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古代陵墓的发展概况

作者&投稿:樊露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中国古代陵墓的空间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习用土葬。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地面无标志。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不少巨大的墓穴,有的距地表深达10余米,并有大量奴隶殉葬和车、马等随葬。周代陵墓集中在陕西省西安和河南省洛阳附近,尚未发现确切地点,陵制不详。战国时期陵墓开始形成巨大坟丘,设有固定陵区。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潼县,规模巨大,封土很高,围绕陵丘设内外二城及享殿、石刻、陪葬墓等。据记载,地下寝宫装饰华丽,随葬各种奇珍异宝,其建筑规模对后世陵墓影响很大。汉代帝王陵墓多于陵侧建城邑,称为陵邑。唐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一个高潮,有的陵墓因山而筑,气势雄伟。由于帝王谒陵的需要,在陵园内设立了祭享殿堂,称为上宫;同时陵外设置斋戒、驻跸用的下宫。陵区内置陪葬墓,安葬诸王、公主、嫔妃,乃至宰相、功臣、大将、命官。陵山前排列石人、石兽、阙楼等。北宋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七代帝陵都集中在河南省巩义市,规模小于唐陵。南宋建都临安,仍拟还都汴梁,故帝王灵柩暂厝绍兴,称攒宫。元代帝王死后,葬于漠北起辇谷,按蒙古族习俗,平地埋葬,不设陵丘及地面建筑,因此至今陵址难寻。明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另一高潮。明代太祖孝陵(见明孝陵)在江苏省南京,其余各帝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总称明十三陵。各陵都背山而建,在地面按轴线布置宝顶、方城、明楼、石五供、棂星门、祾恩殿、祾恩门等一组建筑,在整个陵区前设置总神道,建石象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等,造成肃穆庄严的气氛。清代陵墓,前期的永陵在辽宁新宾,福陵、昭陵在沈阳,其余陵墓建于河北遵化和易县,分别称为清东陵和清西陵。建筑布局和形制因袭明陵,建筑的雕饰风格更为华丽。
  空间布局和艺术构思 陵墓是建筑、雕刻、绘画、自然环境融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布局可概括为3种形式:①以陵山为主体的布局方式。以秦始皇陵为代表。其封土为覆斗状,周围建城垣,背衬骊山,轮廓简洁,气象巍峨,创造出纪念性气氛。②以神道贯串全局的轴线布局方式。这种布局重点强调正面神道。如唐代高宗乾陵,以山峰为陵山主体,前面布置阙门、石象生、碑刻、华表等组成神道。神道前再建阙楼。借神道上起伏、开合的空间变化,衬托陵墓建筑的宏伟气魄。③建筑群组的布局方式。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文献记载,秦汉时代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陵东已发掘出兵马俑坑3处,坑中兵马俑密布,完全是一队万马奔腾的军阵缩影。唐代陵园布局仿长安城,四面出门,门外立双阙。神路两侧布石人、石兽、石柱、番酋像等。
  用材和结构 陵墓墓室使用木、砖、石3种材料。因时代不同结构形式有变化。大型木椁墓室是殷代开始一直到西汉时期墓室的特点。早期为井傒式结构,即用大木纵横交搭构成。到西汉时又出现用大木枋密排构成的“黄肠题凑”形式,形成木构墓室的高潮,汉代一些王墓即属此制。砖筑墓室是墓室结构的重要形式,反映出早期砖结构技术的发展水平。砖筑墓室分为空心砖砌筑和型砖砌筑两类。空心砖墓室始于战国末期,型砖墓室约始于西汉中期,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应用渐广。墓室顶部结构有几种形式,方形墓室顶部为叠涩或拱券,长方形墓室顶部为筒拱等。例如南京南唐李昪钦陵墓室的前、中二室为砖砌墓室。石筑墓室多采用拱券结构,五代时期的前蜀王建墓的墓室是由多道半圆形拱券组成。宋陵墓室虽然是由石料构成,但顶部是由木梁承重,为木石混合结构。明清陵墓墓室全部用高级石料砌筑的拱券,与无梁殿相似。数室相互贯通,形成一组华丽的地下宫殿。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论中国古代墓葬文化发展历程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墓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地面文化的补充,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通过对墓葬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数千年璀灿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懂得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萌芽时代就已出现原始墓葬。山顶洞遗址中下层的深处及为死者的墓地,在墓地中发现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喝一些躯干骨,是两个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的遗骨。皆配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有赤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
该墓葬反应了原始社会的多重信息。其一:中国原始人类已能简单提炼利用矿产资源,而相比之下,西方大陆的矿产利用相对较晚。因此商周时期,中国矿产使用和利用水平高于其他世界各国是有原因的,起点不同而一定时期内发展势必存在差距。其二:红色赤铁矿象征着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粉,祈求给死者以新的生命,显然是原始灵魂不灭的观念的反应。因此,当时就已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崇拜。其三,死者随葬品中的农具反应原始时期人们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而装饰品反映出 这一时期人们的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工艺水平精湛,人类已有爱美的观念和对美的追求。而这些商品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见证,原始艺术的萌芽已经出现。
母系社族时期盛行对偶婚制度,对偶婚下的夫妻关系松弛,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反映在墓葬制度上则盛行单人葬和同性合葬,母子合葬,但没有一对年龄相仿的男女夫妻合葬和父子合葬,女子的配偶是其他氏族的男子,男子死后必须归葬本氏族,显示出其对母系氏族的血缘依附关系。
父系社会时期,墓葬出现了三大特点。一:婚姻形态的变化在埋葬方式上得到充分反映,与前一时期有显著不同。不但盛行单身葬,还出现了以男子为主的男女合葬、父子合葬。而且男女合葬墓中女子多成屈辱或侍奉男子的形态出现,反应妇女地位的下降和父系统治的确立。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个体混之下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二:父系氏族墓葬中,以猪头或其他牲畜随葬的风气很盛。在秦魏家和临夏大河庄墓地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十分普遍,表明牲畜成了个体家庭私有财产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三:在一些墓地里,骨架残缺不全,有的骨架上还带有箭头的,一般为青壮年,一些地方还出现利用废井、废坑埋人的现象,这些人很可能是战争中的战俘或地位低下的奴隶。反映了原始战争的发生和新阶级关系的萌芽发展。
奴隶制社会时期,墓葬分商墓和周墓两种。各具特色,反映了奴隶制社会时期两大王朝的经济发展状况。
商墓,墓葬中青铜器是重要代表,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的铁器等。青铜器被用于礼器、乐器、工具、兵器等。反映当时青铜器生产数目繁多,工艺精湛。相对应的,商朝是智慧的中国人已发明了一批地下开采、提升、装载的工具,在江西瑞昌县铜陵发掘的商周时期采铜遗址,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和露天采矿的遗迹,采矿景象均采用木支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木支护开采铜矿的实证。而且在最近发现的一些阴墟遗址中,出现了原始瓷器,证明早在商代中期我国就已奠定瓷
器生产基础。加之当时丝织品,工艺品(如编钟)的兴盛,足可见商代时我国手工业水品之高。
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之一。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后世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商代也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野蛮习俗,如人殉和人祭。
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掘的一个祭祀坑中,共有1178具用作人殉的遗骸年龄由六岁至80岁不等,数量惊人。可见人祭在商代普遍存在,且杀祭量巨大,表明商代还处于奴隶制不发达阶段,还无法合理利用生产力。且这一制度在秦国时期还有延续。
西周时期,出土墓葬表明,青铜器铸造依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但数量远远超过商代,而且类型与商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墓葬中各式瓷器的出土表明瓷器制作业在周有了突出的发展,安徽屯溪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
周墓重要特点在于是西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有利反应,并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棺木依身份而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九重棺,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二重。在埋葬的时间,方位等方面也依次而有身份地位的区别。西周盛行宗族的公共墓地制,目的有公墓,邦墓之分。前者为王侯墓地,后者为家族墓地。可见,葬礼的等级是现实社会等级制度的延续。而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瓦解,诸侯士大夫等僭越权利,提高身份地位也以墓葬规模为重要表现形式。如当时诸侯丧葬墓中使用九鼎。
出土的春秋战国后期墓葬中,人数众多且尸骨残缺不全,部分还带有兵器残骸,可见当时战事频繁,死伤无数。
封建时期墓葬有一典型代表——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因传为楚王马殷的墓地,故名马王堆。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的一大宝库。向我们珍贵的展示了汉及以前的珍贵历史资料。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更珍贵的是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襌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巧之高超,天工巧夺。根据马王堆出土的绒圈锦的结构分析,当时织造工艺上已经实用分租的提花束综装置和双经轴机械。由此可见,西汉不仅已使用提花机,而且提花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同时,汉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帛品。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帛书等珍品。丰富陪葬物足可反映出西汉手 工艺技艺的高度发达和西汉时期对死者的尊重。
由于中国墓葬包容了皇权、等级、亲情、为了后代繁昌、凝聚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呈现出它的多元特征,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为此, 我认为中国古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倒影,可以称之地下文物仓库、地下博物馆。如今,我们通过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墓葬、葬具、葬式等等的发掘和考查,不仅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氏族部落,各个朝代的埋葬习俗、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墓葬时代和人种学诸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对研究民族学、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建筑、医学、科技、习俗、宗教、对外交流等重大问题,找到极具价值的实物实证。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及意义之所在。也是中华古文化传承发展意义之所在。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13.7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


秦始皇的陵墓是谁发现的
是西安市临潼西杨村村民——杨志发发现的。1974年1月29日,在秦始皇陵坟丘东侧1.5公里处,当地农民杨志发打井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然后上报政府,政府又上报国家,国家派文物部门前来勘察。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经过钻研和发掘发现了离地面五米下的一座俑坑,这座俑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座俑坑里...

古代陵墓的封土形式有哪几种
封土是每座陵墓都必须有的,到现在很多农村地区还实施土葬,还会有小的封土堆存在。古代陵墓的封土形式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古代陵墓的封土形式,欢迎阅读!古代陵墓的封土形式 秦始皇陵是中国现存帝王陵墓中最大的,他的封土堆非常大,大到了考古学家都难以准确说出的地步。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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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也很可能利用了地下水位高的地理优势。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了大型的船棺葬,虽然墓地在很早很早以前就遭到了大规模盗掘,(元凶可能是秦国军队)但是由于地下水位过高,发墓者们担心塌方,挖了个V字形的深坑盗走了中间部分的船棺,这些船棺巧妙的躲在V字的两下侧,幸运的保存了下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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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陵墓,寺庙的布局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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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墓葬的特点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石室墓在中国开始出现。实际上,木构的宫殿和石室墓的建造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 西汉一代留给今天的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数不清的古墓,以及同样多的遗憾。 在陕西渭河的北岸,分布着9位西汉皇帝的陵墓,其他贵族墓葬一共500多座,它们中的很多都曾被盗墓贼光顾。 今天看...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帝王陵寝的不同
中国帝王陵寝的建制,按照时间顺序和先后传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 方上,(二) 以山为陵,(三) 宝城宝顶。方上,即在帝王地宫上部的地面上,以黄土层层夯筑,形成一个上小下大的 方锥体封土。这始自周代礼仪的建制,历经秦汉,到唐代终止。至今规模最大的 方上,就是秦始皇陵封土,它远看如同...

中国建筑发展史?
较之宋代更为成熟、合理。明清时期大事兴建帝王私家园林,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造园高潮。明清两代距今最近,许多建筑保留至今,如京城宫殿、园林,两朝的帝陵,江南的园林,遍及全国的佛教寺塔、道教宫观,及民间住居、城垣建筑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光辉华章。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建筑史 ...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陵寝形制的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
利榕消咳:[答案] 中国古代的陵寝制度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墓葬文化发展历程 -
利榕消咳: 刚开始在原始社会就有陪葬品 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像陶器什么的 商朝就有《礼记》规定丧葬制度,那时候是土木的 想汉朝的黄肠题凑 秦朝到宋朝一直是覆斗方上制 唐朝开始因山为陵式在明清就成为宝城宝鼎式 蒙古比较特殊 他们是把人埋掉就让马踏平 牵一只母骆驼和小骆驼当着母骆驼的面杀掉小骆驼 撒下草籽等草长得和周围一样就离开 祭祀时就牵着母骆驼它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祭拜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墓葬演变 -
利榕消咳: 汉代墓葬结构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陵墓的空间演变过程 -
利榕消咳:中国古代习用土葬.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地面无标志.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不少巨大的墓穴,有的距地表深达10余米,并有大量奴隶殉葬和车、马等随葬....

桑日县17099277880: 请教一下有关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基本知识 -
利榕消咳: 一般说,陵墓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地下,主要是安置棺柩的墓室;开始(约从商代到汉)用木椁室,随后出现砖石结构墓室,东汉以后成为主流.这种地下砖石构筑物,发展到后来,规模宏大,结构严密,真正成为“地下宫殿”.还有一类...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秦汉 -
利榕消咳: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陵墓起源可追溯到什么时候 -
利榕消咳: 发端起源时期(商至东周早期) 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晚期至秦代) 发展和完善时期(两汉) 衰微到逐步复兴时期(三国至隋代) 高度发展时期(唐代) 停滞时期(五代至元代) 全新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清)

桑日县17099277880: 中国古代陵墓雕塑的发展历史 -
利榕消咳: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 产品推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

桑日县17099277880: 陵墓建筑的意义是什么? -
利榕消咳: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为现代遗留下了极为可观的古代遗迹、遗物以及古籍资料.陵墓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中是数量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一类,其中蕴含了大量古代艺术珍品,同时陵墓建筑本身也是古代艺术和技术水平的综合表现.中国...

桑日县17099277880: 我国的墓葬文化从何时开始的?
利榕消咳: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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