以扬国威”时,(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他却奏称:“当此战守两难,省垣万分危迫之际,不得不设法羁縻,冀可缓兵苟安,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奕经奏折。)并请专委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此后奕经由一意主剿转向一意主和。
闽浙总督颜伯焘则是在英船再次北上,攻陷厦门时即已由主剿转向了主和。当他上任之初,是地方督抚中主战最力,意气最锐的,他对林则徐极为推崇,认为 “林则徐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亦有威望”。(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颜伯焘奏折。)因而激烈反对琦善到广东以后一意议抚。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奏参奕山等赎城、谎报军情,指出 “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命,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帖耳,安无事。今贼势方张,资之以库藏,则何不以养我士卒,修为战备 ……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颜伯焘奏片。)他甚至反对邓廷桢 “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梁廷柟:《夷氛闻纪》,第 82页。)颜伯焘对厦门防务信心十足,奏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 ”。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英军攻陷厦门,守军大溃,颜氏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至此以后,颜伯焘对道光命其收复厦门,鼓浪屿的谕令,一味借词推诿,而私下与人 “畅议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观其前后如出二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 60页。)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惟以总督大员驻扎厦门,专办防堵事宜,已闻半年之久,乃一经逆夷突至,厦门登时失守,辄即退保同安、泉郡,庸懦无能 ……近阅历次奏报,无非虚词搪塞,全无实际,其现应如何设法攻剿之处,概未筹及,种种荒谬,实属辜恩溺职,颜伯焘著即行革任(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
浙江巡抚刘韵珂与颜伯焘意气相投,也是坚决主剿的,他抵浙后就指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颜伯焘奏折。)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赴浙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刘韵珂与林则徐的关系甚密,镇海、定海的防务,刘多询林的意见。道光于二十一年六月下令各省撤兵,刘韵珂竟然抗旨不撤防兵,并奏称: “臣自上年(二十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深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濠,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但是在定海、镇海相继陷落,裕谦投水的情况下,刘韵珂的攻剿信念开始动摇,他说: “伏查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 □逆乃直如破竹,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当奕经在浙东三路反攻失败后,刘韵珂便彻底打消了主剿的念头,上了有名的 “十可虑”(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刘韵珂奏折。)奏折,力主妥协,从主剿转到主抚。
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抵任后,查阅长江海口防务,认为“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因而断定: “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防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牛鉴奏折。) “设有夷船窥伺,臣必亲临督战,奋勇者破格优美,退缩者登时军法从事,以期将士用命,敌忾同仇,一洗向时怯懦之习”,(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牛鉴奏折。)战意明朗。但是吴淞开战,他先援后逃,言词为之一变: “讵料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道光五月初九日,牛鉴奏折。)随后,他公开上书道光,奏请议和,认为: “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道光六月初二日,牛鉴奏折。)
伊里布、耆英是鸦片战争后期和英人议和签约的头面人物。伊里布的情况上面已经叙及。下面让我们看看耆英的表现。定海失陷,道光二十年七月下旬,英船出现在奉天、复州洋面,耆英认为, “查该夷船胆敢潜入奉天洋面,恐其船只尚不止此数,若防范稍疏,难保不乘虚而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耆英奏折。)因此耆英挑选省城精壮官兵一千名,并先行带领四百名,携印亲往复州督防。八月初五日耆英驰抵复州,审度海口情形,酬拨官兵分驻防守,八月十一日上奏: “如该夷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断不容其肆意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耆英奏折)八月十六日又奏: “此次夷船业经张篷西驶,如再有潜来者,奴才等仍当设法诱引,若能得有数百名登陆入岛,奴才等率领官兵奋击痛剿,以振军威而彰国法 ……奴才等驻扎海口,每日操练官兵,讲求水师,惟期剿除□夷,以靖海疆”。(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广东重新燃起了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耆英向道光保证:英人 “倘敢分驾杉板小船蚁附登岸,先行督率官兵苏拉阿巴及乡勇等,枪箭齐发,痛加剿洗,如哨探夷船联樯北驶,势欲猖獗,即调集吉林官兵合力攻击,不难立制其命,总期一鼓歼除,以振国威而慑远服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英军攻下厦门,直取定海之时,耆英在奉天各旗甲兵内挑选千名以备陆路调拨,并义愤填膺地上奏: “查英夷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拴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耆英奏折)可是,当他调浙江后,见英军攻陷乍浦,兵势凶狠,一改以前主剿论调,认为清军 “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外别无良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耆英奏片。)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样: “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察该处情况,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示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 □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道光朝留中密折》,载《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耆英奏片。)
总之,英军再陷定海和清军反攻失败之后,清朝政府的部臣疆吏,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战场败北的督抚大员无不由痛言进剿变成高唱主抚,而这时的所谓 “抚”与道光一样,都是“战败求和”。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鸦片战争后期,从道光到地方督抚普遍言和,并不是由琦善等几个投降派的卖国立场所造成。历史的事实是,原来那些妄自尊大、痛言主剿的英雄,除杀身成仁者外,后期几乎都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们只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对外政策进行剖析,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说明。
本文摘引自: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兼谈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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